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电商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

跨境电商作为贸易新业态,能够很好地改善传统贸易方式、激发国内市场活力、扩大国内市场需求,同时也为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注入新活力。采用我国2012—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跨境电商指标体系,研究跨境电商对于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同时还采用门槛效应模型来研究跨境电商交易额对我国经济增长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做基准回归时,跨境电商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考虑控制变量的情况下,促进作用仍然存在。将跨境电商划分行业发展、运输物流、政策管理三维度,分别研究对我国经济增长影响,结果表明都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在进行面板门槛效应回归时发现,跨境电商交易额对我国经济增长存在单一门槛效应,超过门槛值影响系数变大,表明跨境电商交易额对我国经济增长存在边际效用递增的影响。从加大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设立、推进跨境电商基础设施建设、推进跨境电商技术人才培养以及提升互联网信息化水平这四个方面提出完善跨境电商发展的相关建议。

跨境电商背景下跨境物流服务质量对客户关系管理模式的影响因素研究

跨境电商环境下的物流服务质量目前存在四方面问题:一是高昂的物流运输成本;二是漫长的物流运输时间;三是退换货服务难兑现;四是政治、文化、海关的风险。这四个方面问题的出现,会导致跨境物流服务质量的下降,造成客户期望值与现实服务质量之间的差距,因此,物流服务质量成为影响跨境电商B2B企业客户经营决策的主要因素。文中用结构方程模型探究跨境电商物流服务质量中6个维度对B2B企业客户关系管理模式的影响,发展了适合用于度量跨境电商环境下跨境物流服务质量水平的量表;同时也明确了跨境电商环境下跨境物流服务质量与客户关系管理模式的作用机理。

清前期鲁魁山地区的治策与“汉夷”关系

滇南鲁魁山地区由于其位于滇南交通扼要且环境复杂,明清之际成为各方政治力量角逐的战略要地。清朝底定中原后为稳定全国局面、恢复发展对当地土司采取相对宽松的扶绥政策,同时也不断通过垦荒、开矿等措施鼓励中原人口向云南转移,然而鲁魁山地区土司的不断做大,劫掠客商、压榨土民,为祸一方,并最终成为阻碍清初滇南地区发展的主要力量。随后清廷经过对政策与当地实际情况的不断思考与总结,抓住当地“汉夷”、官民之间的矛盾施策,将该地区改土归流进而彻底纳入王朝掌控之中,但“汉夷”双方又在围绕盐、茶等生计而不断爆发出新的冲突,在王朝与地方的力量互动中,清廷通过镇压叛乱、遍施礼教等方式,完成当地“汉夷”格局的再平衡。

边境乡镇治理转型:构建协调的“边治”与“乡治”关系格局

边境乡镇是与境外接壤、所辖区域内有边境线的乡镇。在现实中,边境乡镇治理在我国的边境治理中承担着大量边境日常、具体事务的治理,构筑起我国国家安全的基层屏障,承担了我国边境治理的末端责任。边境乡镇治理中较为复杂的权力结构成为了边境乡镇治理与内地乡镇治理的最大不同。根据边境乡镇治理的现实,我们将其分为“乡治”和“边治”两个基本面。由于治理方式、治理主体、治理目标的差异,“乡治”和“边治”的关系未理顺,限制了边境治理整体的发展。理顺“乡治”和“边治”的关系是边境乡镇治理转型的关键所在,也是边境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实现边境乡镇治理的转型关键在于完善边境党的组织保障、拓宽边境乡村的发展渠道、落实边民边境治理中的主体地位。

基于生态共生的边境地区旅游与贸易协同演进研究:来自桂滇边境11市的实证

改革开放以来,兴边富民、“一带一路”等政策、倡议的实施促进了边境地区贸易与旅游的迅速发展,带动了边境地区经济的发展。厘清边境地区旅游与贸易的关系对制定相关政策、促进两者协同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文章基于生态共生理论,运用静态回归模型、格兰杰因果检验等方法,从整体和个体层面探究两者间的共生关系及内在机制。结果表明:在共生关系方面,无论是整体区域还是单体城市,边境地区旅游与贸易之间均存在非对称互惠共生关系。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分析显示,对整体区域而言,进出口贸易对旅游收入有推动作用,尤其是进口贸易对旅游收入有促进作用;对单体城市而言,出口贸易、进口贸易、进出口贸易与旅游收入之间有显著关系的城市数量分别是1个、4个和3个,进一步验证了边境地区旅游与贸易共生关系的不对称性。内外源双轮共同驱动构建了边境地区旅游与贸易的共生环境,旅游与贸易之间要素流动与转化推动了共生关系的形成。

跨境语言关系研究的基本构想与框架设计——以中越跨境壮侗语族语言为例

文章基于中越跨境壮侗语族语言,从研究视角、语种选择、田调选点、思路框架调整对跨境语言关系研究的基本思路及框架进行构建。跨境语言研究实质上是对跨境语言关系的考察,相比语言本体的跨境语言关系,语言功能、语言规划、语言对社会的影响等领域的跨境语言关系,因其现实及未来的重要意义而具有更大的研究价值和研究空间。文章在8对中越跨境壮侗语族语言中筛选出3对跨境语言壮语-岱侬语(包括岱依语和侬语)、布依语-布依语(热依语)、傣语-泰语作为考察语种,主要从社会视角,基于中越两国对应共7个田野点系统深入的田调材料,使用斯波斯基、李宇明的语言规划和语言管理理论、SIL及卡萨德的语言通解度测试理论及方法、黄行和周庆生等的语言认同理论及方法,分别对中越跨境壮侗语族语言的语言管理、语言通解度和语言认同进行考察描写分析,发现揭示其异同及其背后社会各方面的制约因素。意在为课题研究的实施推进奠定良好的理论和框架基础,同时也为相关研究提供一个值得借鉴的参考,从而为拓展深化跨境语言研究,为推进中国特色语言学的三大体系建设贡献力量。

文化嵌入与关系网络:互市场域中的边商行动——基于黑龙江省黑河市的实地研究

互市是边民日常生活的图景,是边境地区人与物跨界流动的重要场域。黑龙江省黑河市既是中国最重要的对俄贸易口岸城市之一,也是中国边境地区商人群体最主要的聚集地之一。从中国和俄罗斯边境人群的日常生活实践出发,对互市场域中的边民经商活动进行田野调查,以期剖析边民互动的内在逻辑。边商在边境地区互市场域中通过文化嵌入和关系网络构建的策略性行动,实现了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经济资本的资本积累和转化。中国和俄罗斯边民互市场域中文化嵌入的非均衡性与主流的边境和跨界流动研究中的边民互动,促成了文化交流的观点存在差异;关系网络的脆弱性是区别于西南、西北边民互动特点的特殊性存在。对边民互动的多种模式进行微观考察,是兴边富民的重要基础。

晚明钦州边防武官邓钟的《安南图志》及其安南认知

《安南图志》是一部稀见明代安南交通图志。此书由时任广东副总兵的邓钟编写于万历三十六年(1608)爆发的钦州之乱中,内容包括安南简况、往来安南海上航路和相关航海技术信息等。此书记录翔实准确,呈现了明代海疆驻防武官对安南相关问题较高的认识水平,也记录了他们对明朝与安南关系跟一般文臣有所不同的看法。邓钟对安南的认知既来源于早年师承和交游关系,更得自在沿海边疆长期应对安南侵扰的亲身体验。其经历和观点在晚明钦州等地的边疆守官和武将群体中具有一定代表性。对这一稀见文献的考察,或有助于学界补充和拓展对明与安南关系的研究。

边界旅游中的跨界组织间合作行为研究

从管理的角度看,旅游目的地是最为困难的管理对象之一。而对于处于边界地区的目的地来说,对其施加影响,促进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困难就更为突出。目的地管理问题往往同各利益相关组织之间的依赖与协作有关。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一个跨界组织之间建立合作关系的OSL模型,用以描述跨界旅游目的地建立组织间合作关系的过程与动力机制。并选择一个处于两镇三村交界地区的旅游目的地作为案例,对模型进行了经验性验证。该模型提出的"一个导向,两类循环和三个阶段",对边界地区的旅游目的地实现跨界合作有借鉴意义。

绿洲边缘地带温湿风的廓线特征及其通量计算

讨论了绿洲边缘地带的温湿风廓线及日变化特征，用Businger模式计算了显热通量，并将结果与波文比法、涡度相关法作了比较．

首都经济圈大气污染治理:府际协作与多元参与

首都经济圈已成为全国大气污染突出、灰霾污染严重的区域,其直接成因是重化工业负外部性的溢出,间接成因是区域治理能力不足,缺乏联动协同机制。跨域治理是区域一体化协调发展的最佳模式。美国、欧盟、日本等国的跨域治理经验给我国提供了诸多有益启示。治理首都经济圈大气污染,应坚持联防联治,协同合作治理;调整产业结构,发展低碳经济;出台专项法规,构筑制度保障;引入市场机制,拓宽融资渠道;加强科学研究,提供技术支持。

试论中国边疆政治学与边政学、民族学的关系

中国边疆政治学作为一个学科名称出现于2000年。近年来,这一学科发展很快。但由于这一学科所具有的交叉复合性和历史重叠因素,使人们对它的认识存在相当的模糊。它与传统的中国边政学、民族学关系紧密,但又有着显著的区别。不弄清中国边疆政治学的学科性质、特点以及与中国边政学的联系和区别,就难以发挥其在建设和谐边疆和处理周边关系中的作用。

知识谱系的构建与人类智慧的分享：聚焦中国边境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民俗文化,即民众的知识。知识总是与特定的社会主体相关,其生产、使用、传播以及接受等都具有社会性。知识是地方性的,因而也是未完成性及开放性的。非遗制度是一种国家主导的知识谱系构建。国家级名录中少数民族非遗项目所占比重很大,正说明作为一体的中华民族,因其组成的多元而具有多样性的文化。通过国家主导的赋权制度,差异性存在的地方知识获得了同样的身份,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内地边疆文化发展中存在的诸多方面的差距。边境地区非遗与内地非遗具有共同发展的耦合关系,与他国边境地区的文化也可能形成良性互动的耦合关系。双重耦合关系使文化共生关系有可能建成并有益于人类智慧共享。

新时期中朝关系定位与中朝边境地区经济合作发展

以中朝两国建交60周年为契机,在两国领导人的直接关心和共同推动下,中朝关系明确定位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明确定位既为制定新时期中朝经济合作方针和原则奠定基础,同时也推动中朝边境经济开发合作呈现出结构性变化和政策性关联的特点。伴随着以"共同开发、共同管理"为原则的中朝边境经济开发合作项目的顺利开工和推进,必将引导朝鲜经济发展超越"输血式"的援助模式,实现自身"造血"能力的提高。同时有利于朝鲜逐渐融入国际社会,促进朝鲜半岛和平稳定,提升边境经贸合作层次,促进边境地区"人与环境"的和谐共生。

跨国并购与公司治理的互动关系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跨国并购活动空前活跃,对世界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跨国并购活动逐渐弱化了各国公司治理的差别,推动了全球公司治理模式的趋同化和合理化,而公司治理模式的趋同化和合理化又进一步便利了跨国并购活动的开展。二者形成了一种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互动发展关系。随着我国入世后对外开放进程的加快,跨国公司对我国企业的并购也会越来越多,这对我国公司治理机制的完善将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我国企业应抓住机遇,努力打造面向世界的规范有效的公司治理模式,为吸引跨国公司的并购投资创造有利条件。

基于AS关系的BGP路由策略验证方法

对AS间BGP路由策略进行了深入研究,给出了一种推断导出策略的方法。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基于AS关系的AS间BGP路由策略验证方法,通过该方法可以发现AS间异常的prefix宣告,从而可以实现对路由策略的验证。然后用该方法对AT&T的两个AS间的BGP路由策略进行了验证,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从“边界冲突”到“关系自觉”--论费孝通如何用“场”修正“差序格局”

"差序格局"是费孝通概括中国传统社会亲属关系和社会结构形态的理论工具,也是分析中国人"群己之别""圈层意识"的"私"道德的功能概念,更蕴含人际关系紧张、秩序隐患和边界冲突等负面影响。利用"场"的扩散、交叉和非边界、融合等特性来补充"差序格局",既是费孝通晚年对差序格局内在"推己及人"达成"和"的社会秩序的文化反思,也是对消除现实生活中人际关系隔阂,实现关系自觉的实践关怀。中国人际关系结构的"差序"和"场"二重性,行动者"差序"和"边际"的双重人格,构成中国人际关系交往的实践逻辑,也是费孝通用"场"补充"差序格局"的理论启示。推动费孝通借助"场"来补充和修正"差序格局"的文化意义和研究范畴,仍需进一步开掘。

中国城市体系跨境网络结构特征——基于世界500强企业母子关系分析

为了认识中国城市体系跨境网络结构特征,以世界500强企业的母子企业间的内在关系视作城市之间的联系证据,建构中国境内城市与境外城市之2-模网络,从总体网络、内源网络和外源网络3个维度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总体网络区域分布较广而差异大,网络要素总体上呈现位序-规模分布,又不同程度偏离"理想值";外源网络相对内源网络发育,并在城市构成上形成部分差异;外源网络度数中心度、核心-边缘分化特点显著,同时境内的上海、北京、广州、苏州等之间,境外的东京、首尔、新加坡、纽约等之间呈现显著的联系共享特点。

跨境农产品供应链关系稳定性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广西—东盟的实证分析

为了探究跨境农产品供应链关系稳定性的影响因素及其之间的关联,在对跨境农产品供应链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假设,构建跨境农产品供应链关系稳定性因素的结构方程模型,结合问卷调查结果和因子分析法验证假说,结果表明承诺与信赖、联盟预期、关系资本、利益分享以及市场结构、市场竞争、政策法规对跨境农产品供应链关系稳定性有显著影响,其中承诺与信赖、联盟预期、关系资本、利益分享为主要影响因素,技术支持对跨境农产品供应链关系稳定性没有显著影响。研究结论可为中国—东盟跨境农产品供应链关系稳定性关键要素管理与控制提供指导和借鉴。

关系稳定性对跨境农产品供应链联盟绩效的影响——基于广西—东盟的实证分析

以跨境农产品供应链联盟形式发展的中国—东盟农产品流通产业是对中国农产品"走出去"战略以及农产品供应链管理理论的适应和拓展。而基于跨境农产品供应链关系稳定性—联盟绩效—供应链优化分析框架,利用广西—东盟跨境农产品供应链联盟调研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跨境农产品供应链联盟绩效影响因素发现,关系稳定性对其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其中,承诺与信赖、联盟预期、关系资本、利益分享等因素对财务绩效、运营绩效影响显著;联盟预期、关系资本等因素对绿色绩效影响显著。因此,为更好地提高跨境农产品供应链联盟绩效,一要基于承诺与信赖创新,重视跨境农产品供应链联盟成员契约精神塑造,完善利益联结机制,确立技术投资保障;二要基于联盟预期创新,做好联盟成员合作发展长期规划,打造以核心企业为主导的优势互补的联盟集团,提升跨境农产品技术含量与出口竞争力;三要基于关系资本创新,建立健全联盟成员定期或不定期会晤与合作磋商机制,研发应用跨境农产品流通信息共享平台;四要基于利益分享创新,改进联盟成员利益分享与评估系统,提高风险识别与应对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