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阐释与路径选择: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的非犯罪化思考

社会结构的变化影响社会政策的制定,刑事立法中体现政策烙印的罪名也因社会政策的变化而变化。纵观我国历次刑法修正案的出台,都是以犯罪化为主题。2021年《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修订,“三孩”政策的落地为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的非犯罪化思考提供了契机。当下,人口政策的理念已由限制生育转变为鼓励生育,《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修改缩小了本罪的适用空间,司法适用率低下是本罪应当非犯罪化的现实动因。社会危害性理论和刑法的谦抑经济性要求为本罪的非犯罪化提供了理论依据。从立法上实现非犯罪化是理想的路径,但在立法未作改变之前,司法上的非犯罪化是可行的现实路径。

论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的主体及其立法完善

关于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的主体问题,刑法理论界一直存在争议。我们认为,刑法设置 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防范和打击各类严重破坏国家计划生育立法、危害妇女生 命健康的犯罪行为。以此为基点,对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的主体,我们应当做宽泛的理解。我国现 行刑法对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主体的规定存在着明显缺陷,在今后我国的刑事立法过程中,应考虑 修改刑法对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的规定。

地方政治与权利创造——美国康涅狄格州节育法引发的社会政治斗争

1879年,康涅狄格州议会在道德立法风潮的影响下通过了一项法律,禁止使用节育用品、传播相关信息。而1920年之后,节育逐渐为多数美国民众所接受。康涅狄格州节育组织为废除或修订节育法,发起了长期的政治斗争。支持节育的社会组织、新教人士和医学群体与反对节育的地方天主教会、保守人士在听证会和议会上展开交锋。立法斗争多次失败之后,节育组织转而创办诊所,引发数起诉讼,提出多种权利主张,最终通过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取得胜利。这场节育法引发的争论,体现了地方议会与主流民意、地方政治与联邦法院的互动与博弈,揭示了利益群体参与社会政治活动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