论中国BIT条款的完善

中国加入ICSID公约之初,曾对公约第25条第4款的规定做出了保留,限制了中心对中国管辖权的范围。而自1998年开始,我国逐渐采取"全面同意式"——有关BITs概括同意"中心"仲裁庭的管辖权,且不对有关争端附加重要例外。从以往对中心管辖权的限制,到如今对中心管辖权的开放状态的转变固然与时代的变迁有关,但我国是一个处于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目前为止仍然是资本输入国,对外投资规模不大,这样的设置风险太大。分析中国现在的开放是否意味着中国已经撤回了其在ICSID公约的保留以及对我国BITs中争端解决条款提出完善的建议。

中美BIT谈判下负面清单问题探析

文章尝试在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背景下对外商投资负面清单进行探析。通过对比我国2017版负面清单与2004年后美国BIT及FTA近期缔约实践,得到在负面清单条款数量、具体条款内容,描述方式及分类方法等方面的差异,并尝试梳理原因。基于差异,文章结合别国负面清单设计实践,分别从负面清单整体及三个附件角度论述我国未来负面清单可能设计思路及走向,认为未来的负面清单应当以三个附件模式进行设计,与国际行业分类方式相对接,同时应梳理国内立法并出台《备案法》。

中欧投资协定升级对中欧贸易的影响——基于OFDI的中介效应分析

在中欧CAI谈判完成的背景下,文章概括了中国对欧盟OFDI及中欧贸易特征,总结了中欧BITs升级的政策背景及主要内容。基于2003—2019年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中国对欧盟OFDI的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中欧BITs升级对中欧贸易的影响。研究发现:中欧BITs升级产生贸易创造效应,中国对欧盟OFDI发挥完全中介作用,且中国对欧盟OFDI产生的进口贸易创造效应更强,这将有利于减少欧盟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中方应积极参与国际投资规则变革,加大投资开放力度,中欧双方需加快推进中欧CAI批约进程,力争推动该协定早日签署生效。

中美投资保护协定谈判中的“非排除措施”条款研究——以中国海外投资风险分析与安全保障为视角

中美投资保护协定(BIT)谈判中面临的"非排除措施"(NPM)问题,涉及中美双方在国家利益例外及投资风险承担方面的政策差异。正常情况下,东道国按照BIT的规定保护投资者利益,但一旦出现NPM条款中列明的特殊情况,东道国即可采取相关措施维护国家利益。由于NPM条款中涉及的目标抽象,因而容易产生滥用N PM条款的可能性。为确定NPM的适用条件,有必要对条款中的关键词加以解释,并确定相应的审查标准。对于中国是否应当接受美国式NPM条款以及如何制约该条款的滥用问题,本文将从NPM的功能和结构、条款解释、审查标准等方面分析NPM如何平衡国家利益和投资者利益,并结合中国海外投资风险防范与安全保障方面的考量,做出初步的结论。

中蒙双边投资协定的现实挑战与迭代升级

双边投资协定是国际投资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对外投资以及保护投资者利益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国和蒙古国于1991年签订了《关于鼓励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其内容较为简单和保守,对投资者的保护水平较低。随着当今世界经贸形势的发展变化,该协定已远远滞后于中蒙两国对外投资法律体系的发展现状,并不利于中蒙双方经贸关系的健康发展。2016年蒙古国与加拿大签订的《外国投资促进与保护协定》代表着蒙古国双边投资协定的最新进展和最高水平。中国与加拿大同为蒙古国的主要投资来源国,且大多投资于蒙古国的矿产资源领域。因此,中国应参照蒙加双边投资协定,积极启动与蒙古国的双边投资协定的更新谈判,力争签订具有较高保护水平的双边投资协定,促进中蒙经贸关系的健康发展以及中蒙俄经济走廊的有序建设。

论双边投资条约对国际投资法的发展:中国视角

双边投资条约已代替模糊的国际习惯法形式而成为当今国际投资法的最主要的法律形式,从中国视角对国际投资法由形式至内容的这场变革作出确切评估是非常必要的。双边投资条约是两大阵营在国际投资体制陷入僵局之后,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不约而同所选择的打破僵局的灵活方式,这一新的法律形式对国际投资保护法及国际投资自由化法律的发展各有不同。双边投资条约至今仍是以特别法形式存在的双边条约,从中并未产生确定的国际习惯法。

美国双边投资框架协议(2012)研究

美国2012年双边投资协定范本是目前美国双边投资谈判的依据。这一范本在2004年范本的基础上主要修改了4个方面的内容。以美国2012年双边投资协定范本为基础,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关注的重要问题聚焦了中美双方的主要利益分歧。该范本的公布,以及中方承诺采用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有望推动中美BIT谈判进入实质性阶段,这将影响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也对中国下一步的谈判有所启示。

中国自贸协定中的投资规则及潜在机遇

当前,国际投资协定主要采取双边投资协定(BIT)和自由贸易协定(FTA)两种形式。原本只为实现贸易自由化的自由贸易协定(协议),其谈判与签订的范围逐步扩大,几乎涵盖了经济合作的诸多方面,其中就包括投资自由化,因此也更为各国所关注。中国作为世界投资大国,庞大的经济体量和重要的政治地位使其无法亦不能游离于国际投资规则之外,而应积极参与第三代国际投资规则体系建设。在投资规则谈判和制定中,中国应在议题标准、外资待遇和投资保护、争端解决方面进行完善和优化,选择合适的自由贸易伙伴如"轴心国家"、周边国家、欧美大国等共同谈判协商,加快自贸协定投资规则的制度化建设进程,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投资。

国际投资仲裁中的东道国反请求问题研究

国际投资仲裁主要以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仲裁为主，投资者可以根据母国与东道国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向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ICSID）请求仲裁，或者根据UNCITRAL仲裁规则或其他仲裁规则进行临时仲裁。晚近投资者与东道国的仲裁实践中，部分东道国提出反请求，但或被仲裁庭以没有管辖权为由拒绝审理，或因反请求的理由不成立而无法起到应有的作用。实际上，《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议公约》、ICSID仲裁规则和UNCITRAL仲裁规则都允许东道国提起反请求，即原则上仲裁庭对反请求有管辖权。个案中，只要涉案的双边投资条约中的争端解决条款对“争议”（disputes）的定义足够宽泛，不局限于东道国义务，那么东道国便可能提起与原请求有一定联系的反请求。实体法层面，东道国反请求的法律基础可能是投资者违反相关的国际法、违反与投资相关的投资合同，或者违反在投资条约中明确提及的东道国国内法等。明确东道国反请求涉及的程序和实体问题，不仅可以为东道国在国际投资仲裁中行使应有的权利、维护本国根本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提供清晰的进路，还可以促进国际投资仲裁体制向更加中立、权威的方向发展。

双边投资协定与外商直接投资——基于信号模型的博弈分析

在Jan Peter Sasse(2011)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放宽其假设条件,利用不完全信息下的信号传递模型,对双边投资协定(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BIT)的信号效应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BIT作为东道国传递给投资者的信号,该信号有效的条件在于BIT遵守成本的差异,投资者因此有了区分不同类型东道国的依据.东道国之间的引资竞争关系,会不断升级BIT的版本与内容,直至投资环境较差东道国的遵守成本高至无法覆盖签订BIT所带来的投资收益,此时高标准BIT的二次信号有效.此外,在模型拓展分析的基础之上,试图解释了“为何当前高标准BIT已成为各国所关注的对象?以及投资环境越自由的东道国所签订的BIT标准为何越高?”等问题,这对于理解BIT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信号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思路.

新时期我国投资待遇发展之检视

21世纪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投资协定实践有了显著发展,其中投资待遇条款出现高标准趋势。我国双边投资协定(BIT)开始全面接受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管辖,但却没有诸如“逐案审批同意”“当地救济优先”“东道国法律适用”“重大安全例外”“审慎金融监管”等安全阀。阿根廷如潮官司尚在眼前,前车之鉴,我们必须结合国际投资仲裁实践,审视自己的投资待遇条款,指导以后签订的投资协定。

双边投资协定促进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吗——兼论对中美BIT谈判的启示

当前,双边投资协定(BIT)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备受国内外学者及各国政府的关注。文章选取2003～2016年与中国签订BIT的132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数据及中国双边投资协定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和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BIT的签订且生效对中国OFDI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BIT重新修订对中国OFDI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BIT签订和BIT文本质量可能会促进中国OFDI,但未能通过稳健性检验。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一方面要抓紧研究BIT条款设计的新趋势;另一方面,要继续全面深化改革与扩大对外开放,妥善处理中美贸易摩擦,促成中美BIT的签订与生效。

中美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基于美国双边投资协定范本(2004)的分析

中美双边投资协定将是2010年在北京进行的、两国第二轮战略与经济对话的主要关注点之一。通过分析比较中美双边投资协定可能给中国带来的收益与冲击,本文认为,如果在美国双边投资协定范本(2004)基础上达成该协定,不仅难以达到促进中美间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增长的目的,而且会使中国在外资准入限制与资金跨境流动管理方面面临巨大的风险。

中美双边投资协定税收条款比较及中国的策应

长期以来,国际投资争端中的涉税问题一直游离于国际投资条约框架下的投资争端解决程序之外,而多采用双重税收协定中的"政治性"解决程序。因此晚近BIT中,多奉行对税收问题的"特定例外条款"的规定模式,随着投资争端解决"去政治化"的趋势,一些国家逐渐将税收措施问题有限制地纳入到BIT中。美国是一直坚持将税收措施问题纳入双边投资协定的典型国家,也是双边投资协定中税收措施规定走得较为超前的国家。中国近年来的缔约实践逐渐向美式BIT税收条款靠近,这也成为中美BIT文本谈判的现实基础。但还需从规定模式、适用范围和前置程序三个方面协同推进中国BIT税收条款的发展。

双边投资协定质量与跨国企业海外经营绩效

本文以2011-2019年中国制造业跨国企业的554家海外子公司数据为样本,从投资便利化、投资保护和市场准入三个维度对双边投资协定的质量加以衡量,研究双边投资协定质量水平对跨国企业海外经营绩效的影响,结果显示:高质量的双边投资协定能通过降低跨国企业在东道国的不确定性程度来促进跨国企业海外经营绩效的提升;相比于市场准入和投资便利化而言,投资保护条款对跨国企业海外经营绩效的提升起到一定的主导性作用;进一步针对不同发展水平国家和不同所有制结构进行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双边投资协定的促进效应以及市场准入、投资保护和投资便利化的主导性效应存在明显差异性。

双边投资协定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鉴于已有研究缺少对双边投资协定之间差异性的考虑,文章首先尝试构建了中国双边投资协定异质性指数,然后基于2003~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数据,采用面板数据模型结合PSM (倾向得分匹配)方法从双边投资协定的整体异质性与具体条款的异质性角度去实证分析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国民待遇"水平较低的历史背景下,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更关注东道国是否提供较高标准的"公平公正待遇"和"最惠国待遇"水平。文章的研究结论为中国未来参与国际投资规则的谈判与构建提供了一定的经验思路与参考依据。

欧盟国际投资规则的冲突与中国策略

欧盟的国际投资规则在内部存在着欧盟成员的双边投资协定与欧盟法律之间的规则冲突,在外部存在着非欧盟国家与欧盟及欧盟成员之间的投资规则冲突。形成这些投资规则冲突的原因是欧盟为实现欧盟法律的自治性与独立性,需要重构与欧盟成员和国际投资仲裁制度之间的法律关系。以《里斯本条约》为代表的欧盟法律没能很好地界定欧盟在国际投资领域的专属权能,也没能明晰欧盟法律与欧盟成员之间的双边投资协定的关系,从而加剧了欧盟的投资规则冲突。中国在与欧盟的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中,需要对欧盟的国际投资规则冲突有清楚地认识,才能更好地厘清将来的《中国—欧盟双边投资协定》与之前的"中国—欧盟成员双边投资协定"(1)的关系,也才能更好地从欧盟投资规则冲突的角度,认识欧盟提出的"国际投资法庭体系"。

双边投资条约与特许协议中争议解决条款的效力冲突问题及解决

双边投资条约是调整国际投资关系的重要国际法手段，特许协议则是国际投资领域常用的一种投资模式。双边投资条约由国际公法调整，对条约义务的违背是一国的国际不法行为，将引起该国的国家责任；而特许协议则接受东道国国内法的调整，对特许协议的违反通常被认为应承担合同法下的违约责任。本文通过对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ICSID）近年来审理的三个案例及相关材料的分析，揭示了二者在争议解决条款上存在的冲突，并就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探讨。在此基础上就如何解决这种冲突以便利国际投资争端的解决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论《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规则特点与中国应对

CAI是国际经济深入发展的产物,是中欧双方共同意志的最大化成果,为国际经贸规则的转变指引方向。CAI对既往BITs进行较大程度的改造,表现在细化既往BITs中的规定,同时还引申其他国际文件作为东道国义务的来源。作为一类双边投资协定,CAI从规范东道国的管理行为出发,以促进投资自由化、规则明细化、建立含有“以人为本”理念的条款、调整贸易与投资活动和连结各双边经贸协定为特点。同时它以经济合作带动中欧双方在其他非经济领域开展合作,扩大双方的合作面和提高双方的合作深度,为中欧双方的经济合作描绘蓝图。虽然CAI的生效受到多方面的影响而遇阻,但是中国不会因此停下经济改革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