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实基础上的表现主义观——从指导与创作之间的错位看鲁迅的木刻艺术观

作为中国早期木刻的精神导师,鲁迅对于木刻青年的指导强调写实与素描,但木刻家们的创作却倾向于表现风格。这与作为译介者的鲁迅不无关系:他编选出版的版画集以表现主义风格为主,对木刻家形成了潜在的影响。鲁迅强调写实是出于科学、民主、启蒙等功利目的,而他本心却对富于主观意志与激情的表现主义美术称心喜欢。但他对表现主义的赞赏是有限度的,这便是具有一定的写实基础,而对于完全脱离了客观物象、任意解构的艺术,他则坚决反对。因此,鲁迅关于木刻的艺术观可说是基于写实的表现主义,内在的是革命现实主义的精神内核。受他指导的中国早期木刻,一方面吸取了珂勒惠支、苏联版画的现实主义精神,另一方面汲取了其中的表现性技法、语言及西欧现代派艺术的营养,在思想内涵的深化和艺术本体意识的增强中进行着相对独立的艺术表达,创作出中国现代艺术史上独特的绘画样式。

救亡的画:抗战时期桂林木刻与漫画结合的创新发展

抗战时期,为响应抵御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正义之战,桂林木刻、漫画这两种艺术形式走在了文化抗战的最前列。为了克服战时漫画材料与印刷的困难,更好发挥漫画的抗战宣传作用,木刻、漫画工作者一是进行创新性思考,将木刻与漫画结合,创造了一个新的艺术样式——“漫画木刻”;二是进行大胆实践探索,完善二者的融合,使其不断发展;三是在解决战时漫画材料匮乏和印刷传播受阻的难题之后,“漫画木刻”传播得到快速发展;四是在融合创新与发展中实现了木刻与漫画的强强联合,彰显各自优势,弥补彼此不足,使“漫画木刻”这一创新性艺术形式在围绕抗战主题创作、聚焦现实题材以及抗战宣传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理水》怪诞书写的“木刻感”——论鲁迅对珂勒惠支木刻艺术的审美选择

在“文章为美术之一”的文艺观指导下,鲁迅在《故事新编》的创作过程中受到珂勒惠支木刻艺术怪诞风格的影响。在鲁迅的图像认知艺术观的生成途中,“语—图”处于关联阶段,图像媒介与文字媒介的交互行为表现为怪诞书写的“木刻感”,此种美学指向在《理水》中有集中且突出的表现。内生的怪诞审美贯穿于《理水》的人物形象、场域、情节、体裁的艺术建构中。《理水》文本暗含鲁迅因个人追求与社会现实的矛盾而形成的“负重者”人格,是对其“肩住黑暗的闸门”之精神形象的隐喻,沉郁苦闷的艺术特质对应着此一时期鲁迅思想观念与艺术观念矛盾变化的内在统一。

抗战时期陕西《国风日报》副刊《木刻前哨》的抗战动员

抗战时期陕西西安民间进步报纸《国风日报》的副刊《木刻前哨》会聚了一批早期左翼木刻家,他们通过木刻艺术的方式进行抗战动员。《木刻前哨》是陕西刊发木刻作品的唯一报纸副刊,构成了《国风日报》不同于同期其他报刊的别样风采。它发挥了在陕西国统区普及木刻艺术、传播木刻技巧、重识木刻时代使命的作用,其刊发的木刻作品主要集中在对日寇侵略暴行的刻画,以图像形式实现对民众的情感动员。同时,通过刻画中国军民英勇抗战的历史场景,激发民众抗战必胜的信心。这些木刻具有较强的战斗性、象征性和写实性等特征。

若隐若现的“门槛”:早期新兴木刻运动背后的经济与人际

在以救亡图存为主旋律的1930年代,鲁迅曾为革命考虑而大力提倡木刻画。由此以后,新兴木刻运动在鲁迅的指导和影响下逐渐成长壮大。当时围绕木刻创作最重要的一个关键词即成本低廉。相对于其他画种,木刻被认为是一种经济门槛较低的艺术,尤其适合经济不宽裕的艺术青年。就狭义的木刻创作而言,木刻确实无需过高的经济投入,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学习木刻方面不存在资源壁垒;而且对一个亟待走向社会和大众的、广义的木刻创作即“木刻运动”而言,其所需的起步成本则非同寻常。木刻青年的筹款活动、工具及画集的采买、画室的经营,以及鲁迅对木刻集的精印出版、对木刻团体的慷慨资助等细小侧面,可以反映出木刻运动初期一些在以往研究中不易被注意到的具体物质问题,这些细节可以为考察木刻运动的现场提供若干新视角与线索。

柏林藏吐鲁番多语种二十一度母文本与版画残片再探——兼论元代多民族文化的交融

文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藏文文献,对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藏吐鲁番出土的TibHT 107号(T II D 19和T II D 20)梵藏回鹘文多语种《二十一度母礼赞经》文本和版画残片进行了再次研究。结果显示,其中的藏文赞词来源于《甘珠尔》同名经典,其中T II D 19号残片中的藏文为第六位度母释梵火天母的赞词,T II D 20号残片中的藏文为第五位度母怛啰吽字母的赞词。吐鲁番版上图下文的版式受到内地唐末以来传统的影响;经与文献比对,版画中度母的造型按日护传规的样式创作而成,绘画风格体现出浓郁的元代宫廷藏传艺术特点;多语种文本和版画综合特征显示,吐鲁番版极有可能来自元朝首都北京或按其刻本仿制而成。该残片为元代多民族文化交融的具体结晶。

《诗创造》中木刻图像的“民主诗学”想象

诗人曹辛之主编的刊物《诗创造》在四十年代后期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对民主的追求中,《诗创造》对诗歌未来的发展方向展开了探索,要更为准确地把握刊物及编者的观念,必须回到历史材料中关注被忽略的副文本。《诗创造》的“民主诗学”观念通过木刻作品得以表现,它坚持人本主义,以“创造性”的劳动者木刻表现对文艺个性真实的追求,进而表现“美、爱与自由”的理想,期待以美的文艺重塑国民灵魂。区别于唯美主义者,具有宗教色彩的木刻表现了《诗创造》对现实生命的关怀,在“为人生”传统的影响下,《诗创造》收录了具有民间风味的木刻与诗歌,以求“人的文学”与“人民文学”的综合,实现“不同中求和谐”的民主诗学理想。

“以人民为中心”理念的展现:延安木刻在国统区的传播与积极影响

延安时期,延安木刻具有“行远及众”的特征,通过美术展览会、报刊和书籍等方式在国统区有广泛传播。其所刻画的党领导解放区军民合作坚持抗战的英勇斗争、民主政权建设、大生产运动与经济建设、文化卫生宣传、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等,获得了国统区民众的关注和认可。这些作品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使延安获得了“打开民主路,敲响自由钟”“全民政治之模范”的赞誉。

浅析综合材料媒介在中国当代木刻版画创作中的运用

木刻版画起源于中国,其与雕版印刷术的发展相辅相成,是承载着文化传播和教化的重要工具,而后独立发展自由,寻找自身艺术性,打破复制再现原稿的规律并追求转向创造艺术的偶然性。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木刻版画艺术逐渐走向边缘化,为改变这一局面必须突破传统木刻版画材料和媒介的局限,尝试以综合媒介拓宽木刻版画创作的更多可能。通过中国当代木刻版画与综合材料媒介的融合展开,讨论了木刻版画在中国的更多可能。

木刻版画在包装印刷中的技艺体现

木刻版画具有完整的美学体系,将其应用在包装设计印刷中有着深远的影响和传承意义。通过设计语言将木刻版画的技艺融合于包装工艺,进而提升消费者的购买力,从审美上提高消费者的艺术鉴赏力。通过木刻版画的传播方式和多元化设计手法,可以将传统文化广泛发扬,树立木刻版画风格的特色品牌形象,创建特色实施路径,并实现其文化价值和经济效益。

凤翔木版年画吉祥元素在丝巾设计中的应用

为探究凤翔木版年画吉祥元素在新媒体场域下的可塑性、延展性与创新性,解决凤翔木版年画中吉祥纹样在现代设计中直接使用时受限的问题,通过文献资料法、色彩采集法、计算机辅助设计法对凤翔木版年画中吉祥元素的纹样因子、色彩因子和情感因子进行提取,生成年画基本纹样库和年画色值参考库,引入形状文法生成性规则和衍生性规则,制定客观约束条件并展开形态设计推演,生成大量具有凤翔木版年画元素的设计方案并将其应用于现代丝巾设计。将凤翔木版年画的纹样和色彩与现代设计方法相结合,不仅为传统图案的传承延续提出了新的途径,也为其他类别年画的图案创新提供了参考。

凤翔木版年画的数字动画设计研究

探索新时代背景下,新媒体技术如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有效的继承和发展,使传统凤翔木版年画“年轻化”从而更能融入现代大众生活。文章立足于陕西凤翔木版年画的历史传承,从年画本身的形式语言、剧本改编、叙事模式以及角色造型、色彩的视觉风格设计等多个角度,着力探讨木版年画与动画融合的技术细节。制作一部以凤翔木版年画为创作题材的二维动画短片。通过最终动画的呈现效果得出,这种将木版年画与动画结合的方式能够为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带来新的生机,成为一种“现代化”的传播方式。

“成了当今阿Q的标准造像”——论赵延年的《阿Q正传》木刻连环画

赵延年作为中国版画界的一座高峰,永远值得被敬仰和被研究。赵延年的《阿Q正传》木刻连环画是中国版画发展史上不可多得的精品。他精心为阿Q等人物造像,循着小说文本阿Q命运线索构想情节,形象地再现了鲁迅小说所关注的国民性弱点。在光与影、远与近、虚与实等方面,赵延年呈现出其解读文本的精益求精。在其重刻的11幅版画中,通过人物位置、画幅结构、人物拉近的更改,赵延年努力更准确地艺术再现鲁迅小说的思想和魅力。赵延年《阿Q正传》木刻连环画呈现出独具个性、富有力度的阳刚之美,塑造了瘦削、执拗、愚昧、卑劣的阿Q经典形象,达到了现实主义版画创作的高峰。

“有力之美”:鲁迅发展木刻版画的初心及其影响

木刻版画体现一种“有力之美”,是力与美的高度融合,它既是对木刻版画艺术本质的精准概括,又是对木刻版画作为工具和方式的价值发现。鲁迅的木刻创作思想具有强烈的现实价值取向,鲁迅从木刻的艺术本质出发,倡导在中外木刻实践的基础上找到现代木刻版画独特的艺术风格。鲁迅充分发现和运用木刻艺术的“有力之美”,体现了其推动社会革命的启蒙初心,也对中国共产党在早期采用木刻版画形式进行革命宣传产生了深远影响。

鲁迅与邵洵美:两个关于苏联版画展览会文本的并置阅读

1936年在上海举办的苏联版画展览会是鲁迅与邵洵美都曾参与的一次中苏文化交流活动。关于这次展览会,鲁、邵二人都有相关文字留下,分别是鲁迅的《记苏联版画展览会》和邵洵美的《木版画》。对这两个文本进行深入分析和比较,一方面可以厘清这两个不同立场的文人在艺术审美层面的关注点和分歧点,另一方面可以比较二人在苏联版画展览会这一交集点上的文化态度,并由此窥见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生态的基本样貌。

当代木刻版画的艺术传承与创新实践

木刻版画历史悠久,但传承创新和发展前景缺乏思考。从传承的角度对木刻版画进行实践中的创新延续,从应用的角度在其美学价值中体现生活价值,探索木刻版画的发展前景。

朱仙镇木版年画文化产业化研究

朱仙镇木版年画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不但历史悠久,更有着鲜明的艺术风格特色,被誉为中国木版年画的鼻祖。在时代化、产业化的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下,朱仙镇木版年画作为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木版年画逐渐失去了其用武之地,其生存现状令人堪忧,因此,朱仙镇木版年画文化资源实现产业化,成了当下急需解决的问题。本文在考察朱仙镇木版年画历史的基础上,分析了朱仙镇木版年画在产业化发展中的优势,提出了当下面临的困境,着重剖析了人才匮乏,基础设施,政府政策和市场动态等问题。针对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了朱仙镇木版年画文化产业化发展的4点策略。

非遗视角下平阳木版年画数字化创新设计

设计从了解非遗传承现况、分析非遗传承数字化机会的研究入手,从非遗数字化及传承的现实意义和可行性角度引导学生找到设计切入点,通过运用系统的设计方法指导学生产出具有使用价值、创新性、满足市场需求的课程设计成果。

延安木刻版画的在地化逻辑及其中国精神意蕴

延安时期,作为革命艺术的木刻版画在陕甘宁边区的传播经历了在地化的历程。延安木刻版画从城市化的艺术作品转换为乡土化的动员媒介,兼具救亡图存的现实需求和崭新中国的未来想象。从在地化逻辑上看,延安木刻版画创作吸收欧洲先进的版画经验,扎根延安大地,汲取中国传统文化和延安民间文艺的精髓,更加吻合中国民众审美风格。延安木刻版画融入陕北地域特色,赋予边区日常生活意象以革命象征;传播边区社会新样态,成为党的有力喉舌。从中国精神意蕴上看,延安木刻版画的在地化旨归淋漓尽致地展现了革命斗争精神、创新进取精神和家国情怀,不仅鼓舞了当时边区乃至全国军民抗战活动和生产建设的热情,还能为当今党的社会动员奉献红色基因和历史智慧。

山西抗日根据地木刻的跨媒介叙事

作为抗战时期流行的宣传方式,木刻版画作品既是图像符号,也是图像传播媒介,它将人物的行动和事件组织起来,形成有情节的故事,构成意义世界的表达,完成叙事,实现故事的讲述者、文本与解读者间的互动交流。通过突出故事主题、聚焦故事主体实现语图叙事的协同,形成了意义并被记忆。其叙事功能的实现既依赖于创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也与其他媒介叙事共同构建了一致性的图像意义,即通过跨媒介叙事塑造集体记忆和文化记忆,唤起文化认同,通过情感叙事促进集体行动。因此,跨媒介叙事的核心不仅仅是其传播内容的形式,更重要的是符号—意义的生产,其现实意义在于成为构建历史记忆和人类文明进程的重要方式和实践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