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图书馆藏清刻孤本《花历百咏》考论

清刻本《花历百咏》并未失传,南京图书馆藏有一部海内孤本。南图本具有重要的校勘价值,能够订正此书和刻本的许多讹误。此外,南图本保留了被和刻本删除的六篇序跋,考察这些序跋,对了解作者翁长祚其人交游、《花历百咏》的成书过程及刊刻动机具有重要意义。南图本系由泽存书库主人陈群采购于民间,但并未受到重视。此书为闽人翁长祚仅存于世的别集,对于了解清代闽地物产、气候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应当得到更多的研究。

《御药院方》的东亚环流

元许国祯《御药院方》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宫廷医药处方集。自明以来,传本渐稀,幸存有张金吾、陆心源等递藏的元至元刊本。晚清时,该本随陆氏藏书一起流入日本,现藏于日本静嘉堂文库。早在高丽朝,该书就已传入朝鲜半岛。李氏朝鲜王朝非常重视,将之列为医科取才时考讲书之一,并活字印刷。朝鲜活字十一卷本传入日本,佐伯侯高标收藏之,丹波元简借阅抄录,千贺芳久又从丹波元简手中借读,发现价值颇高,于日本宽政十年将之活字印刷。该版本经由商人捎带、书坊贩卖、学人访书等渠道逐渐传入我国,成为国内的主要版本。《御药院方》一书在中、朝、日往返环流,使其多次佚而复显,这既显示出东亚汉字文化圈中医文化强大的生命力、影响力和辐射力,也证明了文化交流的重要性。

海源阁旧藏“元本《史记》”考

杨绍和《楹书隅录》著录的“元本《史记》”,在海源阁书散后,曾由王子霖藻玉堂送傅增湘先生经眼,但之后一度下落不明,直到最近浙江大学图书馆在整理袁氏赠书中才被发现。通过实物研究,可以认定此本确如傅氏所言是明游明本。众人误判的原因是:①游明本版式与中统本相近,明代前期建阳刻本继承了元代的字体风格;②此本属后印本,后印时正文卷端和《史记集解序》中“丰城游明大升校正”木记已被剜;③有“丰城游明大升校正新增”木记的《史记正义序》等5篇已被全部抽走,书内已不见任何游明痕迹;④董浦序后半叶为割补,据正德慎独斋刻本补抄的“皇元”二字误导了众人。

元刊《白虎通》新探

《白虎通》宋刊本未见传世。元刊本有四部:一部是元大德九年无锡州学刻本;一部是元大德九年无锡州学刊明修本;另两部概称“元刻本”(未找到出版者、出版年标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元刻本历经毛晋、黄丕烈、瞿镛等名家收藏,上海图书馆藏元刻本历经朱彝尊、吴骞(卢文弨借校)、潘祖荫等名家收藏,被鉴定为“元刻式样”,著录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元刻本的底本早于元大德本的底本100多年。经对校,元刻本优于元大德本,校其讹误百余处;元刻本亦优于卢文弨校刻《抱经堂丛书》本,初校其误40余处。在《白虎通》传播史上,元刻本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元十行本注疏今存印本略説

元十行本注疏今存印本頗爲豐富,除數部元刻明修《十三經注疏》匯印本外,主要以單經流傳,各本補版印刷時間不一,不同傳本之間多有差異。本文搜羅網絡發佈的元十行本注疏全文影像及已出版影印本、書志、圖録等資料,以經爲單位,列舉元十行本各經不同時期代表性印本,梳理其版面特徵與印次關係,以供讀者選擇利用,並爲圖書館編目工作之參考。

元代书院刻书事业述略

书院是我国传统的民间教育机构,元代书院不仅从事教学活动,而且还从事出版活动,雕版刻印了不少高质量的书籍。书院的刻书活动推动了整个元代出版业的繁荣,在元代出版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论《新安志》刻本的系统和价值

《新安志》自宋代罗愿修纂后即有刻本问世,元明清皆有翻刻,而现传的古代刻本基本上是清代的。在清代的4个刻本中,康熙、嘉庆、光绪皆为民间刻本,乾隆本是官本。康熙翻刻明万历本,光绪本又翻刻康熙本,流传甚广,形成版本流传系统的重要一支。嘉庆本也为民间坊刻,以宋本为底本,并参校康熙本,具有较高的价值。乾隆本为四库采进本,馆臣抄写,相对独立,虽有四库全书的通病,但总体质量不会太差,且还有优于它本之处。

静嘉堂所藏元刊本《松乡先生文集》的文献价值

《松乡先生文集》是元代文人任士林的别集,国内藏有九种版本,均为明清时期的刻本或抄本。日本静嘉堂文库收藏有元刊本,这是现存于世的最早的版本。该本曾经王闻远、金檀、汪文琛和汪士钟父子、郁松年、陆心源等著名藏书家辗转收藏,更显其弥足珍贵。元刊本《松乡先生文集》为研究任士林及元中期文人士大夫群体的文化活动,元中期江南士人对亡宋的复杂心态,以及元中期江浙地区道教的流传等问题,均提供了珍贵资料,同时具有很高的文献校勘价值。该本刊刻于元顺帝至正四年。

现存两部宋刻周敦颐文集的价值

周敦颐文集版本繁多,而极有价值的两部现存宋刻本却未获学界充分重视和利用。其价值重要者有二:一是较完整地保存了被认为久已失传的张栻《太极图解》,为研究张栻的思想及其演变提供了新的材料;二是保存了大量稀见的宋人诗文,不仅可补一些文集之不足,而且对《全宋诗》和《全宋文》也有突出的补遗和校勘作用。

元十行本《十三经注疏》明修丛考——以《论语注疏解经》为中心

元十行本在明代至少经历了正德六年补版、正德十二年补版、正德十六年补版、嘉靖三年补版和嘉靖重校修补五次修版,其中最大规模的一次是嘉靖重校修补。嘉靖重校修补不但大量更换原已破损的板片,而且对元十行本原版和正德年间的三次补版也进行了校对和修订,并由此在版式上作了更新和统一。嘉靖重校修补的时间介于嘉靖三年补版和李元阳刻本之间,李元阳刻本是以元刻嘉靖重校修补本为底本的。清阮元撰《论语注疏校勘记》和刊刻《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解经》所依据的十行本是台湾"国图"所藏的元刻明正德修补本或类似此本者,其原文讹误与此有关。

宋元书院本杂考——以《书林清话》著录为中心

宋元时期书院刻书活动广受学界重视,历代书目及今人著述多引述并讨论"宋元书院本"。叶德辉《书林清话》一书较早并有系统地总结了书院本的基本情况,但是问题也不少。细检现存的宋元书院本,详辨宋元刻书的史料,可以订正其讹误、补遗其缺漏。在此基础上,学界同仁有必要重新思考书院本的定义、宋元书院本的类型以及宋元书院刻书的相关问题。

严粲《诗缉》版本考

南宋学者严粲所著《诗缉》书成后,即于南宋淳祐戊申年(1248)刻板行世,其后各代皆有重刻。现存最早的版本是元刻本,此外还有味经堂刊本、《四库全书》本、《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明祁氏淡生堂抄本、清李盛铎旧有清抄本等。本文着重考查《诗缉》现存的刻本。

宋蜀刻本《李太白文集》考述

今存宋蜀刻本《李太白文集》37卷,古今版本目录学家多误以为北宋时刻印。以新发现的文献资料为依据,再结合鉴定古籍版本的传统方法,可得出确切结论:此本的刻印时间为宋高宗绍兴年间中期,今存宋刻蜀本《李太白文集》的完本与残本在字体、行款、版式等方面均一样,当为同一版之书。但仍存一些无法解释之处。

清刻本图书的价格与分析

利用统计分析法,对清刻本书名页上钤有的"木记"材料及清代前期、中期和晚期的清刻本书价进行分析,并对书价与物价、俸禄、工价、米价等进行比较,归结出清刻本图书价格在清代的总体走势。

《汉书》版本史考述

《汉书》因其成书年代久远,经过历代传抄翻刻,形成了复杂的版本体系。版本研究是《汉书》文献学研究的基础和重要内容,运用历史文献学的基本知识,以传统版本学的研究为基础,考述《汉书》版本源流及其相互间的承继关系,较为客观地揭示了《汉书》的版本体系,对《汉书》研究者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宋蜀刻本《孙可之文集》三题

依据可靠资料,经过缜密考证,对清初现身的宋蜀刻本《孙可之文集》的源出、刊刻时间、两部传世刻本的差异上获得三点新见:一是宋蜀刻本《孙可之文集》源于作者孙樵的自编本,二是宋蜀刻本《孙可之文集》成于光宗绍熙年间,三是宋蜀刻本《孙可之文集》传世的二部是初印与后印关系。

金元时期平阳成为刻书中心的背景分析

金元时期是山西平阳刻书业繁荣兴盛的时期,平阳成为全国的刻书中心之一,究其原因,除平阳固有的文化积淀、特殊的地理位置、成熟发达的雕印技术以及便利的物质条件外,最根本原因是平阳当时所处的历史、政治、教育和宗教背景。

略论隋唐五代版本学的发展及其观念

版本学及其观念在隋唐五代有较大发展:隋朝开始重视图书的收集与整理,在古籍整理与版本复制方面卓有成效,尽管其时未出现相关的理论表述,但其时版本复制及有关处理方法,对唐代及后世均有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在官修本上,影响更为明显。唐代图书版本形态虽仍以写本为主,却又出现了雕版印书。这一时期的书本用纸与装帧也表现出新的发展迹象:隋代在版本装帧上产生了分品装帧收藏方法;唐代出现了旋风装、经折装、连脊装等比较先进的装帧式样;用纸方面唐代则出现了少量的皮纸写本。晚唐五代作为中国古代版本学又一重要发展时期,在版本学史上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监本《九经》的刻印和家本《九经》的刻印,以及诸如毋昭裔家刻诸史、贯休自刻文集等其他刻本,表明其时不但刻本范围有所扩大,且刻书机构也日臻完善。这些都为中国古代版本学的确立准备了物质条件,亦对后来中国印刷史及版本学史均有较大影响。

国家图书馆藏周叔弢所捐宋元明清古籍善本说略

周叔弢是我国著名的古籍文物收藏家,他捐赠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的七百余种善本书,多为宋元刻本和明清抄本,大多购自公私大藏书家及书估。

和刻汉籍与中国刻本之比较——以日本江户时期与中国清代之刻本为对象

刻本汉籍在中、日两国都是重要的古籍版本类型,相互之间虽然有很深的历史、文化渊源,版本形态也有诸多相似之处,然本质上却是打上很深民族文化烙印的独立文化遗产,因此,在版本学研究中不能混为一体。本文以中国清代与日本江户时期的刻本汉籍为对象,对这一观点进行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