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会委员会有效性与治理溢价——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研究

本文从投资者角度出发,以是否存在治理溢价作为衡量标准,对董事会专业委员会的有效性进行了分析。通过对沪深两市2002～2005年间面板数据的分析发现,在董事会中设立提名委员会、战略委员会和审计委员会,能够为投资者带来显著的治理溢价,这与麦肯锡公司在2000年和2002午两次对投资者所作调查得出的结论相一致。这些研究结论为我国公司治理改革提供了重要启示,即在资源和时间有限的情况下,应优先解决那些关键治理环节和要素;与此同时,对于尚未发挥应有效力的分委员会,应该分析并克服限制其作用发挥的消极因素,在既有的资源及禀赋约束下,充分发挥董事会专业委员会的积极治理作用。

审计委员会的设立与公司治理——基于审计收费的实证研究

采用非参数检验方法和回归分析方法,本文从审计费用率视角研究了审计委员会的设立对上市公司治理的影响。本文发现,在设立审计委员会的样本和未设立审计委员会的样本之间,董事会的规模和独立性、独立董事规模和报酬存在显著差异,且这些变量及独立董事规模、审计任期与审计费用率的相关性不同。结果表明,审计委员会在加强独立董事责任和董事会、外部审计师独立性的同时,也改善了公司内部控制系统,但整体上并没有改变审计师的任期。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自愿设置的有效性——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我国上市公司董事会普遍选择设置较多的专门委员会,委员会是否通过专业化分工解决了董事会运行中的问题决定着委员会的有效性。研究结果显示,我国上市公司的委员会是缓解独立董事沟通、协作成本和弥补董事会制度内生缺陷的有效工具,并为企业的多元化经营提供了帮助。进一步的研究表明,监督类委员会的设立与运行主要解决董事会的效率问题,而建议类委员会主要为企业经营提供服务与帮助,因此委员会的有效性总体上得到了证实。但委员会对董事会中的搭便车等问题作用有限,委员会的有效性仍待加强。因此应强制推行委员会制度,并完善委员会的功能。

公司治理结构:审计委员会·监事会

由于我国特定的环境因素 ,公司治理结构中的监督机制一直不具有实质的有效性 ,本文主要论述了公司治理结构中的不同监督模式 ,并分析了不同模式赖以存在、有效的前提条件 。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与监事会关系研究

现代公司制企业由于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产生了公司治理问题。不同国家形成了不同的公司治理模式。在每一种模式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与监事会都会有不同的关系。在我国的公司治理模式中同时存在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与监事会,要提高我国公司治理水平,必须理顺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公司治理的政治性偏好实证研究

我国公司治理必然受到政治性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党性因素的影响,这是不可回避的事实。我国上市公司治理其实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西方公司治理模式。基于沪深证券市场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调查,借助于多元回归分析模型,实证性的研究发现党性因素对于公司治理效果存在着明显的促进作用,且党性因素越强,公司治理绩效越好。检验结果为上市公司近期治理机制的优化提供了现实性的理论借鉴,但从我国上市公司的长远发展视角来看,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公司治理中内部审计约束机制探析

公司治理中的内部审计约束机制主要包括监事会监督机制和审计委员会监督机制,我国目前实行的监事会监督机制形同虚设,未能很好地履行内部监督、制约职能,我们应在现有监督机制的基础上引入审计委员会监督机制,充分发挥审计委员会的财务监督职能,实现监事会和审计委员会的协调并存。

基于公司治理的审计委员会研究

在英美等国的上市公司中,审计委员会制度已经成为保护股东利益的有效制度安排。自21世纪以来,以安然事件为开端,一系列财务舞弊和审计失败案使得审计委员会被公众推上了风口浪尖。审计委员会在我国的起步较晚,理论和实践还很不成熟。本文基于公司治理的角度,对我国公司的审委员会制度进行了分析,提出相关建议,以期为我国审计委员会制度体系的发展和完善提供参考。

一人公司的治理结构

对一人公司制度研究的人很多,但大多侧重于对一人公司的基础理论进行研究。对一人公司的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从实证的角度进行分析。

公司董事会常委会中角色策略分析

运用Shapley值分析了公司董事会进行群体决策过程中各主要成员不同串通对博弈结局的影响,并指出了各自在董事会常务委员会群体决策时的竞争策略.

公司治理中监督力量的再造与展开

基于不同类型公司对监督力量配置的差异化需求,《公司法(修订草案)》在引入单层制公司治理架构的基础上,重新配置了公司治理中的监督力量,这是此次公司法修订中的重大制度革新。修订草案呈现出强化单层制下董事会监督职能和优化双层制下监事会制度等两条修法主线,释放了新的公司自治空间。就监督内容而言,监事会的监督包括财务监督、业务监督和人事监督,当前修订草案仅对审计委员会配置了财务会计监督职权,系立法者的主动选择而非规范漏洞。在监督深度上,监事会的监督系合法性监督,审计委员会则兼顾合法性监督与合理性监督,这是两种监督权配置上的最大差异。除财务会计监督的法定职权之外,公司可以通过章程将其它监督权配置给审计委员会。在股东控制突出的中国公司治理实践中,监督权的重新配置将产生体系效应:股东监督将面临相应强化的调试需求;董事会监督职责的融入产生了权力配置上的扩张需求;控制股东未纳入被监督对象,对其通过股东压制、实质董事、关联交易制度予以规制。《公司法(修订草案)》可基于前述整体视角予以进一步完善。

监事会的本原性质、作用机理与中国上市公司治理创新

针对理论上对监事会制度去留的争论,按照企业本质→企业目标→公司治理机能→监事会的本原性质与作用机理→中国上市公司治理创新这一思路进行了探讨。研究认为,企业在本质上是融契约性与生产性为一体的一组契约联合网络,其目标是持续竞争优势的获取与维系。对此,要求公司治理承担着"对等"的两项机能——"保健机能"和"激励机能"。依此逻辑,监事会的本原性质是通过业务监督与财务监督活动的展开,为缔约者提供了一个减少缔约风险,增加缔约意愿的监督制衡机构的同时,又为以股东为首的利益相关者提供了一个参与机制。最后,指出中国上市公司治理创新也应该以引入符合本原性质的监事会作为突破口。

反思国有上市公司专门委员会的设置——以2018年《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为起点

在《公司法》及司法解释'漠视'上市公司专门委员会设置规则的背景下,《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对专门委员会的设置主体、设置权限、组成和主要职责作出规定。但将董事会作为专门委员会设置主体可能加剧国有上市公司的'内部人控制'现象,故应将专门委员会置于监事会之下。原因在于,《民法总则》对营利法人治理结构的规定使监事会成为可供国企党组织选择的耦合对象,监事会的核心职责亦与党组织的领导及政治核心作用高度契合,党组织所享有的针对董事高管的人事任免权、薪酬决定权以及针对'三重一大'的决策权将成为监事会实施高效监督的有力保障。

我国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与监事会制度之协调研究

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和监事会都具有对公司管理层进行监督和制约的作用,两者在职权和功能地位上存在一定的交叉和冲突。分析了两种制度之间相互关系的若干模式,指出两者之间的冲突并非主要矛盾,而是可以通过职能协调来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