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类鸣声行为对其物种分化和新种形成影响

鸟声和鸟类的形态特征一样 ,具有物种的特异性 ,在鸟类分类和野外识别方面是有意义的。从生物种的基本概念出发 ,新种的形成有赖于两个亲缘种群间不能相互婚配和繁殖隔离的产生。鸟类主要的有关特征是在配对形成过程中的听觉和视觉特征。如果出现鸣声特征的差异 ,而且这种差异已经超出了种间“语言通讯”的变化范围 ,那么它就有可能与群内其它异性无法配对 ,从而被排除到该种群或种的范围之外。然而鸣禽的鸣唱有时在不同种群间变化很大 ,而在同一种群内比较稳定 ,从而形成种群的方言。在方言种群之间 ,如果长期隔离 ,就会在种群之间形成障碍乃至遗传上的隔离 ,从而使种群间失去了相互配偶的机会。新的亚种或种可能由此形成。文章最后假设出了基于鸣声行为的鸟类新种形成机理图解。

芦鹀种群中的文化、遗传和形态进化的同时比较(英文)

我们比较了芦 (Emberizaschoeniclus)两个亚种组 ,即北部的薄喙亚种组和南部的厚喙亚种组的 10个种群中的文化、遗传和形态变异。使用了四个不同的变异标记物 ,其中两个用来测量文化分化 ,一个用来测量遗传分化 ,即微卫星等位基因的频次 ,一个用来测量种群的形态分化 ,即喙的高度。将遗传分化作为进化时间的尺度 ,我们计算了亚种组间和组内分化指标与所估计的进化率之间的相关性 ,发现只有文化定量指标和遗传分化与种群的形态分化相关 ,而两个文化分化指标之间没有关系 ,文化分化与遗传分化之间也没有关系。使用文化 -定量分化指标 ,发现亚种组间的文化进化率高于亚种内的文化进化率 ,提示鸣唱在防止杂交方面只有微弱的、也许是次要的作用。鸣唱定量特征的变异与微卫星频次相同 ,实际上在自然界中更可能是遗传决定的 ,这可以解释由于分析两个文化变异指标所得出的结果的不一致性。鸣唱的声学特性可能由于栖息地的差异或形态上的限制而发生了演变 ,而文化传播单位 (Me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