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数据流动中的管辖权冲突及其协调

在数字经济时代,为了实现跨境数据流动中的国家利益,各国借助数据立法单方扩张本国的域外管辖范围,因此司法管辖权与执法管辖权的行使面临与他国管辖权冲突的危险。云计算技术的不断发展,数据与领土连接的弱化,冲击了传统管辖权理论在数据领域的直接适用。据此,可以依据国家管辖权的具体权能,从立法、司法和执法三个角度对数据流动中出现的管辖权冲突进行讨论。首先,数据立法模式上,数据全球化与数据本地化的分歧暗含着管辖权全面积极冲突的危险;其次,数据域外法权制约共识的松动与国家数据管辖能力的天然差异,决定了国际礼让原则与不方便法院原则在数据管辖权冲突协调上的局限性;最后,在数据跨境执法问题上,数据流动导致的域内与域外界分困难造成了公约机制的适用困境,各国执法管辖权开始突破传统的域外行使规则,数据执法管辖权出现“长臂化”倾向。尽管目前已经出现了相关的学说以及国际实践,但这部分内容对数据流动中出现的管辖权冲突问题,并未进行全然回应或提出具体协调路径。因此,还需要充分顾及跨境数据流动本身的特性以进行调整,限制数据域外立法范围,并据此在坚持属地最高原则的基础上重塑数据属地管辖规则,同时推动各国积极构建跨境数据调取机制,为管辖权冲突提出有效的协调路径。

课程思政在跨境电商交际英语中的应用研究

跨境电商交际英语是一门以英语为媒介和载体,帮助学生在跨境平台上运用英语进行表达的专业核心课程。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努力发掘多种思政元素,帮助学生在学习中增长知识、扩大视野、了解多元文化。在未来的跨境交易中不仅可以避免因文化冲突而产生的贸易摩擦,还可以将中国品牌产品和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舞台。

欧盟数据治理中的“一站式”监管:运行机制、实施困境及启示

《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的实施改变了欧盟数据治理法律碎片化的状态,欧盟国家数据保护机构以多种合作机制增强执法的统一性和权威性。“一站式”监管机制是保证欧盟成员国间共享权限的结构化合作方式,由领导型监管机构牵头开展数据跨境案件的执法,遵循闭门协商和客观标准两个原则,具有重要的执法管辖协调作用。但目前该机制的运行存在程序不透明及效率低下的问题,可能导致管辖竞择现象的出现,影响各成员数据保护机构的独立性。我国应当在司法层面积极回应欧盟的监管工具输出,通过数据合规部署全球数字经营战略,同时反思我国数据保护机构的设置与职权分配,借鉴“一站式”监管中的管辖协调机制,改革我国数据保护领域的“多头治理”模式,切实提高数据领域的执法水平。

跨界河湖的水资源冲突及合作治理机制——以石臼湖联合共治为例

河湖流域具有整体性,水资源具有不可分割性,但传统的属地管理模式导致沿线城市长期采用分段管治的方法,跨界水体治理横向府际责任难以界定,行政边缘地带的水体治理成为治理难题。基于协同治理的经典模型——SFIC模型,从前提条件、催化领导、制度设计、协同过程、协同结果5个方面分析苏皖两省在环石臼湖联合共治过程中存在的实然困境以及应然的合作机制,并从凝聚合作共识、强化政府催化作用、完善制度体系角度提出了水环境协同治理的完善策略,以期为跨区域水环境协同治理作出有益探索。

改革与调适:陕甘宁边区婚俗改革的实践探索

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早婚、包办及买卖婚姻等婚俗的弊端日益凸显,背离婚姻自由的价值趋向。边区政府通过颁布新婚姻条例,加强对边区百姓的宣传教育,使得边区婚俗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面对改革中结婚登记与订婚习俗的冲突、法定婚龄与早婚习俗的冲突、禁止买卖婚姻与高额彩礼习俗的冲突,边区政府在坚持婚姻法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通过维护婚姻良俗、适当迁就传统婚俗、坚决抵制婚姻陋俗等措施使得冲突得到调适。陕甘宁边区的婚俗改革在实践中稳步推进,对于减少婚姻纠纷、维护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

数据跨境流动与国家数据安全治理的冲突与应对研究

随着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数据跨境流动已成为常态,但同时引发了国家安全部门的广泛关注。数据跨境流动涉及个人隐私、商业秘密以及国家机密等多方面的信息,其安全问题不容忽视。基于此,本文首先介绍了跨境数据流动的概念及特点,然后分析了我国应对数据跨境流动面临法律制度不完善、数据分类不明确、技术能力待提高、国际合作需加强等困境,最后提出了应对困境的相关策略,以有效应对数据跨境流动与国家数据安全治理的挑战,保障国家的数据安全。

清末新政前夕云南边疆军政高层冲突及影响

清末新政实施前夕,彼此相互牵制、职权又重合的云南提督冯子材与云贵总督崧蕃、云南巡抚丁振铎围绕云南军政权力分配发生了公开冲突,这既是甲午战后清朝中枢与地方权力结构失衡的表现,也从另一维度呈现了云南地方社会政治矛盾日益尖锐化的面相。这次冲突表现出的清廷中枢力量日益“弱化”、央地之间的复杂互动、云南地方军政高层的“歧异”、云南地方财政及军事的不足等内容,都将制约新政的正式政令及改革举措的实际运行效果。位处西南边疆关键地区的云南社会政治的这些复杂形态,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清末新政在西南边疆的实施必然面临各种难以预料的复杂、艰巨局面。深刻洞察这一复杂景象,才能对清末新政在西南边疆的具体实施有更全面、透彻的理解和认识。

论单边跨境数据调取中的管辖权冲突

在数字时代,各国政府都有跨境调取数据的执法需要,然而,绕过数据存储地国同意的单边跨境数据调取引发了数据调取国和数据存储地国之间的管辖权冲突。分析单边跨境数据调取在国际法上合法与否的关键在于:在立法管辖层面数据调取国是否对境外数据具有国际法上接受的真正联系,在执法管辖层面跨境调取数据的执法行为是否归属于域外执法。国际礼让原则等解决管辖权冲突的单边途径对于解决单边跨境数据调取管辖权冲突作用有限,构建跨境数据调取的多边合作机制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中国在外交场合中历来坚持尊重他国数据主权的基本立场,我国应当积极参与联合国打击网络犯罪公约谈判,在公约中构建协调跨境数据调取管辖权冲突的多边规则。

中老边境跨境区域亚洲象联合保护探究

2014—2018年,对中老边境跨境联合保护区域开展访问调查,结合实地调查,初步掌握了中老边境跨境联合保护区域内亚洲象的种群数量及活动通道。在跨境联合保护区域内,由于两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亚洲象跨境保护所面临的困难也不同,在人象冲突中,中方给予遭受亚洲象损害方一定程度的补偿,而老方因经济条件所限难以兑现补偿,造成民众抵触情绪。边境各国经济发展影响到中老跨境联合保护区域的发展,提升中老边境区域两国边民收入是开展跨境联合保护的途径之一。

美国对俄罗斯跨境支付体系的制裁及其启示

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对俄罗斯施加了金融制裁,通过将俄罗斯多家银行剔除出SWIFT系统、制裁俄罗斯央行、禁止纸币流入俄罗斯、限制俄罗斯使用数字加密货币进行跨境支付等手段,加上欧洲盟友的积极配合,有效削弱了俄罗斯的跨境支付能力,这可以从俄罗斯金融数据波动、俄罗斯应对措施的成效等方面间接得到证实。从理论上说,美国利用其掌握的国际跨境支付基础设施对他国进行制裁的措施对国际跨境支付网络中的大多数参与者都有效果,只是其适用性受到被制裁对象对美元的依赖程度等至少五个因素的制约。通过研究,本文得到三点启示:一是目前单一国家开发的金融报文系统还难以完全替代SWIFT系统;二是一旦一国央行受到制裁,该国跨境支付体系也将遭到重创;三是围绕跨境支付体系的制裁与反制裁实质上是货币体系之间的对抗。

跨界水资源冲突协调的产权路径、博弈模型与案例仿真

气候变化与需水量增长加剧跨界水资源冲突的频度与强度,这一冲突正演化成为跨界地区敏感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之一。行业管理部门和学术界致力于寻求跨界水资源冲突的有效协调路径,在剖析传统的行政协调方式低效率的基础上,从跨界水资源冲突的产权根源入手,提出运用市场方式,通过跨界双边利益主体的水权交易来解决跨界水事冲突。通过建立产权交易协调跨界水资源冲突的非完全信息贝叶斯演化博弈模型,提出促进水权交易的顺利进行以化解水资源冲突,主要有以下两种途径:其一,降低上游区域和下游区域的交易成本。其二,提高上游地区的用水效率并且减少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最后以浙江省庆元县与福建省寿宁县之间的省际边界水事矛盾冲突为案例进行仿真分析,提出水权交易在协调跨界水冲突中的可行性、实践性以及社会福利性,为跨界水事冲突问题的解决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美国对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的反应

美国对１９６２年中印边界冲突反应与它的南亚政策息息相关。从印巴分治直到中美和解前夕，美国的南亚政策始终有服务于全球冷战的两个目标：力促印巴和解以防止共产主义集团乘机介入；以一切可能的手段使印度放弃中立政策并加入到西方集团。中印边界冲突在美国政府的南亚政策渐入困境时发生，给了美国决策者以莫大的期望，他们企图以其所谓的天赐良机达至以上主要针对中国的冷战目标。然而，中国正确政策及出神入化的实践大大强化了美国在南亚地区既有的结构性困境，使肯尼迪政府利用中印冲突的图谋以失败而告终。

漳河流域跨界水资源冲突的边界效应研究

我国流域大部分具有跨行政区特征，往往行政边界行政区会成为跨界水资源冲突比较集中的地区。文章选取漳河上游流域三省22县作为跨界水资源冲突的研究空间，采用Barro回归方程及重力模型，引入距离、边界等控制变量，构建了跨界水资源冲突的边界效应测度模型，对漳河流域水资源的边界效应结构及演变趋势进行测度，尝试回答行政边界对跨界水资源冲突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1）漳河流域省内间边界效应有趋同特征，而跨省边界的存在明显的边界效应；（2）在晋与冀、晋与豫方程中，边界（Boundary）回归系数均通过显著性检验（1％）且为正值，说明晋与冀、晋与豫的省际边界对水资源冲突改善有一定的阻碍作用，表明现阶段漳河流域矛盾集中在上下游间；（3）晋与冀边界系数（1．792）大于晋与豫间（0．61），说明晋与冀边界效应要大于晋与豫的边界效应，表明漳河矛盾焦点更多集中在晋与冀之间；（4）晋与冀、晋与豫边界系数a2分别从2004～2008年的0．103、0．271上升到2008～2011年的0．128和0．387，表明漳河流域跨界水资源冲突的边界效应影响呈扩大趋势。最后，提出缓解漳河流域跨界水资源冲突边界效应的对策建议，促进漳河流域统一管理。

论发展中国西北跨国民族的和平跨居模式

跨国民族地缘冲突问题成为世界性问题,追求和平跨居是时代的理想。本文论述了中国西北跨国民族和平跨居模式的发展与特点,及其与中华主流文明底蕴的关系,本文指出,发展中国西北跨国民族和平跨居模式需要吸收他地、他国一切人类文明之长。同时必须在国内遏制各种政治亚文化的变异,建立经济文化凝聚型结构,在国际关系方面探索灵活的新型关系,塑造国际综合安全结构。

从“边界冲突”到“关系自觉”--论费孝通如何用“场”修正“差序格局”

"差序格局"是费孝通概括中国传统社会亲属关系和社会结构形态的理论工具,也是分析中国人"群己之别""圈层意识"的"私"道德的功能概念,更蕴含人际关系紧张、秩序隐患和边界冲突等负面影响。利用"场"的扩散、交叉和非边界、融合等特性来补充"差序格局",既是费孝通晚年对差序格局内在"推己及人"达成"和"的社会秩序的文化反思,也是对消除现实生活中人际关系隔阂,实现关系自觉的实践关怀。中国人际关系结构的"差序"和"场"二重性,行动者"差序"和"边际"的双重人格,构成中国人际关系交往的实践逻辑,也是费孝通用"场"补充"差序格局"的理论启示。推动费孝通借助"场"来补充和修正"差序格局"的文化意义和研究范畴,仍需进一步开掘。

从柬泰边境冲突看东盟冲突管理的困境与出路

东盟自成立以来,在地区管理中逐步形成了一套冲突管理机制。这一机制在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但是,柬泰冲突中东盟的无力表现则凸显了东盟冲突管理机制的困境。文章在四个方面提出提高东盟冲突管理能力的途径。

中央情报局对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的评估与美国政府的应策

自1959年西藏叛乱起,中印边界纠纷不断,最终于1962年发生了大规模的冲突。美国政府相当重视中印两国的这场大规模边界冲突。对于这一紧急情况,美国政府立即利用中央情报局对当时中印边界形势的发展做出评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美国政府在中印边界冲突紧急阶段的心理预期和应对之策。

缅甸果敢难民涌入对中国边境地区的影响

缅甸果敢冲突爆发,大量难民为躲避战争纷纷涌入中国云南省的边境地区。进入中国的果敢难民生活拮据,但在中国政府及民众的帮助下,基本生活得到保障。虽然果敢人民与中国边境地区的人民语言相通,生活方式相似,双方人民间隔阂较小,但大量涌入的果敢难民对边境地区造成的影响依然不可忽视,以免因难民问题酿成祸患。研究通过实地考察、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等方法分析此次冲突对中国边境地区造成的影响。结果表明,难民的涌入使得边境地区的双方贸易往来受损,治安压力增大,生态环境受到威胁,但也为边境地区带来了新的劳动力和经济收入来源。同时,政府针对难民问题也出台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措施。总体来说,果敢难民的涌入对中国边境地区的影响在可控范围内,并没有引起边境地区的社会失调。

试论肯尼迪政府“裂变”中苏与联印制华政策

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分歧和中印边界争端日益激化。始于50年代的美国对印政策反思和对苏联、中国外交政策的认识,促成了肯尼迪政府"裂变"中苏与联印制华政策的出台,美国希望借中印边界冲突之机加速"裂变"中苏,并将印度拉入对华遏制轨道,此政策在中印边界战争期间得到充分贯彻实施。由于决策很大程度立足于主观的地缘战略假设和对印并不贴切的评估分析,肯尼迪政府上述政策最终未能达到预期设想。

从加勒万河谷冲突看印度陆锁式安全思维困局

加勒万河谷冲突错在印度,偶然中有其必然性。这场冲突是印度陆锁式安全思维与实践的最新折射。陆锁式安全思维与实践主要源于印度执迷于追求“绝对安全边界”。这一思维发端自印度精英层内心深处对“安全缺口”的历史记忆,熏陶自印度教传统文化,承继自诸如“前进政策”“缓冲区”“科学边界”甚至“天然屏障”等大英帝国的殖民遗产。然而,“绝对安全”越追求越不可得。即使“印太战略”框架下的安全合作搞得再好,也难以助力于解决陆上安全问题。唯有在周边地区坚持合作共赢安全观、秩序观,才是新德里摆脱陆锁式安全困局的最佳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