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周家台秦简看中国古代的祝由术

周家台秦简完整地展示了古代祝由术实例,为精准了解古代神秘的祝由术提供了珍贵史料。祝由术的核心原理是依据病症推断出致病的缘由,然后针对导致疾病的对象采取祝祷措施,“祝由”一名恰好是这一原理的概括。祝由术是使令式的,而不是祈求。祝由术程序中有对病由的回报,或者是回报以某种好处,或者是回报以祭品,但属于诱惑性质。

西汉人体陶俑的医学研究

辽中医俑1号和2号的形态特征分别符合西汉文帝与景帝陵寝出土的“裸体着衣式木臂彩绘陶俑”的侍女俑和武士俑。此类陶俑制作的风格写实、体型标准、头面部雕塑呈个体化,对古代人体测量学和体表医学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实测数据表明,西汉人体俑为真人1/3缩型,代表了西汉时期标准男女成年人体。辽中医俑1、2号的还原女子身高为159 cm,男子为172.5 cm,与《内经》所述人长七尺五及近现代中国人平均身高基本一致。另外,汉俑的头身比、足身比、上下身比等数据与中国现代人也高度符合。汉俑的“同身寸”与秦汉度量寸制及《内经》的人体骨度测量数据完全一致,代表了中医针灸的“标身寸”。66个西汉“脉书”中常用的体表解剖名词大部分在汉俑体表都有雕塑表达,说明古人对人体的精准认知,以及文字和雕塑表达的一致性。体表结构专有名词在“脉书”中最常见的使用是表达疼痛的部位,这可视为中医穴位及“以痛为腧”取穴法的早期雏形。研究表明,西汉人体俑不但代表了当时的标准男女人体,也能代表现代的人体标准,同时具有广泛国际代表性,堪称中国古代人体测量的“原始标准”。因此,重建汉代经脉人体模型对传统针灸的继承、医学教育、标准化及临床应用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长江早期水文化及其特征探微——以简帛所记楚地为例

楚地是长江流域早期文化的核心区域,长江决定了水对于这个区域文明起源发展的特殊意义。楚地由于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而形成了丰富的水文化现象,这其中包括了对水的崇拜和相关的社会习俗。对水和楚地文明之间关系的理解对于我们理解长江文明,进而理解中华早期文明有重要的意义。楚地有关水文化的记载多不见于传世典籍,而大量记录于简牍帛书中,因此简牍帛书的钩沉不仅可以补充既有文献的不足,同时也可以从中窥管到更为细致可靠的其时社会中水的观念、习俗、行为和治理等,还原当时的社会风貌,故而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时通过对简帛文献相关记述的梳理,我们也可以看出楚地早期的水文化在特征上和后面的水文化较大的差别在于,当时的人们所关注和实践的水文化总体来说还是人和自然之间的根本关系,也就是对于世界与生命的来源、人类如何获得更强的生育能力和身体机能以延续生命、如何维持人类的生计三个方面,以此形成早期楚地的水文化体系。

简帛文献用字研究

简帛文献用字的研究对于汉字发展史和汉字理论的研究、简帛文献的释读整理、工具书的编撰等具有重要意义。简帛文献用字主要表现为字形与表义功能的关系问题,就现有认识,大致可分为异写字、异构字、据音借用字、同源通用字、同形字和形近混用字六个方面。

从简帛医书看《内经》足六脉病候

《内经》中《灵枢.经脉》以外还有一些篇章涉及到经脉病候,其中集中论述经脉病候的大都以足六脉形式表述。研究表明,足六脉病候与简帛经脉病候关系密切,提示我们,一方面,经脉病候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灵枢.经脉》;另一方面,简帛经脉文献的影响相当深远。将观察经脉病候概念的视野扩大,并从学术发展的历史进程予以审视,有利于深化对经脉病候甚至早期经脉理论的理解。

两汉《诗经》流传问题略论——以阜阳汉简《诗经》为中心

通过对阜阳汉简《诗经》的整治及抄写情形的研究,可以推断阜阳汉简《诗经》当为抄写本,其篇次也很可能与今传本有异;结合阜阳汉简《诗经》及其他涉《诗》材料,可以断定汉初有完整的《诗》本存世,其时应当并不存在一种在字形上具有定本意义的《诗经》文本;从字形上看,汉代《诗经》流传呈现出一种民间与官方、分化与统一并行的双轨制状态。

湖南出土简帛的书法价值初探

湖南是迄今为止国内出土简牍数量最多、时代序列最完整、简帛书体资料最丰富的省份。湖南出土简帛的书法价值主要有:1)展现了战国楚系文字的原始面貌。2)提供了秦汉之际隶变过程中丰富多彩的秦隶书体。3)给隶书的成熟期提供了新的佐证。4)给东汉后期和三国魏晋的书法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资料。5)给当代书法创作提供了高古生动的临摹范本。

出土简帛中的篇题木牍及其相关目录学问题

出土简帛所见专门用于记录文献篇题的木牍主要有三处。其中,尹湾所出的1块篇题木牍记录了7种典籍的书名,可视为群书目录的雏形。银雀山所出的5块和阜阳所出的3块篇题木牍都是一书篇章目录。综合考察可知,《七略》之前的所谓"目录"主要是一书目录,相应的文献学问题主要是一书内部篇章结构及其关系,而不是群书目录所反映的文献与文献之间的关系。并且,一书目录只有"目"而没有"录",具有十分明确的检索取向。表6。参考文献12。

简帛佚籍的发现与重写中国古代学术史

1970年代以来,大批简帛书籍的陆续出土,为丰富和重写中国古代学术史提供了资料与条件,促使我们对中国古代学术史进行重新思考、重新认识和重新评价。简帛佚籍的发现对于重写中国古代学术史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可使一些古书的可信性得到基本认可;第二,可使一些古籍的属性和成书时代得到大致的确认;第三,可使许多学术著作的价值得到新的、进一步的认识;第四,可对古代时期的学术源流作出新的判断;第五,可以重新为战国时期某一诸侯国进行学术史定位。在中国历史上,新学问的产生都源于新发现,"重写学术史"正是随着考古发现的增多而提出来的。我们正处在一个不断有大发现和新发现的时代,面对更新、更多、更重要的历史典籍的出土,中国古代学术史已有条件得到重新书写,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很可能要出现新的繁荣局面。

《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简帛部分辨析

文章指出《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简帛部分"实际所写"内容有明显错误或自相矛盾的地方23处,表达欠妥或论述模糊者9处。另就"应该所写"内容提出了商榷意见:简帛的编册制度,是我国后世书籍制度的滥觞;大批简帛的出土,为我们打开了一座座地下图书馆。因此,简帛部分必须紧扣"图书"和"图书馆"这两个关键词,努力揭示基于传世文献难以得出的有关古代图书形式和内容,以及有关古代图书馆文献收集、整理、保存和利用诸方面的独特内涵,但该书相关章节内容并不能满足这一学术期待。

论简帛的文献学研究价值

一个世纪以来,发现的简帛文献已达约 22万枚(件),总共约 700 万字。它们具有极强的文献真实性,在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辨伪学、古籍文意解读等方面,都具有十分重大的研究价值。我们应该高度重视并深入开展对简帛文献的研究,以利于古文献学的发展。

先秦两汉魏晋简帛文献中的新兴量词

量词丰富,是汉语及汉藏语系诸语言的一大特点。简帛文献的出土问世,特别是大量遣策、文书和医书等口语性文献的出土,为汉语量词史研究提供了空前良好的条件。量词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尽量弄清楚每一个量词产生的时间。这既是量词史研究的需要,也是词汇史研究的需要。弄清楚了每一个量词产生的时代问题,也就弄清楚了每一个量词的来源。因此,在简帛量词中最有价值的是"新兴量词",即在这一时代新产生的量词。目前已公布的78批简帛文献中量词凡188个,近40%改写了以前从传世文献量词研究中得出的结论。最具价值的新兴量词55个,为汉语词汇史研究提供了极富真实性的崭新材料。其中,14个量词是传世文献研究所未知的新成员,5个量词是新兴用法,更新了我们对汉语史上量词数量的认识:36个量词是目前所见最早用例,对探讨其语源及汉语量词系统的建立均具有重要意义。简帛量词无论是在量词断代史的研究上,还是在汉语词汇史研究上都具有重要价值。简帛量词的探讨也启示我们,应当充分重视简帛文献的语言研究,尤其是其中口语性文献、应用性文献的研究,方利于汉语词汇史的完善。

《周易·离》卦卦辞及九四爻辞新诠

本文据《周易》通行本,结合新出简帛资料,对《离卦》卦辞和九四爻辞加以整合,并参照秦简《封诊式·出子》篇的案例,对九四爻辞重新加以诠释,还论及《周易》筮辞的取象与图像诸问题。

简帛数术的发现与研究:1949—2019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的简帛数术发现与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头30年为第一阶段,几座主要墓葬出土的简帛数术资料如马王堆汉墓帛书、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都发现于这一阶段,可称之为简帛数术大发现的时代;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为第二阶段,几种主要数术著作的出版奠定了简帛数术研究的基本框架,是简帛数术研究的繁盛期;新世纪以来的20年为第三阶段,非科学发掘的简牍数量大增,简帛数术文献的再整理以及研究的细化是本阶段的特征。通过对简帛数术的研究,可以大致复原《汉书·艺文志》"数术略"的基本面貌,在文本整理、科学史、社会生活史、民间信仰与早期道教、数术史等方面取得显著成绩。展望未来,简帛数术研究一是要加强分工协作和国际合作,二是直探本源,重构早期数术的新体系。

帛书《易传》成书问题新探

帛书《易传》整体形成在秦代《挟书律》施行之前,帛书《易传》的散乱期和《挟书律》的施行期基本重合,帛书的整理期在《挟书律》废除到汉文帝前元十二年之间。帛本《易传》中《说卦》前三章的归属问题,帛本《系辞》与今本《系辞》的先后关系问题,帛书《易传》的成书时间问题,都可在这一框架下得到合理的解释。

楚简帛书法艺术概论

楚简帛是中国最早的手书墨迹。它以其独特的字势、体势、笔法和浪漫的楚风引发了中国书史上隶变的先声。它独特的形制和独特的笔法体系,对书写工具的原创,对笔意墨趣的自觉追求,不仅确立了中国书法的笔墨观念和意境体系,而且对书体的演变和中国书法形制的初创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为后来书法成为独立的艺术样式提供了先决条件。

斯坦因考察活动与中国学术的拓展

20世纪初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时期,斯坦因在1900年至1931年对中亚地区进行了四次考察,发掘出大批珍贵文物,对研究中亚地区的历史有一定贡献。客观上看,斯坦因将考察所得文物交由大英博物馆等机构善加保护、整理,使这些文物成为了后人研究中亚地区历史,尤其是新疆历史的珍贵资料,并激发了时人对中亚地区研究的热情。斯坦因在新疆、甘肃等地获得的大批汉简木简、敦煌吐鲁番文书、绢画、丝织品等珍贵的文物,揭开了20世纪简牍和帛书出土和研究的序幕。汉晋简牍等新史料的发现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大量新鲜的课题,也为在传统的历史文献考证方法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史学研究方法提供了极好的机遇和宽阔的空间,成为由传统学术向近代学术转变的重要一页。斯坦因虽然是敦煌劫经的始作俑者,但也是国际敦煌学研究的开创者之一。从西域史、丝绸之路发展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中国文明传播史等角度看,斯坦因在学术上的成绩及其中亚考察成果应予重视。

北大秦简《算书》甲种“三方三圆”宇宙模型新探

北京大学藏秦简《算书》甲种以《鲁久次问数于陈起》为开篇,陈起为了论证“天下之物,无不用数”的观点,论及了“三方三圆”宇宙模型.学界主流观点认为“三方三圆”的基本结构是方内接于圆,通过小圆外切中方、中圆外切大方的嵌套结构将小、中、大三组方圆联系起来,小、中、大三圆的半径比为5∶7∶10.此模型的结构呈现出“外圆内方”的总体特征.“外圆内方”模型所确立的三圆半径比是正确的,但是“外圆内方”模型及其论证过程均存在疑点.“三方三圆”宇宙模型的结构应该是方外切于圆,小、中、大三组方圆的嵌套方式是中圆外接小方、大圆外接中方,呈现出“外方内圆”的总体特征.

《老子·德经》首章的文本与义理问题——兼论老子哲学与周代思想传统的关系

《德经》首章是《老子》书中极为重要的一章,它不仅关乎老子哲学的基本精神,还涉及老子哲学的渊源和背景。简帛《老子》的出现为重新考察此章提供了重要的新材料。综考可知,帛书此章更有可能反映《老子》之旧貌。此章整体上是总分总的架构,内在理路严谨。尤需注意的是,这里蕴含着老子对行为动机问题的独特思考,在帛书以后诸本中,由于语句增衍,此等义理一直得不到清晰的反映。此章所论富含批判意识,但老子所面向的应该不是儒家,而是西周以来以“德”为核心的思想传统。周代思想传统是老子和孔子共同的文化资源,对此他们采用了不同的转化方式,客观上造成某些方面儒道对立的结果。关于《老子》篇序,目前无法断定原本必是“德道经”的结构,但《德经》在前的简帛本更能提醒我们注意到老子哲学和周代思想传统的关系。

近三十年大陆及港台简帛发现、整理与研究综述

随着简牍、帛书在全国各地的不断出土 ,简帛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近 30年来 ,大陆及港台发现与整理了敦煌汉简、悬泉置汉简、楼兰和尼雅文书、武威汉简、居延汉简、马王堆帛书、银雀山汉简、定县汉简、云梦睡虎地秦简、阜阳汉简、张家山汉简、甲湾汉简、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简、走马楼吴简等 ,出现了一批对汉简帛研究的高水平学术论著 ,为秦汉史研究提供了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军事等方面的重要文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