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育服务补助制度:理论逻辑与可行性分析

儿童照顾服务具有公共产品属性和社会投资属性,儿童照顾的责任和成本应当由家庭和国家共同承担。在家庭照顾资源减少、托育服务供给有限、养育成本高企的背景下,国家应当建立托育服务补助制度,以降低家庭照顾儿童的成本,并增加有效需求以促进社会化托育服务发展。通过建立适合于全国和各地的估算模型,基于对未来0~2岁婴幼儿人口的预测和适度补助标准,估算2024—2035年托育服务补助制度的财政资金规模发现,这项制度的财务成本可以承受。为此,建议政府积极创造条件尽快实行这项制度,同时健全人口动态监测系统,采用多种补助形式,实行托育服务补助申请制,加强补助资金监管和引导。

住房价格与养老保障水平对人口出生率的影响——基于2019~2023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目的:基于孩子成本——效益理论,分析住房价格与养老保障水平对人口出生率的影响,为提高我国生育水平,推动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优化人口结构提出对策建议。方法:利用2019年~2023年31个省的宏观数据,采用房价收入比和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作为住房价格和养老保障水平的衡量指标,通过面板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考察住房价格与养老保障水平对人口出生率的影响。结果:基准回归结果表明,作为生育成本的房价收入比(β=-0.201,P<0.001)和作为生育保障收益替代的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β=-11.832,P<0.001)对人口出生率都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加入双向固定效应后的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异质性回归结果表明,住房价格与养老保障对人口出生率的影响会因城镇化率和养老金发放标准的不同存在差异。结论:我国应当通过调控房价收入比、改革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加强正确婚恋观和家庭观引导以及均衡教育与医疗资源等措施,增大生育收益与成本之差,提高生育意愿和人口出生率。

东亚地区人口结构转变中独特的低生育模式及成因

东亚地区的各主要经济体都经历了从高生育水平到远低于更替水平的深刻转变,这使东亚地区成为世界生育“洼地”。中国在生育问题上有其自身独特的发展路径,但与东亚其他经济体一样受相同传统文化的深远影响,同样面临低生育率的挑战。因此,探索传统文化背景下东亚地区生育率的变化趋势、原因及其潜在机制,可以为理解和解决中国的低生育问题提供重要视角。论文围绕非婚生育、婚育年龄、孩次结构、生育偏好等方面分析东亚社会向超低生育水平趋同的独特生育模式,在此基础上探讨影响该地区低生育模式的直接因素,并进一步探究传统文化和社会因素影响东亚社会生育意愿的深层原因。在生育模式方面,东亚地区呈现非婚生育比例低、初婚初育年龄推迟、孩次递进比降低、终身未婚率增加、生育的男孩偏好等特点。这种独特的生育模式是其他地区普遍因素与该地区特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直接原因方面剖析,“压缩现代性”刺激了东亚社会结构和家庭结构的转型,教育扩张促使女性经济地位和婚育观念发生改变,而经济不确定性和高昂的生育成本约束着婚姻和生育的选择;从深层原因方面探究,以家庭主义、集体主义和精英主义为核心的儒家价值观和社会规范不仅形塑性别角色、家庭分工、代际关系和生育偏好,影响家庭的教育理念和育儿的心理成本,也对政策干预的有效性形成制约。东亚地区持续的低生育率和独特的生育模式表明儒家文化对生育模式的影响并非单一的,随着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变迁,儒家文化对生育率的影响也在不断演变和调整,这对未来生育政策的导向提供了启示。东亚地区应重视其独特的文化制约因素,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尊重并融入儒家文化价值,围绕促进家庭和谐与代际互助,推动生育政策与传统价值观变化的有机协调,使政策措施与深植于社会中的传统文化期望和行为模式相适应,从而提高政策的文化敏感性和社会影响力,促进东亚社会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住宅房产税对人口出生率的影响研究——基于纠偏合成控制法的实证检验

建立健全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是破解我国低人口出生率难题的关键所在。本文从住宅房产税的视角出发,以2011年沪渝两改革试点为研究对象,应用纠偏合成控制法实证分析了住宅房产税对人口出生率的政策效应,为推进房产税改革与立法工作提供了有益启示。结果表明:上海住宅房产税对人口出生率存在明显的抑制效应,且该效应在时间上表现出持续性;重庆住宅房产税对人口出生率存在显著的促进效应,该效应随时间出现边际递减,最终达到相对稳定的趋势;沪渝两种模式住宅房产税对人口出生率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主要是由实施细则的差异引起的。基于以上结论,建议在推进房产税立法时,应充分考虑地区间的差异性,实施激励人口生育的住宅房产税政策,同时住宅房产税要与其他政策配合使用,以丰富人口生育支持政策体系。

孕早期胎儿结构畸形超声筛查的卫生经济学评价

目的通过成本-效用分析,评价孕早期行胎儿结构畸形超声筛查相比于孕中期行胎儿结构畸形超声筛查的经济性,为临床路径优化提供循证依据。方法从全社会角度出发,构建决策树模型,模拟孕妇于孕早期行胎儿结构畸形超声筛查(干预组)与于孕中期行胎儿结构畸形超声筛查(对照组)2种不同产前筛查方案的临床选择及转归路径,评估2组不同路径下的成本-效用情况。模型模拟时长为18周,临床转移概率和成本参数来源于深圳市南山区妇幼保健院数据,效用数据来源于已公开发表的文献。结果指标包括成本、质量调整生命年(qualityadjusted life years,QALYs)和增量成本-效果比(incremental cost-effectiveness ratio,ICER)。通过敏感性分析评估模型结果的稳健性。结果相比对照组,干预组可减少不必要的妊娠发生,以更少的总成本投入获得更多的QALYs,ICER为−161732.68元/QALY,具有绝对成本效果优势。概率敏感性分析表明基础分析结果具有稳健性,干预组具有成本效果的概率为94.60%。结论在全社会角度下,于孕早期进行胎儿结构畸形筛查相比于孕中期具有绝对的经济学优势。

多维相对贫困视角下的女性生育代价--来自CFPS数据的经验证据

面对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现实问题与人口结构亟待优化的迫切需要,国家进行了生育政策调整的实践,但生育率却依旧低迷,生育代价是微观经济理论阐释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为了理解和量化这一概念,弥补既有研究在非劳动就业方面关注度欠缺的不足,从多维相对贫困视角出发,利用生育行为对女性多维相对贫困程度和状态的冲击作为识别框架,对女性的生育代价进行更为综合的定量估计。研究表明:第一,女性单维贫困发生率较高的指标依次是家庭赋权、就业剥夺和家务工作;第二,生育行为将导致女性多维相对贫困剥夺总得分增加0.031,使其陷入多维相对贫困的几率比增加83.1%;第三,在具备不同教育程度、户籍和家庭生产活动特征的个体间生育代价具有异质性。本研究为理解女性生育代价提供了新的视角,可以为完善生育配套政策、设计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提供参考。

中国农村家庭生育二孩的成本核算及分摊机制研究——基于川渝两地的实地调研

2016年国家基于延缓老龄化速度、确保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考虑,放开了全面二孩政策,至今已有2年。为进一步助力"全面二孩",破解中国农村家庭"想生又不敢生"的困局,通过对人口密集地区川渝两地农村家庭生育成本的实证研究,从基本情况、纵向和横向三个维度来明确农村家庭基本情况与育有孩子数量的内部关系,并基于不同阶段同一类别成本的增减变化和同一阶段不同类别成本之间的占比情况,以此得到:在有两个及以上孩子的以纯农业为收入来源的家庭更容易让孩子失学;生存、教育、医疗和其他成本最需要分摊的时期分别出现在婴儿阶段、小学和大学阶段、高中阶段以及婚恋阶段等结论。通过对这些阶段各类型成本的重点分摊,有效激励农村家庭的生育意愿,并为全面二孩政策在农村地区的落实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剖宫产术手术室护理成本核算

目的探讨剖宫产手术配合的护理成本核算方法,找出与目前医疗服务价格的差距。方法根据项目综合评估和核算方法,核算剖宫产手术配合的护理成本。结果剖宫产手术配合的护理成本为307.79元。结论全面客观的核算了剖宫产手术的护理成本,为制定相应合理的护理服务价格,为护理服务的价值提供了准确的依据,为今后单病种服务收费提供依据。

祖辈照料支持对育龄妇女二孩生育间隔的影响

在实行全面二孩、全面三孩的政策背景下,我国生育水平却持续下降。女性生育间隔扩大,是造成我国近年来生育率降低的重要原因之一。探明造成生育间隔扩大的影响机制,是理解我国近年来低生育率的关键。在此背景下,对祖辈提供照料支持能否显著缩短二孩生育间隔,以及祖辈照料对二孩生育间隔的影响机制进行研究,以期寻找阻碍和推迟二孩生育的原因,为制定生育友好型政策提供决策依据。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使用Cox回归模型验证了祖辈照料支持对育龄女性二孩生育间隔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Cox回归结果显示:祖辈提供照料支持能降低女性生育二孩所需承担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并缓解工作与家庭冲突,进而显著缩短女性二孩生育间隔。城市身份、受教育程度和工作占用时长起正向调节作用,祖辈照料支持对城市女性、受教育程度更高和工作占用时间更长的女性二孩生育间隔影响更大。这是因为城市女性生育直接经济成本更高,受教育程度高女性间接生育成本更高,工作占用时间越长的女性工作与家庭冲突越强,祖辈照料支持对这些女性生育时间决策发挥更大影响。建议充分认识家庭中祖辈提供照料支持对生育的促进作用,针对二孩生育家庭提供经济补贴;优化照料服务市场,提供更多公共托幼服务,延长产假和育儿假满足家庭照料需求;降低女性就业歧视和母职惩罚,以支持女性生育二孩及多孩。

人口新政下的计划生育工作转型

我国计划生育工作要实现转型,需要转变思想观念,以人为本,尊重个人生育权,肯定生育的积极意义,建立正确的生育价值观并将主要的计划生育工作目标从传统的控制人口转变为促进人人享有生殖健康。政府需要及时修整计划生育相关法律法规,逐步放宽生育政策,做到立法尊重民意、保障人权,赋予地方生育立法上更多自主权。此外,政府需要及时精简计划生育工作机构,促进相关工作人员分流转型,合理节约成本,有效利用经费,提高工作质量并简政放权,充分发挥承担计划生育工作的非政府组织的作用,而非政府组织也需要适应新环境,满足群众计划生育与生殖健康需求,维护群众生育权利,实现独立性、专业性和公益性。

全面二孩时代二孩生育的阶层差异研究

已有研究从数据上证实经济条件是影响二孩生育的关键要素,本文在此基础上从阶层差异的视角切入,运用质性研究方法对不同经济地位家庭的生育意愿及其实践进行深入研究。在现代生育观念占主导的地区,布迪厄在《区分》中所述的生育阶层差异现象对于当下中国的生育研究很有启发。笔者在2013—2015年期间有针对性地选取上海、江苏、山东、江西、福建、广东六省市的40个城乡家庭进行深入访谈,研究发现二孩生育实践并非与生育政策的开放保持一致,上层直截了当地生育二孩,中层的二孩生育意愿较为强烈且实践可能性较大,而下层放弃二孩生育的可能性最大。消费社会下的抚育成本急剧攀升、社会向上流动的渠道狭窄和生育惯性的影响从不同侧面解释了这种生育行为阶层差异的形成机制。

论生育控制个人成本的社会补偿: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生育控制成本的社会补偿是我国目前而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现实问题。本文将以两种不同性质生育率下降条件下的家庭效用函数为分析的逻辑基础，建立生育控制成本估算及其补偿模型。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我国的生育控制成本的补偿机制、补偿内容和补偿方式等。

以色列判例法上的“错误出生”诉讼——以国最高法院“哈默案”判决述评

本文从比较法的角度,对以色列最高法院"哈默案"判决及其论证进行了述评,旨在供我国法院相关判案借鉴:从过失侵权的因果关系、损害名目、损害计算、侵害自主决定等构成要件展开;废弃"错误生命"诉因而认可"错误出生"诉因;得出"错误出生"纠纷属过失侵权案件的判论——孩子成年前的额外费用、成年后的额外和一般费用以及纯粹精神损害,可得到赔偿;对自主决定的侵害系独立诉因,得单独主张,亦可与前述损害合并主张。

家庭抚育成本与宏观就业市场对人口出生率的调节模式

人口出生率是评价人口发展速度的重要指标,文章针对十二五期间经济启暖过程中的人口出生率上扬现象,选取改革开放后的时间序列数据,构建人口出生率与家庭抚育成本之间的转移函数模型。旨在针对出生率的变革历程进行事后模拟与动态预测,对抚育成本类的影响因素加以归纳和辨识。转移函数模型结论证明:十一五期间出现的出生率短暂上扬并不能得以长期持续,家庭抚育成本的持续攀高仅会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生育意愿产生微弱的负向影响,而经济启暖带动就业市场的逐步活跃对出生率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使中国人口出生率再度回归80年代以来的现代人口再生产转变进程。

广东省26家三甲医院新生儿科超未成熟儿与超低出生体重儿的住院费用分析

目的探讨广东省新生儿科出院的超未成熟儿(extremely preterm infants,EPI)与超低出生体重儿(extremely low birth weight infants,ELBWI)的住院费用情况及其影响因素。方法收集广东省26家三甲医院新生儿科于2013-2017年出院的EPI与ELBWI的住院情况和住院费用,并按救治结局、出生胎龄、出生体质量、出院年份、出院地区和医院类型等进行分组,分别计算和比较各组的住院天数、日均住院费用和住院总费用。结果共2392例EPI与ELBWI进入分析,整体患儿的中位住院天数为52(4,73)d,中位日均住院费用为2060(1441,3404)元,中位住院总费用为78044(20176,134440)元。死亡/转院组(n=1117)与存活/非转院组(n=1275)比较,存活/非转院组的中位住院天数和中位住院总费用均大于死亡/转院组(Z=-35.600、-29.394,均P<0.001),但中位日均住院费用低于死亡/转院组(Z=-24.511,P<0.001)。在存活/非转院组中,中位日均住院费用、中位住院总费用与出院年份呈正相关(r=0.302、0.259,均P<0.001),各年的中位住院总费用分别相当于当年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56、3.74、4.11、4.10和4.05倍;中位住院天数、中位住院总费用分别与出生胎龄、出生体质量呈负相关(均P<0.001),中位日均住院费用仅与出生胎龄呈负相关(P<0.001);中位日均住院费用、中位住院总费用与出院医院所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r=0.356、0.392,均P<0.001);综合性医院的中位日均住院费用、中位住院总费用均低于专科医院(Z=-2.230、-3.373,P=0.026、P<0.001)。结论EPI与ELBWI的救治费用与救治结局、出生胎龄、出生体质量、出院年份、出院地区、医院类型等因素相关。

丈夫育儿是否影响家庭生育决策?--来自CFPS的证据

在生育政策逐步放开的背景下,如何切实提高中国生育率?降低女性抚育成本至关重要。本文利用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Logit模型探究了家庭内部夫妻双方分工对家庭二孩生育决策的影响。在考虑了中国祖辈与核心家庭互动较多的情况下,本文揭示出丈夫参与育儿通过降低女性面临的抚育成本,可以显著提高家庭生育二孩的概率,且这一影响对高学历女性、有工作女性和城市女性更为明显。因此,为提高生育率,在全面放开二孩政策、进一步实施三孩生育政策的同时,应当顺应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十四五”规划建议,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落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课后延时服务,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统筹考虑,才能真正提升生育率,实现政策目标,最终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可持续发展,缓解老龄化问题。

我国儿童直接养育成本的地区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2016年中国家庭发展追踪调查数据,分析我国0~5周岁儿童养育成本中直接成本状况及地区差异,探究不同地区儿童直接养育成本占家庭总支出的比例及其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2015年全年,所调查的家庭0~5周岁儿童平均直接养育成本为15187.5元,其中,食品支出、分娩支出和托幼费用是最重要的3项,合计占比高达63.5%。儿童直接养育成本占家庭总支出比重为31.8%,虽然不同地区之间儿童直接养育成本差异显著,但其占家庭总支出比重大致相同。此外,儿童性别、年龄、是否为独生子女、家庭居住地、父母外出情况和家庭年收入均是直接养育成本占家庭总支出比重的重要影响因素,但不同地区之间影响因素存在差异,影响程度也不尽相同。针对研究结果,从各地政府、社会机构和家庭不同层面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路面基层冷再生试验段质量与成本控制

结合工程概况,对原旧路面状况进行了调查,并做了一定的施工准备工作,从掺加材料用量的计算、预布材料、拌和、整平及碾压、成本分析等方面对路面基层冷再生试验段的施工质量与成本控制进行了分析介绍,同时展望了就地冷再生技术的发展前景,具有推广意义。

三孩政策的动因和效应分析

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三个孩子的政策是对我国生育率持续走低、育龄妇女数量减少、育龄人群生育意愿不高、少子化和老龄化问题加剧的积极回应。要落实三孩政策并彰显其实际效应,应针对不同人群配以不同的支持政策。一方面以生育辅助技术和生育经济支持帮助有生育意愿但没有生育能力的人群,另一方面应切实保障妇女生育和就业权利,改善住房、医疗条件,保障儿童福利;推进教育公平,减轻人们因生育带来的生活压力,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三孩政策的实施在短期内会增加我国出生人口数量,拉动相关领域消费和行业发展,也会增加家庭养育负担和医疗需求;长远来看,三孩政策可以缓解未来的劳动力短缺、老龄化加剧等问题,促进我国人口均衡发展,有利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国防安全。应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出台落实保障三孩生育的福利政策,并宣传积极婚恋观,营造生育友好氛围。

英国上议院对错误怀孕(出生)诉讼的基本立场——麦克法兰诉泰赛德卫生委员会案

在错误怀孕(出生)诉讼中应区分两类诉求:一称母亲诉求,一称父母诉求。就母亲因计划外妊娠分娩所生的痛苦和创伤,上议院以四比一的多数认为应予赔偿抚慰金;妊娠分娩带来的医疗费用、误工损失等也得到一定支持。计划外孩子的抚养费用性质为纯粹经济损失,上议院以全体一致的意见否定此等赔偿请求。倘计划外的孩子为残疾,是否得请求赔偿因残疾而生的特殊抚养费用,上议院未予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