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主权视阈下数据跨境流动监管合作及中国因应

“业务目的数据跨境”与“执法司法目的数据跨境”的互动关系使得全球数据跨境流动监管呈现出分治和协同并存的特征,美国“长臂管辖”和欧盟“充分性判定”的规制模式均忽略了该特征,造成数据跨境监管协作不充分,发达国家实际上掌握着数据跨境流动治理的话语权。鉴于此,文章以数据主权为视角,梳理了中国数据跨境流动治理的基本思路,剖析各国数据主权战略对两类数据跨境流动监管规则的影响及动因,旨在寻找全球数据跨境流动的共同关切。以此为依据,文章从规则体系与实施路径两个层面提出了构建数据跨境流动监管合作的中国方案。

多维视域下边境安全治理机制构建研究

在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背景下,中国政府对边境安全治理问题表现出极大关切,展现了捍卫国家边境安全的决心。以边境安全治理问题为研究基点,针对中国边境安全治理的现状与困境问题展开探讨,揭示我国在这一领域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以及执法合作在解决此类挑战中的关键作用。引入执法安全合作、技术创新和社会治理等多维视域模型,从法律和法规框架、情报共享与分析、联合执法行动计划、标准化培训、技术和设施支持、国际协议和合作框架等多维要素出发,创新性地提出边境安全治理机制的构建策略,以全面应对全球边境安全治理挑战。

个人信息出境的国内法规制路径及体系化完善

数字化个人信息的大规模跨境传输使得个人权益、公共利益和国家安全利益受损的风险加剧,国际社会尚未达成统一法律规范予以应对。为维护国家数据主权、促进数据产业发展与保障个人信息安全,各国选择以国内法规制的方式对个人信息出境予以监管,具体表现为国家专门立法、联盟统一立法与国家分散立法。我国通过专门立法规制个人信息出境,形成了“硬性”与“软性”两轨监管机制,但存在分轨监管内容交叉、公私共治监管尚未形成的问题,阻碍个人信息的安全出境。在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背景下,我国应以系统观念加强个人信息出境监管建设,从主体上发挥公私体系的协同性,从规范上强化攻防体系的均衡性,从空间上增进内外体系的互动性,为促成个人信息跨境规制的多边共识贡献中国智慧。

中国与东南亚合作应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策略优化:结构性错位与现代化融合

跨境电信诈骗犯罪是一种全新的高智商高科技型犯罪,当前各国犯罪侦破和司法审查仍处于经验积累阶段。近年来,部分东南亚国家尤其是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国家电信网络诈骗案发数量骤增。中国公安机关会同海关总署等部门通过与缅甸等国家执法部门开展大规模反电诈行动,在缅北等地区取得阶段性成果,但电信诈骗犯罪活动仍有较大活动空间,且有向司法监管薄弱国家或地区转移的趋势,这种以境外第三国为犯罪源头,专门针对境内外中国公民财产为诈骗目标的新型网络犯罪亟需予以持续关注。新型网络电信诈骗团伙对社会经济安全、公民财产安全产生持续系统性威胁。跨境电信诈骗犯罪组织具有高科技化、善变多变和反侦查意识强等特征,电信诈骗犯罪在各国间面临罪与非罪的差异、罪名与刑罚的差异,各国间法治差异、应对的不对称性和结构性错位问题给跨国电信诈骗治理带来障碍,同时也存在跨境证据收集原则差异与证据转化难问题。文章提出按照预防为先的应对思路,加快构建涉外法治体系为切入,共同推进国家间涉外法治现代化融合发展,深化跨境侦防一体化建设与完善跨境诉讼制度。通过跨境“侦查—防范”体系的涉外法治与国际法治保障相结合,立法上扩大跨境技术侦查的证据来源范畴,优化跨境证据转化和有效利用,统筹协调预防犯罪,密切双边法治合作基础,推动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各国大数据警务合作发展,共同提升跨境电信诈骗犯罪治理效能。

边民互市贸易的法律风险和司法应对

边民互市贸易发展已久,近年来,海关等相关部门严厉打击利用边民互市贸易变相走私的进口行为,部分口岸互市贸易一度停滞,边境地区经济发展因边民互市贸易现实与潜在的法律风险,陷于罪与非罪的司法困境、变与不变的政策困境。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为推动边民互市贸易再次焕发生机,亟须进一步明确政策与法律的边界,完善走私犯罪相关司法解释,填补边民互市贸易政策漏洞;以边境为根,以边民为本,引导加工产业落地,积极促进企业合规发展,突破互联网时代边民互市贸易发展的新局面。

百年中国法治历史中的陕西党史元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模式,是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法治的探索成果,是从革命时期局部执政到当代中国治国理政法治经验的总结。党领导法治的历史,特别是中共中央在延安的十三年,蕴含着丰富的陕西党史元素,不仅体现在局部执政的法治建设、依规治党的经验,还体现为陕西党史中的红色法制历程。总结和凝练党领导法治历史中的陕西元素,有助于理解当代中国的法治,拓展陕西党史的研究。

中外边境国际合作执法问题研究--以霍尔果斯为例

本文以中亚霍尔果斯为例,探讨了中外边境国际合作执法问题的相关内容。首先,文章概述了霍尔果斯地区的地理、历史和文化背景,强调了其在中亚地缘政治中的关键地位。其次,文章详细分析了霍尔果斯地区的国际合作执法的法理基础,包括边境管辖权的法规和协定、边境冲突解决机制、国际刑事法院的角色以及跨国犯罪的合作机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国际合作执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给出了相关建议。最后,文章强调了中外边境国际合作执法问题的复杂性,给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以呼吁进一步深化国际合作,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繁荣。

以大数据思维提升跨境警务执法合作效能

大数据已深刻影响警务工作,在跨境警务执法合作中的作用突出。大数据思维中的全样分析、相关思维、容错思维对跨境警务执法合作效能提升具有重要意义。分析大数据思维基本属性与跨境警务执法合作基本特点,可以发现大数据思维与跨境警务执法合作的逻辑联系。大数据思维能助推跨境警务执法合作的便捷性、智能化、科学性、可视化,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鉴于现阶段跨境警务执法合作中大数据运用体制机制不够健全、大数据运用模式待校准、大数据法治规范不够完善、警务大数据人才培养不足等突出问题,需持续推进大数据思维运用体制机制建设、大数据思维理性培育、大数据法治规范保障、警务大数据人才引进培育,以提升跨境警务执法合作效能。

涉外法治的系统思维

在系统思维的框架下分析和探究涉外法治,需要全局性地把握涉外法治的时空方位,既看清涉外法治的外部环境,也看到涉外法治具体工作内部的框架体系。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回应了我国治国理政的时代要求,有助于协调构建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促进强国建设和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而且有利于实现世界和平、安全、繁荣、宽容、环保的良好秩序。涉外法治的工作体系主要体现在:第一,国家跨境法律制度的完善,包括国家在跨境立法、执法、司法、促进守法等方面的努力,以及充实法律的工具箱,依法进行国际维权。第二,国际法治合作和制度竞争,国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提升其法治化水平和正当性程度。第三,提升国家的法治话语和叙述的水平,通过法治方式改善国家形象,提升国家声誉,展示中国作为法治大国和文明大国的形象,使中国理念与行动受到更加广泛的理解和支持。

国家级新区建设能否增强边疆城市经济韧性?——来自昆明和哈尔滨的证据

作为国家战略,国家级新区建设在增强边疆城市经济韧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文章基于2010—2021年我国53个大中型城市的面板数据,以昆明、哈尔滨在2015年设立国家级新区进行准自然实验,运用合成控制法和双重差分模型评估国家级新区建设增强边疆城市经济韧性的政策效应并展开分析。研究发现:第一,国家级新区建设能显著增强边疆城市的经济韧性;第二,国家级新区建设对昆明的城市经济韧性的增强效应大于对哈尔滨的增强效应,即国家级新区建设增强边疆城市经济韧性的政策效应具有异质性;第三,国家级新区建设通过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增强边疆城市的经济韧性,但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增强经济韧性的作用机制尚不明确。最后,文章提出政府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国家级新区要在明确自身定位基础上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发展具有本土特色的新兴优势产业。

遏制跨境寄递毒品走私的涉外法治建设研究

近年来,跨境寄递走私毒品案件屡见不鲜,成为走私毒品新兴途径。跨境寄递毒品所具有的隐蔽性、低消耗性、境内外牵连性、网上网下交织性等特征促使该类犯罪高发,通过现代化网络平台开展跨境寄递,降低了贩毒“准入”的成本,已有的链接境内外犯罪人员的犯罪生态链加剧了案件的复杂程度,增加了公安机关对该类犯罪的打击难度。各国在打击跨境寄递毒品走私的过程中存在着查验难、管辖权限不清、调查取证不便等问题,打击跨境寄递毒品的法律规范缺位、合作体制难以确立、缺乏政治互信等现状使得国际警务执法合作存在困难。因此,通过完善国内法的域外适用,加强双边、多边警务合作等角度建立健全遏制跨境寄递毒品犯罪的涉外法治体系,在此基础上构建全方位、多层次、信息化、高效率的打击跨境寄递毒品合作机制成为解决当前问题的必由之路。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法治建设的历史考察及启示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深度提炼革命根据地时期的红色法治基因并加以传承弘扬,是构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题中之义。延安时期,党的领导人、边区老一辈法学家探索建立一种符合中国国情的、新型的法治文明,在批判地继承工农民主政权时期法治经验的基础上,从解决实际问题出发,将巩固革命政权与根据地治理统一纳入法治的轨道,构建了以宪法性法律文件为核心的法律法令制度体系,从理论和实践中探索建立一个人民满意的民主法治政府,创新实践非诉纠纷解决方式,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高效便捷的司法资源,由此开创了陕甘宁边区安定团结、和谐有序的社会局面。系统总结梳理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法治建设的经验,对于当下中国式法治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参考和镜鉴。

数字贸易中跨境数据流动的国际法挑战与中国因应

大数据、云计算和区块链等智能化信息技术的深刻变革,使跨境数据流动基础上的数字贸易应运而生。WTO项下的多边规制在回应数字贸易时代的新变化和新需求上亟须调整与改革。在此背景下,中国、美国、欧盟、俄罗斯等均立法保护数据,呈现多种区域性规制并存的状态。各方不同的法律规制路径投射出数据自由流动和国家主权安全这一基本矛盾,需要WTO和各行为体努力协调与平衡。对此,我国需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做出回应,以有效应对跨境数据流动的国际法挑战。国际层面,可积极推动WTO框架下国际新规则的制定与发展;细化WTO框架下例外条款的审查原则;推动永久性零关税协议的制定;主动参与WTO诸边电子商务谈判,协调各方的利益分歧。国内层面,可完善法律法规与数据分类机制;灵活运用《服务贸易总协定》例外条款;妥善处理本地化措施与自由贸易这一内生矛盾,在保障国家安全的基础上促进跨境数据的自由流动。

澜湄流域跨境水资源合作机制研究

跨境水资源合作对于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意义重大,开展国际合作是化解当前跨境水资源合作难题的必然选择。由于国际硬法制定的繁杂性以及实施效果的不确定性,可以从国际软法入手,开展澜湄流域跨境水资源合作。澜湄流域水资源合作机制已经在机制构建、信息共享、科技文化交流等方面取得一系列成绩,但仍需要通过建立联合管理机构、扩大自身影响力、鼓励流域国共同参与、增加合作主体类型等来完善,以加快建设澜湄流域国家命运共同体的步伐,推动澜湄流域各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个人数据跨境流动规制中的“长臂管辖”及我国的对策

数据是数字化时代关键的国家战略资源,数据安全是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核心利益所在。在大数据背景下,欧盟出台了旨在保护个人数据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美国出台了旨在数据自由的《澄清域外合法使用数据法》,上述规则中的“长臂管辖”条款在全球颇具特色且备受争议。欧美个人信息跨境流动规制中的“长臂管辖”对我国的国家安全、商业利益保护和个人隐私保护构成了重大挑战。中国必须秉持主权平等与自主发展原则和合作与共治原则,以坚定个人数据跨国流通的安全性为前提,健全相应法规保障制度,并出台个人数据跨国流通行业自律标准指南,积极参与个人数据跨国流通的全球规范制订。

完善我国反腐败涉外法规的思考——基于中国知网反腐败涉外研究文献分析

完善我国反腐败涉外法规制度,是统筹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必然要求。文本以此为主题,依托中国知网(CNKI)数据平台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形成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跨境反腐败管辖、跨境企业廉洁合规、反腐败国际合作等四个系列理论范畴。始于2003年关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讨论,主要集中于对《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阐释和我国的立法回应转化层面。跨境反腐败管辖问题由美国《反海外腐败法》的问世引起,集中在对美国“长臂管辖”的深层逻辑评析、我国反腐败跨境管辖的现状和问题、对“长臂管辖”对等反制等三个层面。基于我国“走出去”企业规模和对外投资体量越来越大,跨境企业预防腐败合规制度研究随之兴起,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发现跨境企业预防腐败的责任与义务、廉洁合规及主体责任的创制和完善成为研究热点。反腐败国际合作研究,集中于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和缺席审判程序。通过文献分析可知,完善我国反腐败涉外法律法规体系应制定一部反跨境腐败专门法律,确立以跨境反腐败管辖、跨境企业廉洁合规、反腐败国际合作为核心的法律框架。要围绕跨境腐败罪名、跨境反腐败主体责任以及反腐败合作程序等充实法律规范,丰富惩治跨境腐败工具箱,为推进全球反腐败事业作出应有贡献。

困囿与出路:东盟跨境雾霾治理的国际软法运用之道

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东盟跨境雾霾污染循环往复并备受关注。雾霾治理关键领域的国际硬法缺位与创制成本高昂使得东盟“零雾霾”战略目标任重道远。国际软法凭借拓宽国际法律渊源、灵活性高等多维价值功能成为东盟在跨境雾霾治理中的较优选择。但鉴于现阶段国际软法的关键弱点掣肘于雾霾治理规则碎片化、软法保障机制不济与集体治理行动受阻的困囿,东盟各方应不断探寻优化路径。可通过调整国际软法实施保障机制、推进国际软法硬法衔接适用、深化各国跨境雾霾治理能力建设与合作。此外,东盟应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充分挖掘跨境雾霾国际软法的治理潜能,实现国际软法治理路径的升级和嬗变。

论我国涉外法治人才建设效能的提升

我国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历经量、质到效能的标准转变,需要从模式化的培养向多元化的建设进行范式转型。我国涉外法治人才建设面临优质生源流失严重、培养机制尚欠精细、学科融通尚有差距、理论实践脱轨较重、国际交流受阻较大等诸多较为严峻的现实困境。应以铸就能与时俱进地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为基本方略,综合采取超越学段设置的体系思维、跳出国际法视域的跨界思维、突破学校教育的共同体思维、跨越当下需求的前瞻思维和坚守中国立场的本位思维,五维并举探索涉外法治人才建设的效能提升之道。

反洗钱跨境监管的美国模式、反噬危机与中国方案

美国在反洗钱领域的跨境监管已成为其“长臂管辖”的重要体现。以“禁毒”“反恐”“阻遏金融犯罪”和“自我变革”为名,美国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就建立并持续扩张其反洗钱跨境监管制度,实践中已形成了“直接”“间接”和“次生”三种典型模式。支撑上述模式顺利运转的是美国的“制度霸权”,具体表现为立法的侵略性、取巧性和严密性,执法的体系性与灵活性,以及司法的助推性。美国的实践存在巨大的反噬危机,其损耗了美元的国际信用、加剧了美国与别国之间的法律与政治摩擦,更导致了国际金融秩序的日益脆弱。为避免美国单边手段主导的跨境监管产生的危害,我国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反洗钱跨境监管制度时,应秉持“崇尚国际法治”和“追求攻防兼备”两项原则;在立法、执法和司法三个层面履行条约义务、倚重国际合作,最终维护国家权益和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

美国数据霸权的建构与法律应对

数据霸权内嵌于美国的霸权体系之中,并沿着“制度—价值”的框架展开建构。其既依托技术实力以控制者标准不断扩张数据主权,也借助对自由价值的输出推动数据的自由跨境,在维护本国数据安全的同时不断染指他国数据。对此,其他国家在同美国的合作与博弈中形成以防御为导向的法律工具,通过数据本地化和权利化维护利益。面对美国的数据霸权,中国应发挥国际法的规制功能,在强调数据主权的地域标准基础上综合利用国际硬法和软法,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指引,促进数据领域的合作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