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经营罪的教义学限缩

非法经营罪由于越权司法解释及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而在司法实践中不断异化扩张,对其进行刑法教义学限缩具有现实紧迫性。非法经营罪的异化扩张主要表现为司法者混淆本罪与他罪客体界限,对罪状要素存在任意解释和扩大解释现象。非法经营罪异化的根源在于司法,而不在立法,司法者过度重视刑法的法益保护机能,忽视自由保障功能,有悖罪刑法定原则,并且过度灵活的司法适用有滋生刑法工具主义之风险。刑法教义学的司法适用功能及立法促进功能为限缩本罪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方案,对非法经营罪堵截条款的理解应遵循同质解释规则,并从体系解释的视角确立“明确罪名优先适用”的规则以解决法条竞合问题,在解释的过程中对立法进行体系内的反思,从而推动在立法上进一步限缩本罪的适用范围。

空白罪状研究——以司法分析为视角

空白罪状的存在意味着该情形下刑法的启动要以其他法律、法规的前置性判断为前提。空白罪状的司法识别与判断关系到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定,其在新刑法创空白罪状历史新高并且空白规范位阶相差悬殊的情况下更显重要。空白罪状因高度概括性与相对限定性的立法模式不同,其识别与判断有很大的不同。空白罪状的识别与判断,要解决好空白罪状所包含的空白规范位阶排序和空白规范变更之溯及力问题,而遵循自律原则、可预测原则,是罪刑法定的内在要求。

经济犯罪刑法适用的公众认同

从法理上而言,公众认同不仅是提高刑事司法公信力的根本途径,而且是罪刑法定原则之下的必然要求。经济犯罪大都属于法定犯的范畴,与自然犯相比,其违法性不易被普通国民认知,对其的刑法规制多采用空白罪状与兜底条款,如何区分经济违法性与经济犯罪至为重要。在经济犯罪刑法适用过程中,应通过破除"刑法万能论"、合理解释空白罪状参照规范与完善裁判释法说理制度以获得公众的认同。

非法集资行为的“国家规定”与司法判断标准——以行政犯相关理论为视角

非法集资类犯罪包括"集资诈骗罪"等刑事犯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等行政犯。以"国家规定"为中心,可将非法集资类案件划分为四个类型:第一类型是合法的集资行为,这类集资行为不具有被认为是犯罪的可能;第二类型是非法集资行为,该类集资行为面临行政处罚等后果;第三类型是行政犯型非法集资犯罪,该类集资行为被"国家规定"认为是"非法",满足了行政犯型非法集资犯罪的前提条件,司法机关可独立认定该集资是否构成犯罪;第四类型是刑事犯型非法集资类犯罪,该类非法集资案件同"国家规定"无直接关系。互联网金融被"国家规定"即《普惠金融发展规划》确认为合法,不应再被司法机关认为是犯罪。"地方规定"和地方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不属于"国家规定",其对于集资性质的认定应该在行政诉讼中受到司法机关的审查。

非法经营罪的立法缺陷与完善

非法经营罪是我国刑法修订后变动最多的罪名,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批复不断丰富着非法经营罪的具体行为方式。就目前来说,非法经营罪的体系已变得非常庞杂,这与司法实践中的扩张行为有关,但立法上的缺陷也是导致这些问题出现的重要原因。应采用空白罪状的描述方式,对其立法和司法解释上的扩张问题加以限制。

刑事违法性判断前提条件:空白罪状的现状与反思

空白罪状是成文法系国家突破以往在刑法中只规定自然犯的传统,越来越多地规定法定犯的必然结果。作为刑事违法判断前提条件,空白罪状对罪与非罪的界定具有重要的作用。我国新刑法创空白罪状历史最高,然其空白规范位阶相差悬殊,因此有必要从罪刑法定角度关注空白罪状及其规范的位阶问题,以增强空白罪状作为“违法性判断的前提条件”的规范性和统一性。

生态犯罪规制之空白罪状的评介

生态犯罪作为非传统的新类型犯罪给世界各国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当下已成为全人类共同打击的对象。我国运用《刑法》规制将生态犯罪这一类型化犯罪具体细化为各个罪名规定在分则条文内容当中。但是,纵观现行规制的内容可见其在罪状描述上大都采用空白罪状的形式。这种立法类型化的规定不仅给生态犯罪的具体犯罪构成带来判断上的难题,也使得司法在适用过程中陷入困境。因此,在详细分析现有生态犯罪规制中空白罪状具体形态的基础之上,明确前置规范与犯罪构成的认定标准,统一理论与实践、立法与司法的同时,为具体司法适用解困方能更好的控制生态犯罪。

论违法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罪空白要素的认定

违法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罪属于空白罪状,因此,对于本罪的认定也就直接牵涉到空白罪状的具体适用问题,对于空白罪状的认定可以分为罪状的空白部分和非空白部分两大块分别予以认定,对其中相对完整的非空白要素的认定只需结合分则性条文、总则的有关规定以及相关司法解释就能够确定了,对其中的空白要素的认定是一个艰难的找法过程,需要遵循一定的思路,对于违法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罪的认定也应遵循这一路径。

论非法补记空白支票的定罪问题

非法补记空白支票包括对未经交付的空白支票补记以及违反授权补记,非法补记空白支票的行为成立犯罪。对未经交付的空白支票补记主要包括盗窃空白支票非法补记和拾得空白支票非法补记两种情形。前者应当以盗窃罪论;后者应当以票据诈骗罪论。违反授权补记包括无票据权利的代填人非法补记和拥有票据权利的代填人非法补记两种情形。前者应当根据牵连犯处罚原则,以票据诈骗罪论;后者则应当以诈骗罪论。

论国际人权法中的罪刑法定及对中国刑事制度的指导

国际人权法上对罪刑法定作出规定,使罪刑法定的地位更显重要。以国际人权法上的罪刑法定为标尺,审视我国刑事制度,可以发现,在国际犯罪国内化、司法解释、空白罪状设置等许多方面,我国刑法还不完全符合罪刑法定的要求。因此,有必要遵照国际人权法上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进一步完善我国刑法制度中的相关内容。

洗钱罪上游犯罪刑事立法研究

我国洗钱罪刑事立法产生于我国签署维也纳公约之后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禁毒的决定》之中,在1997年之后又历经了两次修改,在《刑法修正案(六)》中达到一个相对完善的境界。洗钱罪上游犯罪从一开始就处在不断扩充的状态下,在列举式、概括式等模式中,我国采取了列举式立法,并与2006年修改后的刑法第312条的窝藏、转移、收购、销售、掩饰、隐瞒赃物罪建立了衔接。随着2006年末《反洗钱法》的出台,对"洗钱"理解不同,导致了洗钱罪上游犯罪空白罪状刑事立法的思维触角,引入空白罪状的同时并加以反思使得该种洗钱罪上游犯罪刑事立法模式有了更充实的理论底气。

论洗钱罪上游犯罪的刑事立法界定

我国洗钱罪刑事立法产生于我国签署维也纳公约之后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禁毒的决定》之中,在1997年之后又历经了两次修改,在《刑法修正案(六)》中达到一个相对完善的境界。洗钱罪上游犯罪从一开始就处在不断扩充的状态下,在列举式、概括式等模式中,我国采取了列举式立法,并与2006年修改后的刑法第312条的窝藏、转移、收购、销售、掩饰、隐瞒赃物罪建立了衔接。随着2006年末《反洗钱法》的出台,对"洗钱"理解不同,导致了洗钱罪上游犯罪空白罪状刑事立法的思维触角,引入空白罪状的同时并加以反思使得该种洗钱罪上游犯罪刑事立法模式有了更充实的理论底气。

杨义叙事学理论观照下的《误杀》叙事解读——兼与《误杀瞒天记》比较

柯汶利电影长片处女作、陈思诚监制的《误杀》,因原印度版本《误杀瞒天记》珠玉在前而引发翻拍是与非的讨论,比较之下,中国版本在叙事势能、因果逻辑与留白方面,有着鲜明独特的中国叙事风格,体现出犯罪类型片的中国叙事特征;且在主题意义上,在情与法罪与罚之外,更加偏重转向讨论群众集体无意识的社会意识问题,比之原版有新的价值建构;“良心主义”德性内涵之下的自首,更体现出我国电影伦理美学的特征。

环境刑法的罪状表达与规范补充——基于法律规范论的分析

环境刑法规范在罪状表达上所体现出的一切独特性都源于环境刑法的行政从属性。行政从属性在技术层面导致环境刑法规范不得不大量运用混合空白罪状,在规范体系层面导致环境刑法内部衔接,以及环境刑法与环境行政法这两种不同性质的法律规范之间的衔接出现问题。环境刑法是典型的行政刑法,具有因行政前置引发的行政从属性。行政从属性在罪状表达形式上体现为相对空白条款与叙明条款的混合运用,即混合空白罪状。环境刑法在体系上体现出规范错置,一方面表现为环境刑法规范在法典上并非完全规定在一起,未能形成一个完备的规范体系,另一方面表现为环境刑法与环境行政法的相互窜入。针对环境刑法的罪状表达特点,适用者需要依据方法论对环境刑法规范中的相对空白条款进行规范识别,并补充相应的具体犯罪构成要件或构成要件要素。

公司注册资本降低对经济犯罪侦查工作中刑法适用的影响

2005年10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这次修改将对我国现代公司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必将产生深远影响。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降低了公司的注册资金,这对经济犯罪侦查工作又产生重要的影响。

非法经营罪堵漏条款的合理认定——以堵截构成要件为标准的分析

非法经营罪是"堵截构成要件"理论和"空白罪状"理论在立法上的同时运用,但也存在不合理扩张以致违背罪刑法定主义的危险。《刑法修正案(七)》的通过,增加了224条之一,也修改了225条第(三)项,使得非法经营罪所调节的非法经营行为的特征更加的明晰,这为限制非法经营罪堵漏条款的不合理扩张提供更为有利的参照标准。理清非法经营罪堵漏条款的理论依据,在消除不必要质疑的同时,亦证明了非法经营罪的堵截构成要件的地位和功能,详细解析该要件中各个要素的含义与特征,就能够明确非法经营罪堵截构成要件的内容和调整对象,从而达到对该罪堵漏条款的合理认定。

刑事刑法与行政刑法衔接上的缺失和协调——以《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25条为范例

《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25条的刑事责任无法在刑法中得到全部落实。行政刑法与刑法典之间出现真空的原因在于行政刑法的制定缺乏整体意识,立法仓促以及我国刑法的内容落伍于时代。协调刑事刑法与行政刑法的基本途径是在行政刑法中明示援引的条款,在行政刑法中单独设置罪状和法定刑及修正增补新的犯罪条款。

论刑事审判过程中的法官找法——以空白罪状为例

空白罪状刑事审判过程中的法官找法是罪刑法定原则的体现.法官找法是以法律发现﹑ 法律选择﹑ 法律解释﹑ 法律推理﹑ 法律填补为方式,将效力优先原则和适用优先原则相结合,辅以最密切联系原则和旧的特别法优于新的一般法原则,在提高法官业务水平和积极性的同时,弥补法律规则的缺失,进而完善现行刑法体系.对于法官找法未来发展的路径,一方面要意识到其不同于法官造法,但可以用法官找法的司法实践为法官造法提供经验:另一方面要推动法官找法的人工智能化,将人工智能系统和法官找法的各自优势相结合,在保障法官主导权的同时提高刑事审判的效率.

空白罪状补充规范的范围界定

补充规范的作用就是填补空白罪状缺失的犯罪构成要件,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影响刑法的可罚性范围,因此如何界定其范围就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通过对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以及一些规范性非法律文件的分析,补充规范应为在全国具有普遍适用效力的规范性法律文件。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司法适用——基于空白罪状的视角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造成社会对隐瞒病情传播疫情行为的恐慌。针对此类行为,新发布的《惩治妨害疫情防控意见》中,采用区别对待方式,分别适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是典型的空白罪状,其空白规范的法律渊源分别是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空白罪状视角下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司法适用依靠空白规范对甲类传染病的概念进行解析,对“传播和有严重传播危险”进行规范解释,并且对责任要素进行辨析,以及区分不同的犯罪形态。针对现阶段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司法适用问题,不仅需要弥补本罪的空白罪状法律文本的缺漏,还要消弭本罪的空白规范法律渊源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