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下边疆社会稳定研究的几个问题

本文从五个方面讨论了全球化背景下边疆社会稳定研究的现状、存在问题及其可能的研究思路。指出全球化背景下边疆社会稳定是一个动态稳定,由于全球化背景下以及我国当今国家化进程的推进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使得内部和外部的影响因素都时时处于变动的状态,同时也由于边疆民族文化的边缘性、心理疏离性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错位的深刻根源,诱发了社会的不稳定。因而妥善解决边疆社会的不稳定问题,疏导民族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建构起适应当前我国边疆民族需求的公民文化是核心的要义,这也能超越以往传统社会稳定观的局限,建构科学而长效的社会稳定基础。

国家认同的建构——从边疆民族跨国流动视角的讨论

在多民族国家,各民族的国家认同问题是关系国家团结统一的重要基础。而边疆民族因其居住地属于国家边缘地带和其族群属于非主体民族而形成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张力,在国家认同问题上存在着一定的模糊性并具有选择的地缘条件和社会条件。为此,必须高度重视边疆民族的国家认同建构,而且应从边疆各民族主体出发,以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相统一并以文化价值为目标的原则进行国家认同的建构。

南京国民政府的边疆观念及民族认识

九一八事变前后南京国民政府的边疆观念与民族认识发生了较大变化。事变前其边疆认识以蒙藏新为重心,将边疆问题与民族问题等同,边疆区域范围的界定较模糊;事变后西北、西南边疆在其视野中地位开始提升,边疆区域范围的界定相对明确。民族认识上以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为基础,为现实政治利益的需要,忽视少数民族自身历史文化传统而提出宗族理论。与国民政府的边疆观念及民族认识同步演进的是其国家主权观念的逐步清晰,对中国从传统国家形态向现代转型,维护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抵抗外侮与民族分裂势力有积极意义。由于南京国民政府的阶级局限性,其边疆观念与民族认识多以政治利益为出发点,在具体实践中并未彻底贯彻,宣传价值多于实际运用。

唐朝北部边疆高纬度地区民族述论

唐朝北部边疆以贝加尔湖为中心的高纬度地区分布着的骨利干、多览葛、仆骨、拔野古、同罗、浑、白霫、鞠等民族群体,这些民族群体与回纥有源流关系,他们的文化表现出较为独特的特点;从唐朝在北部边疆对上述民族的治理可以看到唐朝的北部边疆比汉代有了进一步的扩展,向北推进到了靠近北极的高纬度地区。

边界缓冲区:催生新族群的温床

当由原初自然生态环境所营造的族群地理边界随着族群的发展而不断突破时,以占有更多生态资源为主要目的边界扩张势必使原本远离的族群因各自的扩张而发生边界冲突。在漫长的历史场域中,因族群势力的时强时弱就会在边界之间形成你来我往的边界缓冲区。无数历史实践证明,边界缓冲区往往是催生新族群的温床。

边疆民族群体性事件:概念、治理模式与研究展望

"民族群体性事件"是"群体性事件"的衍生或次生概念,从"群体性事件"的性质和特征上看,属于冲突或社会冲突的范畴。学术界对群体性事件的界定主要有"违法标准说""主观标准说""客观标准说",反映出不同学科对群体性事件的方法论和认识论的差异。西方学术界关于族群冲突治理的向心主义模式与协和主义模式理论模式对于中国边疆地区存在的民族群体性事件的治理与研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在借鉴过程中要注意两个模式之间存在的差异:(1)前者倾向于大众参与,后者倾向于精英政治;(2)政治妥协达成的时机不同;(3)向心模式主张温和的"中间派"主导政治生活,协和模式主张由温和派与激进派共同组建"大联合政府";(4)两者在具体选举制度有着根本不同,协和模式实行偏好投票制,协和模式主张实行名单比例代表制。

明代川西北的卫所、边政与边地社会

卫所是明代在川西北统治体系的重要军事依托。在以安抚为主的治边政策影响和文官系统层层监管下,卫所成为明代川西北边政的主要执行机构之一。除肩负军事防御职责外,卫所同时兼管与藏羌事务相关的具体行政职权,无形中拓展、加深了卫所与川西北边地社会之间的接触广度和深度。更为重要的是,为解决卫所粮饷等物资供给问题,明代官方举措和卫所戍军自发性的谋生活动,均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明代川西北戍军与藏羌民族之间的族际互动。

地缘、族群、文化——“一带一路”战略与西南边疆关系的历史与现实思考

西南边疆与东南亚、南亚地区在地缘、族群及文化诸领域具有深长的历史关系。古代西南丝路是在一定地理环境下,沿途地区或国家客观社会发展的产物。西南边疆与东南亚、南亚地区文化上彼此交融,但其族群关系的构建却呈现出多维形态,各族群关系的融洽与矛盾是历史演变进程中社会的常态现象。近代国际秩序的变革,使西南边疆与东南亚、南亚区域,在族群关系、界务诸问题上,亦形成复杂面貌。

边疆人类学:何谓与何为

20世纪中叶以降,全球化成为理解国际边疆社会与发展的时代背景和重要概念,促进了边疆研究主题的多样性与分殊化。以黑斯廷斯·唐南、T.M.威尔逊为代表提出了边疆人类学,随后一大批人类学家参与研究,旨在全球化的宏大背景中重构边疆理论。边疆人类学无论研究视角还是研究内容,都提供了新知识与新范式,多角度、全方位地拓展了边疆研究,形成了人类学视野下与众不同、斑斓多彩的边疆观。

边疆治理视野下的文化认同问题

在边疆民族形成以及边疆民族文化建构的过程中,各民族势必频繁接触与互动,出现文化竞争与冲突、合作与秩序。而这影响着民族及其民族文化发展,也影响着边疆治理。为此,要实现边疆的善治,促进边疆的发展和稳定,必须从尊重边疆各民族的文化价值出发,正确处理民族文化与国家主导文化、民族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推进文化整合,加强中华民族建设,以建设公民文化为基本路径构建边疆和谐文化。

清代“大一统”思想与东北边疆地区行政管理体制创制

清朝统治者突破了以往历代王朝"华夷之辨"的思想局限,倡导并积极实践"大一统"思想。这一思想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即清入关前皇太极提出"满蒙汉一体"的新的民族观,是其开端;顺康时期基本形成,圣祖废长城而不用;雍乾时期趋于成熟与完善,世宗提出"中外一家"理念,高宗最终实现国家"大一统";晚清时期又有新发展,筹划在边疆地区"设行省、改郡县",实现边疆与内地管理体制的一体化,以抵御列强侵略。随着"大一统"思想的不断发展,清廷对东北边疆地区的行政管理体制也不断进行改革和创新,在清入关前至清初实行八旗制,清代前中期实行以八旗驻防制为主体、多种体制并存的管理体制,晚清时期则普遍设立州县,最终建立行省体制。东北地区行政管理体制的变迁是清朝践行不断发展的"大一统"思想的例证。

中缅边境地区缅籍学生跨境入学现象研究——基于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调查

在中缅边境地区,越来越多的缅甸适龄儿童自发跨越中缅边界,进入我国云南边境沿线学校就读。这些缅籍学生以缅北边民为主,大多为同根同源的跨境民族;他们多集中在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尤其是国门小学就读。缅籍学生跨境入学的原因既源于中国相对优惠的边境教育政策的吸引,更是源于跨境民族地区独特的地缘文化因素的影响,以及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对缅籍学生未来就业的驱动。目前,缅籍学生跨境入学普遍面临着入学机会紧缺、管理无章可循以及升学渠道不畅等问题。我国需要从"一带一路"倡议的高度,采取多种措施妥善处理缅籍学生跨境入学问题。

云南跨境民族多元宗教生态平衡与和谐边疆治理关系研究

云南跨境民族宗教多元,整体处于平衡状态,但在某些边疆区域境外宗教渗透频发、"宗教失衡"突出,对国家边境安全造成严重威胁,给边疆社会治理带来诸多困境。边疆宗教不是单纯的社会某一领域的问题,是事关国家稳定、民族团结与边疆安定的大局,为了维护跨境民族多元宗教生态平衡,稳固边疆社会治理的和谐环境,应从国家宗教战略构设与宗教路径构建方面不断健全与完善国家宗教治理体系,提升社会宗教治理能力,结合现代国家建设与多民族国家建设,把边疆宗教治理纳入国家一体治理与边疆社会治理体系中,积极发挥宗教在社会治理中的构建功能,反对、抑制与打击一切非法宗教,确保边疆跨境民族宗教的"纯洁性",推动和谐边疆治理的顺利进行。

西汉时期西北边疆的民族及其与王朝的关系——基于《汉书》的分析

汉王朝的西北边疆主要指狭义上的西域,民族成分复杂,既有起源于甘青高原的氐羌民族,也有与北方匈奴有源流关系的乌孙,还有高鼻深目的塞人;西北边疆各民族的政权都得到汉王朝在政治上的认可,他们与汉王朝建立了一种羁縻关系,是汉王朝西域都护治理下的地方政权,从统一多民族中国形成与发展的角度来看,汉王朝对西北边疆各民族的治理是统一多民族中国对中国西北治理的历史证据。

“庄蹻王滇”新议

"庄蹻王滇"传说最早见于《史记.西南夷列传》,是考察西南边疆族群起源的必征史料之一。然而作为史料,"庄蹻王滇"存在着众多难以诠解的疑点和自相矛盾之处,历代史书在承袭其基本框架的同时也在不断对之进行改写,自唐代始即有史家对其可信度提出质疑。洎乎当代,"庄蹻王滇"依然是一桩聚讼不休的史学悬案,甚至有学者根据文献研究和考古发掘的新近成果对其史学价值作出了基本否定的结论。如果我们把观照视野从历史文本的实在性转移到其话语性,未始不能在这则漏洞百出的史料中发现某些新的知识生长点。作为一个历史事件,"庄蹻王滇"的真实性或许是值得怀疑的,但它却相当真实地折射出特定时代不同族群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华夏族群在华夏中心主义观念的潜在支配下对于边疆族群起源的历史想像。

精神文明建设在边疆民族团结稳定中的作用

精神文明建设在促进边疆民族团结稳定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时期,根据"世情"、"国情"和"党情"的发展变化,结合国家精神文明建设要求和边疆实际,巩固边疆民族团结稳定,必须从战略高度重视边疆民族地区精神文明建设,促进边疆精神文明包容式发展,建立健全精神文明建设长效机制,使精神文明建设的措施规范化、制度化和法律化,才能从法治高度确保边疆民族团结稳定。

论清代边疆问题与国家“大一统”

由边疆问题而引发的"边患",自秦以来,一直是历代中央王朝所面临的严重威胁,几无一个王朝无"边患"。至清代,清王朝所面临的边疆问题,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上都与之前的历代王朝有所不同,更复杂、更尖锐、更严重,也更难解决。概而言之,既有民族问题,又有统一与割据甚或分裂的问题,更有列强的觊觎与侵略。如何应对或解决这些复杂的边疆问题,不仅关系清王朝的存亡,也关系到国家的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清朝以民族"大一统"观念取代了以往的华夷之辨,以这种新型民族观念为指导,通过各种措施,推进边疆与内地的一体化进程,较成功地解决了之前历代王朝难以解决的一些复杂的边疆问题,其做法值得总结和重视。

社区、民族与建设:民国边疆社会研究的三重视野

近代中国边疆研究的社会科学化主要是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共同努力的结果,并植根于近代中国西学东渐的历史大背景。文章在系统梳理民国时期边疆社会研究学术脉络的基础上,认为民国边疆研究的知识生产和社会实践在兼顾学术和应用的基础上形成了边疆研究的三重视野:即以社区研究来深入剖析一个典型的民族社区的内部结构和功能;以详实的田野考察来探究民族文化的不同形态;以及对边疆社会工作和社会建设的应用实践。

多元社会的生成机制及其启示——对“边疆”的再思考

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是我国一个多族群、多宗教和谐共存的地区。长期以来,不同族群身份、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们交错杂居,在共同生活的基础上,构建起了既保留差异,又彼此融合的多元社会。通过对迪庆这种多元社会生成机制的研究,可以揭示其形成的深层社会原因,进而为当代的边疆社会治理带来新的启示。此外,通过对迪庆的个案研究,还可以引发对传统的"族群"、"民族"、"边疆"等概念进行再思考与再反思,从而有助于深入理解与实践费孝通先生曾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

历史上滇藏地区对中央王朝的认同何以可能之新探

历史时期滇藏地区均属于中华大地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们与中原王朝的交流互动系古代中国不同地区或不同政权之间的交往联络。换句话说,这是古代中国内部的政治生态式样。考察历史上滇藏地区与中原王朝关系发展的来龙去脉,可以发现滇藏地区所以认同中央王朝是有深刻原因的:地缘环境上的亲缘关系是滇藏地区认同中央王朝的自然因素,文化向心力是滇藏地区认同中央王朝的诱致因素,民族间的"三交"是滇藏地区认同中央王朝的基本因素,经济交往是滇藏地区认同中央王朝的决定因素,行政管辖是滇藏地区认同中央王朝的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