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境民族地区农村应急韧性治理的影响因素与提升策略——基于广西边境五县12个村庄的案例分析

提升农村应急治理成效是贯彻国家“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理念的重要举措,探究边境民族地区农村应急韧性治理中的影响因素有利于农村应急治理长效机制的规范化与体系化建设。文章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构建制度韧性-资本韧性-文化韧性-基础设施韧性的基本分析框架,以广西边境民族地区五县12个村庄为案例样本,研究影响边境民族地区农村应急韧性治理成效的多因素组态效应与作用机制。结果表明:边境民族地区农村应急韧性治理成效受到多重因素组合的共同作用,单一条件变量无法作为结果的必要条件,而资本韧性的高治理成效一致性达到0.88,是边境民族地区农村应急韧性治理成效的充分条件;边境民族地区农村应急韧性治理存在两种典型的有效组态,即“资本-文化型”与“制度-设施型”;资本韧性、制度韧性、文化韧性和基础设施韧性分别对韧性治理成效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对未来边境民族地区农村应急韧性治理成效提升具有政策层面的启示意义。

西南民族地区文旅融合发展的影响因素及组态路径--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的云南省实证研究

探究西南民族地区文旅融合发展的组态路径对于促进西南民族地区文旅融合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归纳演绎得出西南民族地区文旅融合发展的影响因素,并借助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研究云南省16个市州文旅融合发展的案例发现,单个影响因素并不构成西南民族地区文旅融合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也发挥着较普适的作用;政府与城镇化逻辑下依托需求驱动型、需求主导下依托政府与城镇化驱动型、需求与人才双元逻辑下依托政府及城镇化驱动型、多元合力驱动型四种组态路径,可助推西南民族地区文旅融合的高质量发展。

云南民族地区特殊儿童早期干预中家长介入的困境与应对策略

家长介入在特殊儿童的早期干预领域越来越受到重视。本研究选取云南民族地区的特殊儿童家长为研究对象,探究其介入儿童早期干预存在的困境。研究结果发现,家长介入的意愿强烈,但是介入能力有限,缺乏专业指导;早期干预相关信息的获取缺乏统一、官方的途径;家庭经济负担重,家长介入干预精力不足。因此,文章提出应当加强对家长的培训,提供个别化家庭干预指导;明确家长获取早期干预相关信息的官方渠道,提供信息咨询服务;提高对云南民族地区特殊儿童家庭经济支持的建议。

西南边境少数民族网络社群的信息生态机制分析——兼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考察

我国西南边境地区少数民族具有群体跨境流动、相对贫困落后、民族成分复杂、宗教信仰多样等特征,该地区“三股势力”依然活跃,并渗入各类网络社群,煽动不良情绪。从维护边境安全稳定与中华民族完整统一的国家战略来看,亟须统筹合力,优化网络社群生态,使其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阵地。对西南边境部分村落、乡镇进行调研,借鉴信息生态理论,将少数民族网络社群视作信息生态环境的重要有机体,发现其遵循以下信息生态机制:公共议题讨论,基于情感需求的“线上—线下”交互的运行机制;基层治理信息交互,社会信息交流共同体的信息交互机制;基于锚定的强集聚效应,信息中心节点聚合效应显著但不稳定性客观存在的动员机制。

乡村振兴背景下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现代化探析

党的二十大在社会治理方面提出,要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提高市域社会治理能力,提升治理效能。社会治理现代化符合乡村振兴总体要求中治理有效的发展需求,成为乡村振兴的必然逻辑与现实选择。该文基于乡村振兴背景,总结怒江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多元共治工作实践及成效;归纳怒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现实困境;探讨进一步推动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以期助力乡村振兴绿色可持续发展。

边疆民族地区高校民族团结教育优化研究——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例

优化边疆民族地区高校民族团结教育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助推边疆民族地区稳定发展,筑牢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方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广西壮族自治区属于边疆民族地区,该地的高校民族团结教育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存在一些不足:部分高校民族团结教育体制机制有待加强、师资力量有待加强,教学方式具有单一性。优化边疆民族地区高校民族团结教育必须以加强高校民族团结教育体制机制建设为保障,以加强高校师资队伍建设为抓手,以高校民族团结教育课程改革创新为关键,增强边疆民族地区高校民族团结教育的功能性,进而实现边疆民族地区高校民族团结教育的创新性发展。

师范生暑期支教对边疆少数民族留守儿童教育影响研究——以保山学院为例

暑期支教是师范生体验教学、提高教育教学实践能力的重要途径,也是响应党和国家的政策,对留守儿童表达关爱的具体行动。云南省保山学院教育学院连续5年开展暑期师范生送教下乡关爱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留守儿童志愿活动,让师范生初步感受课堂教学的魅力,带给留守儿童关心与爱护,帮助留守儿童成长成才,探索出一条政府、高校、学校、家庭“四位一体”的留守儿童教育关爱与服务体系。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边疆民族地区人才开发问题研究

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关键之一,应当全方位推动人才振兴,为做好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提出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为边疆民族地区依靠自身优势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边疆民族地区必须始终把人才开发建设作为一项长期性、基础性工程,以人才开发为起点,千方百计引人、因地制宜育人、不拘一格用人、优化服务留人,增加人才数量,提高人才质量,释放人才潜能,推动构建边疆民族地区人才工作的崭新格局,全面为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振兴赋能添力,推动边疆民族地区实现高质量发展。通过全面剖析边疆民族地区人才开发面临的困境,深入挖掘产生困境的原因,提出摆脱困境的建议和对策,以期为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边疆民族地区的人才开发提供参考和借鉴。

乡村振兴背景下边疆民族教育现代化的发展路径

边疆民族地区是集边疆性与民族性于一体的独特区域,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边疆民族教育现代化肩负着维护国家安全、促进国际理解、增强国家认同以及推动民族发展的历史使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关键之际,边疆民族地区教育现代化发展也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新时代背景下边疆民族教育现代化应继续加强民族团结教育,提升民族教育意识;抵制境外敌对势力侵扰,重塑民族文化自信;培养少数民族骨干,助力边疆稳固发展;增强教师职业供给,提升民族教育质量以及加强信息技术建设,赋能教育深化发展。

云南边境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路径探讨——以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为例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新时代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任务。云南边境民族地区关系到国家稳定与民族团结,云南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地处西南边陲,基础设施仍滞后,人口流失严重,产业发展定位不明确,边境安全问题复杂,文化陋习频现,使得该地区存在易返贫风险且乡村振兴的必要性更加突出。以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为例,探讨了云南边境民族地区的乡村振兴路径,提出了以优化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人才队伍建设、发挥本土产业优势、铸牢边境安全防线、培养良好道德风尚等方向,致力于提高孟连县边民的社会生活水平,推动乡村振兴扎实前进。

滇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初中生同伴信任和自尊的关系研究——以大理州M中学为例

为了解滇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初中生同伴信任与自尊水平的现状,探讨滇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初中生同伴信任对自尊的影响,选取滇西北少数民族地区M中学520名初中生进行问卷调查。研究结果表明:(1)初中生同伴信任与自尊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2)初中生同伴信任情况处于中等水平,在年级、家庭所在地、家庭关系及家庭收入上存在显著差异;(3)初中生自尊情况处于中等水平,在独生与否、留守与否、年级、家庭所在地、家庭关系、家庭收入以及母亲学历上存在显著差异。

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振兴路径研究——以墨江县为例

做好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工作,关系到边疆安宁、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和经济繁荣。民族地区在乡村振兴发展中面临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薄弱、脱贫群众内生动力激发不充分、产业扶持难度大等问题。因此,要促进其乡村振兴的高质量发展,应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升自产自销产品价值;激发群众内在动力,巩固群众稳岗就业;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培育农民稳定增收长效机制;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加大扶持政策有效衔接力度。

乡村振兴背景下云南省现代化边境小康村建设研究——以X、Y、Z村为例

该研究以云南省3个边境村——X、Y、Z村为例,通过文献搜索和实地调研方法探索乡村振兴背景下云南省现代化边境小康村建设现状,并提出关于现代化边境小康村建设的思考。研究发现:3个村的农业产业具有独特性,基础很好且成规模,给村民带来了较好的收入;3个村的生态环境良好,村民对乡风文明建设、乡村治理的满意度较高。为进一步推进这3个村的发展,也为云南省其他边境村和我国其他边疆省份边境村的发展提供参考,提出要加强党和政府的引领,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发展特色产业,打造有影响力的品牌;发展新型经营主体,提升农户经营水平;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引育并举,打造乡村振兴人才队伍;强化生态环境整治、乡风文明建设以及乡村治理,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滇西北少数民族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路径研究

不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的成果,推进乡村振兴在滇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全面发展,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实现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少数民族地区是重点也是难点。滇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是生物资源极为丰富的地区之一,其民族多样性也不遑多让,同时也是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因此,要推进滇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必须关注和谐民族关系、自然资源禀赋、生态安全保护的重点,汲取发展优势,反思薄弱环节。以推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为前置条件,在此基础上统筹滇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布局,完善医疗、教育设施建设,实现产业布局的多样化发展,扎实推动乡村振兴。

基层组织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中的作用——以西南边境民族地区为例

西南边境民族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关系到我国民族团结和边境稳定。农村工作的顺利推进关键要靠农村基层组织,但西南边境民族地区的农村基层组织在衔接进程中却存在政治领导力不强、带头人执行力较弱、边民参与农村治理的后劲力不足等瓶颈问题,制约着衔接效果。因此,此地区的基层组织要立足区域实际,加强组织队伍建设、配好领头雁、转变思想观念,以做好有效衔接、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三语背景下云南跨境民族外语教育规划

通过采取实证定量问卷方法对云南省跨境民族学生三语教育的态度进行了考察。受试对象为云南省跨境民族地区27所大中小学的3905名学生。问卷包括有关受试语言背景和三语(本民族母语、汉语和英语)学习态度等问题。主要根据Adamson和Feng(2009)三语教育问卷编制而成,用SPSS17.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了频率分析和描写性分析。本调查初步弄清了云南跨境民族三语现象和三语教育现状,对三语教育成效给予了充分肯定。在此调查基础上,本文对云南跨境民族地区的外语教育提出了少数民族自治县采用民族语"就近"选择以及非少数民族自治县采用邻国语种"优先"选择原则的建议。

东北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现状、问题与对策

中国东北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存在的问题有三:一是文化资金保障体系亟待强化,投资渠道需要扩展;二是文化队伍结构不够合理,人才建设缺少刚性政策支持;三是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监管薄弱,考评机制亟待建立。针对上述问题应采取的措施有:创新财政投入和管理模式,实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财政资金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引进和充实文化水平高、文艺专业素质高和组织管理能力强的年轻人才,增强文化干部队伍的实力和活力,等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云南跨境民族地区的认同及建设

由于受到民族认同的先在性、经济发展的客观差距、教育文化滞后、文化自觉程度相对较低等因素影响,在云南跨境民族地区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困难。一旦不充分具备一定的理性力量(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价值评价的依据,就可能会出现国家认同、政党认同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认同的困难和公民道德的分化,使得云南跨境民族在面对来自境外的国家安全威胁的时候,可能会更多地考虑民族情感而非国家利益;更多地看中利益刺激而非公民道德;更多地尊重民族习惯而非国家法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支撑云南各跨境民族逐步弥合差异而形成共同的目标与追求的理性力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是保障云南跨境民族地区国家安全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思想基础。因此,必须从进一步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促进经济发展、大力培养民族干部、加强文化自觉等方面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云南跨境民族地区的建设。

后脱贫时代边疆民族地区相对贫困治理:逻辑理路、价值转向及战略选择

后脱贫时代,边疆民族地区的乡村发展开始逐步由低层次脱贫转向高层次振兴。解决边疆民族地区的相对贫困现象是实现“共同富裕”伟大愿景的思想所指,是实现城乡要素双向流动融合的发展所求,是砥砺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践所需。边疆民族地区相对贫困治理的关键在于治理维度要由解决收入贫困向缓解相对贫困转变,治理理念要由“输血”治贫向“造血”防贫转变,治理模式要由开发式扶贫向开发式与保障性扶贫并重转变,治理目标要由“特惠”扶贫向“普惠”式乡村振兴转变。具体战略要求是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以系统思维构建边疆民族地区相对贫困治理体系,通过不断完善民族产业构建相对贫困治理支撑体系,推进相对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衔接,协同推进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公民社会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的逻辑研究

和谐社会建设与公民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不仅是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中国发展战略重大转型过程中所要解决的一个实际问题。为了适应环境和时代的变化,现代社会变革呼唤着边疆民族地区公民社会的健康成长。在当前构建和谐社会这一整体战略的转变中,从多民族国家的民族融合与发展的高度出发,探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公民社会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关系,有利于推动边疆民族地区公民社会的健康成长,以适应和谐社会建设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