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大将安思顺生平事迹钩沉

安思顺是盛唐时期的著名"蕃将",曾任河西军、朔方军节度使,忠诚朝廷,为国戍边,功绩显著。但他因与安禄山有特殊的"兄弟"关系,最终蒙受哥舒翰公报私怨的诬陷,惨遭冤杀;加之国史不为立传,其生平事迹大多湮灭。"中兴名臣"郭子仪曾为安思顺部下,深受信任和重用。及至平定"安史之乱",朔方军功勋卓著,郭子仪乃奏请为安思顺昭雪。通过爬梳史料、解析文献,一是尽力搜集安思顺的生平事迹,彰扬其忠诚品质;二是推究郭子仪奏请昭雪安思顺的时间、现实目的———从政治上安抚、感召朔方军广大将士,以尽快平息河东道的危机局势。

协调与制衡:中晚唐“一元双头”藩镇体制下的监军与藩帅——以中原藩镇为例

安史之乱后,唐朝的藩镇化浪潮风起云涌,中央出于加强皇权、控制地方的政治需要,普遍在藩镇内设置监军使,由监军使与节度诸使共治藩镇,从而形成"一元双头"的藩镇体制。在该体制下,监军使在藩镇的存在既是调和各方面关系、协助藩帅的"合作伙伴",也是平衡、制约藩帅的重要力量。监军使存在的意义,其最突出的体现就是分享藩帅的决策权、参与藩镇具体事务的管理,从而确保中央对藩镇的有效统治。

明代藩府刻书概述

明代宗藩藏书丰富,著作如林,雕椠兴盛,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论文从背景、数量、质量和特征四个方面阐述了明代藩府刻书的状况。

清末武举制度废除与地方督抚的关系

清朝末年,清政府深受内忧外患。地方督抚的权力开始膨胀,打破了清初的绝对皇帝权威,他们开始对旧有的武举制度提出自己的看法,在武举的存废问题上与清朝中央势力展开三个阶段的争夺:其一,督抚上奏,谨慎处理;其二,危机重重,有效采纳;其三,困境革新,废除武举。最终,清政府在地方督抚的强烈要求下废除了武举制度。

论唐前期节度使僚佐的辟召与迁转——以科举学历拥有者为中心的考察

唐前期是节度使府制度形成的时期,在这一时期,科举学历的拥有者大多是应府主的辟召而入幕的,很少主动谋求幕职,而其入幕后普遍会充任比较重要的职位。府主虽然可以自行征辟僚属,但仍需通过报请的方式获得朝廷的认可。此期已经出现了为使府僚佐加朝衔、宪衔以标示其个人品位的方式,但尚未形成正式的制度。除了少数人因特殊机缘而获得较好的升迁机遇以外,大多数使府僚佐离开幕府后的迁转情况并不好。这主要是由于节度使的使职差遣性质,使得其没有被纳入帝国的职官体系与官阶序列,因而士人担任幕职的经历也就无法成为迁转的依据。

明代山西藩府刻书述略

明代宗藩政治上享有特权,又不习四民之业,经济上享有优厚待遇,文化上受名师教育,人才辈出,同时藩府内藏书甚多,为从事刻书事业提供了充足条件。山西藩府刻书精美,质量上乘,今可考者六十余种,具有极高的版本价值、文献价值、艺术价值和学术价值,在山西文化史和中国出版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从技术层面和经济层面来看,山西藩府刻书也存在一些不足。

试论明代藩府刻书

明代藩府藏书丰富,刻书数量众多,质量上乘,具有很高的版刻价值和学术价值,这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可从藩府刻书之背景、数量、质量、特点和价值五个方面了解其刻书的概况。

试论明代宗藩的图书事业

明代宗藩藏书丰富 ,著作如林 ,雕椠兴盛 ,在中国图书事业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明代的宗室政策是造成宗藩图书事业发达的基本原因 ,也决定了其发展的特点。宗藩图书事业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

明代辽藩刻书考

明代是我国雕版印刷业发展的繁荣时期。明代藩府刻书,凭借其数量繁多,且种类丰富,质量精美的优点,被誉为明刻本中的经典代表,为明代刻书业发展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而辽藩的刻书活动作为明代藩府刻书中的一大代表,校勘精准,版刻精美,纸墨精良,具有极高的版本价值和独特的艺术价值,在我国文化发展以及出版印刷历程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地位。

宣恩與争夫:論唐滌生編《紫釵記》(1957)——以末折之名實爲核心

唐滌生編《紫釵記》(1957),改編自湯顯祖編《紫釵記》,收録在葉紹德編撰《唐滌生戲曲欣賞》(葉本)和張敏慧校訂《唐滌生戲曲欣賞》(泥印本)。葉本和泥印本在齣目上,最大分別是泥印本末折沿用湯劇《紫釵記》之《節鎮宣恩》齣目,而葉本則改爲《論理争夫》。本文主要討論末折,分析齣目在內容與名稱方面名實相副的問題。湯劇《節鎮宣恩》,由劉節鎮宣讀聖旨,造成"劍合釵圓"的團圓結局。(第五十三齣)泥印本第六場《節鎮宣恩》沿用湯劇同名劇目,唐劇末折卻沒有出現劉節鎮也沒有宣恩的情節。唐滌生對湯劇《紫釵記》的結局,有個顛覆性而精彩的改寫:增添了"論理争夫"的情節。小玉以卑微的妓女身分,與盧太尉對壘,迫退情敵燕貞、令軍校們"收棍",力抗看似不可抵擋的命運,反抗太尉,表現了性格決定命運的强大意志。葉本將末折由《節鎮宣恩》改爲《論理争夫》。葉本在齣目上的改動,使劇作最後一齣得以名實相副。

政治信息博弈与唐代进奏院状报再研究

唐代进奏院状报是古代报纸研究的重要对象,既往研究多关注其名实性质,少有关注其背后的政治信息博弈问题。安史之乱后,唐代皇权衰落,进奏院状报随地方势力的崛起而公开出现,皇权无力遏制只能予以承认,进奏院状报便成为藩镇所掌握的合法媒介。但历史的复杂性在于,皇权在这个过程中并非是完全被动的,中央政权的信息也借由这条公开合法的媒介途径延伸,产生了信息权力博弈的问题。这种信息权力机制形成的关键时点,大约在唐宪宗元和年间。在此之后,皇权通过进奏院状报传递政治信息已然制度化。皇权与藩镇在进奏院状报的政治信息博弈中形成的信息权力机制,正是二者微妙共生格局的一种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