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课程话语的诞生——论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的课程改革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的课程改革,创造性地建构了承载着红色文化的革命课程话语,其形成经历了全民族抗战的国防课程、提高质量的正规化课程、联系实际的本土化课程、转向文化知识的新型正规化课程四个历史阶段。革命课程话语的知识谱系与内涵集中地反映在政治、国文、历史三科之中,表现出贯穿唯物主义精神,促进语言文字大众化,以人民为社会历史的创造者等价值取向。革命课程话语的文化实践与价值意蕴体现在充分发挥育人价值,发扬人的主体自觉性;推动民族解放与独立,形成民族认同;造就民族国家共同体,并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承载红色文化,形成革命的优良传统,探索出了一条本土化的中国课程道路。

百年中国法治历史中的陕西党史元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模式,是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法治的探索成果,是从革命时期局部执政到当代中国治国理政法治经验的总结。党领导法治的历史,特别是中共中央在延安的十三年,蕴含着丰富的陕西党史元素,不仅体现在局部执政的法治建设、依规治党的经验,还体现为陕西党史中的红色法制历程。总结和凝练党领导法治历史中的陕西元素,有助于理解当代中国的法治,拓展陕西党史的研究。

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乡村党员教育研究

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持续开展党员教育,以提高农民党员的思想认识与政治水平,引导广大乡村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和政治方向,围绕党的政治路线和中心工作,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而奋斗。在中共中央、西北局(边区党委、边区中央局)领导下,边区乡村党员教育以西北局高干会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乡村党员教育中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比较严重,教学方式以照本宣科为主,教育形式主要是流动训练班,教材内容艰深、枯燥无味。后一阶段,结合全党整风,较好地纠正了党员教育中存在的偏差,面向乡村党员干部的扫盲教育与政治教育取得显著效果,基本实现了巩固和发展党员的目标。

陕甘宁边区烈士褒扬工作的历史考察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通过制定烈士褒扬政策、建立褒扬机构和举办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等方式,维护烈士权益、保障烈属生活,并通过宣扬烈士的光荣事迹和英烈精神,教育革命群众和革命队伍。这些工作不仅凝聚了人心,动员了社会力量,也激发了人们的爱国情感和革命意识,弘扬了民族道义,不仅是党和政府人道主义精神的体现,更是民族道义的彰显,在革命战争时期具有重要意义。

陕甘宁边区“下南路”移民运动的三维探赜

清末民初,由于战乱、灾荒以及由此导致的人口分布差异,一条从陕北北部向南部迁移的路线即“下南路”逐渐形成,这种自发而又零散的移民活动一直延续到抗战时期。在陕甘宁边区应对财政危机开展大生产运动的背景下,中共中央及其领导下的边区政府因应时势,逐步完善移民政策,将自发、零散的“下南路”移民活动变为有组织、有计划的政府行为,并同群众密切结合而发展成为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就此而言,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下南路”移民运动的兴起是历史传统、现实矛盾及政策支持等多方面因素叠加的结果,在合理调配劳动力、提高农业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消减农民贫困的政策路线探析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恶劣自然条件、封建势力残酷剥削、愚昧落后思想、严重社会问题及战争等综合因素作用下,陕甘宁地区农民愈发贫困,由此造成了农民生存危机、增加了政府治理难度、影响了抗战。为了改善民众生活,最大程度减少农民贫困,党中央及边区政府主要通过制定支撑性的农业政策和建立兜底性的社会救济政策,从而提高了陕甘宁边区农民的生活水平。延安时期独具特色的贫困治理政策路线,对当前防止返贫与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具有现实意义。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对“二流子”的改造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存在为数颇多的“二流子”群体,他们败坏社会风气、影响经济建设,不利于边区的政权稳定与发展。边区政府采取多种措施对“二流子”展开全面改造,使其从游离于社会主流的“旧人”转变为参与边区建设的革命性力量。深入研究边区政府改造“二流子”的成功举措及经验,对于当今推动乡村建设和加强乡村社会治理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陕甘宁边区农业统一累进税的试行与成效

为应对皖南事变后愈加严峻的财政问题,陕甘宁边区创造性地提出了救国公粮的概念,但在实际征收中存在诸多问题,不同地区之间负担不平衡、不合理的现象时有出现。所以在1943年之后,陕甘宁边区学习晋察冀根据地的经验,逐渐以统一累进税代替救国公粮,实行更加完备的土地清丈、确定税负和民主评议,在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基础上,使人民负担更加公平合理。另外,大规模的土地调查也促使中国共产党的行政力量深入到乡村基层,为实施大规模的民众动员打下了坚实基础。

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的灾民安置工作述论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发生自然灾害后,中国共产党积极应对,采取各种救济措施安置灾民。主要通过粮款救济、以工代赈、把灾民迁移到别处及给予额外抚恤的方式等,保障了灾民的生产生活。回顾中国共产党的这段救灾史,可总结出一些对现今仍有意义的经验和启示:物资供应的基础上不忽视心理、精神上的关怀;确保救灾钱物公正分发、合理使用;与其他部门形成救灾联合机制,并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到灾民安置工作;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指导灾民安置工作。

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的历史实践与经验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改善生态环境、解决生存问题、赢得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通过制定植树造林计划、开展植树造林活动、探索科学护林办法、颁发植树造林政策法规、宣传树木保护方法等方式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的实践,在思想教育、发展理念、人才培养、法治思维、资源开发方面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现实借鉴。

陕甘宁边区模范治理实践路径探究--以黄克功案、肖玉璧案为例

陕甘宁边区被誉为“模范区”,全面体现在边区政治、经济、文化、廉政等方面。今以模范治理为路径,以轰动全国的黄克功和肖玉璧两案为例,从其蕴含的价值映照边区治理理念和主张,为中国式现代化治理提供一些启示。

陕甘宁边区师范教育的发展、历史价值和启示

1936年以前,陕甘宁地区师资匮乏,教育文化落后。边区政府成立后,大力兴办师范教育,成立、接收六所师范学校,明确教育方针,制定教育制度,健全机构、课程设置,加强领导和管理,极大地促进了当地教育事业的发展。边区师范教育的历史价值在于:培养师资力量,改变了当地落后的教育状况;培养了大批革命骨干,为革命战争和边区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注重实践探索,为我国师范教育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其对当前教育事业发展的启示是:要始终重视教师质量的提高,健全教师专业发展机制,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育人生态,创设高质量的教育环境;将学校教育与社会结合起来,重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

基于大生产运动的陕甘宁边区盐业发展研究

在内有自然灾害和人口大量增加、外有日寇进攻和国民党经济封锁的压力下,陕甘宁边区定边县、盐池县等产盐区响应党中央号召,开展盐业大生产运动。陕甘宁边区政府采取军民联合生产、全民集体运盐、对外统销对内自由贸易的政策来发展盐业。盐业的兴旺带动了陕甘宁边区经济的发展,食盐贸易有力地反击了国民党对边区的经济封锁,改善了人民的生活,为边区的经济振兴做出了突出贡献。

中国共产党关于陕甘宁边区合法性的话语建构

自1937年初国共恢复高层谈判至抗战结束,陕甘宁边区的合法性问题,一直是国共谈判的重要内容。针对国民党对边区合法性的否定和各种攻击,中国共产党着重从四个层面展开其关于陕甘宁边区合法性的话语建构:一是从国共谈判中国民党的承诺建构边区的合法性话语;二是从“边区应统一于民主”建构边区的合法性话语;三是从陕甘宁边区取得的重大成就建构边区的合法性话语;四是从国共治理对比中建构边区的合法性话语。中国共产党关于边区合法性的话语建构,既基于现实政治,谋求国民党执政当局认可的“法统”合法性;又基于革命的正义性,建构边区顺乎天道、合乎民心的“道统”合法性;进而超越国民党狭隘的合法性话语逻辑,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独具特色的政治话语建构理路。中国共产党关于边区合法性的话语建构,不仅关乎边区本身,也为战时中国共产党在党、政、军等方面的话语建构提供了话语资源与思想借鉴。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法治建设的历史考察及启示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深度提炼革命根据地时期的红色法治基因并加以传承弘扬,是构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题中之义。延安时期,党的领导人、边区老一辈法学家探索建立一种符合中国国情的、新型的法治文明,在批判地继承工农民主政权时期法治经验的基础上,从解决实际问题出发,将巩固革命政权与根据地治理统一纳入法治的轨道,构建了以宪法性法律文件为核心的法律法令制度体系,从理论和实践中探索建立一个人民满意的民主法治政府,创新实践非诉纠纷解决方式,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高效便捷的司法资源,由此开创了陕甘宁边区安定团结、和谐有序的社会局面。系统总结梳理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法治建设的经验,对于当下中国式法治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参考和镜鉴。

民众参与:陕甘宁边区烟毒治理的历史考察(1937-1948)

烟毒治理是陕甘宁边区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边区烟毒治理的政策法规规定着烟毒治理的制度执行和目标任务。边区政府在唤醒民众治理烟毒动机的同时,动员民众参与社会组织、通过群众大会“痛诉”烟毒,形成了民众参与烟毒治理的运行机制,勾勒出民众参与边区烟毒治理的历史脉络,展现出边区积极向上的正向社会力量。

两性、家庭与政权建设:陕甘宁边区婚姻政策的变革(1939—1944)

全面抗战背景下,解放妇女与改造家庭被陕甘宁边区政府当作一项重要的政治目标提上具体政策制定日程,成为民主建设边区历程的必需环节,主要体现在婚姻条例的制定和出台上。从1939年到1944年,理念先进的婚姻政策变革下婚姻纠纷案件频发,买卖婚姻的界定、抗属离婚案的纠葛、基层执法难等呈现出复杂的社会矛盾样态,彰显了崭新的政权建设、干部队伍与根深蒂固的乡村传统婚俗、性别观念与基层秩序之间的矛盾与张力。若要深刻理解党对陕甘宁边区婚姻家庭改造的重视原因、婚姻政策变革背后的内生逻辑,离不开领悟妇女与家庭之关系对于边区政权建设、大生产运动、统战工作的意义。

改革与调适:陕甘宁边区婚俗改革的实践探索

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早婚、包办及买卖婚姻等婚俗的弊端日益凸显,背离婚姻自由的价值趋向。边区政府通过颁布新婚姻条例,加强对边区百姓的宣传教育,使得边区婚俗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面对改革中结婚登记与订婚习俗的冲突、法定婚龄与早婚习俗的冲突、禁止买卖婚姻与高额彩礼习俗的冲突,边区政府在坚持婚姻法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通过维护婚姻良俗、适当迁就传统婚俗、坚决抵制婚姻陋俗等措施使得冲突得到调适。陕甘宁边区的婚俗改革在实践中稳步推进,对于减少婚姻纠纷、维护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

穿梭于战火之中:转战陕北中担架队的组织动员和运行

解放战争时期的战勤工作是中共动员解放区群众为保障人民军队顺利作战,巩固解放区建设而进行的各种勤务工作。它是战时应运而生的一种支前方式,在中国共产党赢取解放战争胜利的过程中作出卓越贡献。中共中央转战陕北期间,通过建立健全多层次后勤保障体系,制定较为完备的支前动员办法,充分利用民力,组织了较为高效的随军担架队和常备担架队,克服诸多困难,完成军需物资的传送和伤病员的转运。在这一动态过程中,战勤工作还能随着战事发展和军民的实时反馈,不断纠正偏差,以更好地服务战争、保障战役。

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非党干部政策研究

全面抗战时期,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进陕甘宁边区建设以及边区干部队伍建设,中国共产党广泛吸收优秀非党人士进入边区政府与各事业机关任职,先后制定包含任人唯贤的选拔标准,保证非党干部的有职有权,设立非党干部管理机关,确立非党干部的待遇,开展非党干部的教育等方面政策。呈现出坚持严格选拔与大胆使用相结合,思想引导与制度管理相结合,灵活性与原则性相结合的鲜明特点。这些非党干部政策巩固了边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进了边区的发展,加强了边区的干部队伍建设,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声望与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