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要览》编撰与流传考论

《博物要览》一书自清代中叶以来一直被陶瓷、文玩、矿产、冶金等领域的学者不断征引,但这部被众多学者引用的《博物要览》并非作者谷泰的原本,而是一部经过了重新整理的改编本。这部改编本共12卷,原题《骨董志》,收录于清代李调元所编丛书《函海》中。嘉庆间重刻时挖改书名与作者,易名为《博物要览》。谷泰原作共16卷,仅存抄本,素材多来自《墨池编》、《遵生八笺》、《本草纲目》等书,此外也记载了一些独有的技术与方法,体现着它的价值所在。两种版本的《博物要览》在文字内容上存在一定差异,各具特色,编修水平难分轩轾。二者在后世的流传一显一晦,与其文本的物质形态以及刊刻刷印的频次与数量紧密相关。

论博物民族志

在生态危机、生物—文化多样性面临严峻挑战的今天,学科、学术、学问也亟待重新定位。博物学作为一门学科,作为一种知识,作为一种方法都值得特别关注。近代以降,人类学与博物学成为“亲缘”学科,博物民族志是将二者合为一体的范式。然而,中西方在博物学学科认知上也存在着巨大差异。唯能利用好中式博物学在传统认知和方法上的天然优势,尤其是中式博物学对有关“生态—生物—生命”所具有的整体性视野,以及格物致知的求知方法,方可解决中国问题,并对当代全人类所面临的问题起到启示与示范作用。因此,如何以反思的原则,利用博物学对当下问题研究的特殊效应,同时对中式博物学进行重新定位,在知识转型的今天显得尤为重要。

形画丑拙 气韵厚重——论陶博吾先生书法的独特风格

陶博吾先生的书法结体丑陋 ,笔画生拙 ,气韵厚重 ,情调高古 ,在当代书坛上独树一帜。陶书形画丑拙、气韵厚重的独特风格 ,得益于他从小所受到的良好教育、坎坷的人生磨难和高旷的思想境界。

博物教育的实践形态

博物教育作为一种新的教育范式,最终需要在实践中呈现出来。按照划分标准的不同,在实施博物教育的过程中会呈现出不同的实践形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家庭博物教育、学校博物教育和社会博物教育。家庭博物教育和学校博物教育都具有基础性的特征,但相比较而言,家庭博物教育的内容更加多元化;学校博物教育的实施者更加专业化;社会博物教育组织主体多,教育目标多元化,活动地点不受限。通过对三种代表性的实践形态的优缺点的评述,可以了解践行博物教育应该遵循的一些基本原则。

博物教育规范及方法刍议

博物教育的提出与推展是对现行基础教育理解的一次根本性革新,也是对近20年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一次视域调整。与数理教育不同,博物教育规范和方法要求教育主体在面对和使用这些规范和方法时,既要避免陷入传统“主-客体二元论”的教育误区中,又要在此基础上注意协调“对象、内容和环境”三者之间的关系,使博物教育内容在与环境互动中开展,也就是既通过环境“过滤”,找到不同环境中最适合的教育形态,也利用和照顾环境以充分发挥环境作用以实现双向积极互动。正是在此情况下,博物教育有别于环境教育的特性得以彰显,其与数理教育之教育主体的不同特性也随之显明。博物教育的规范规定了教育主体应具有的必备素质和基本要求,是博物教育得以顺利展开的根本保障。

从博物到好奇:汉魏六朝笔记小说与唐传奇关系新论

中国小说以“好奇”为特征的现实观在唐传奇中首次形成,它与汉魏六朝笔记小说的“搜奇”并非简单的承继关系。首先,“博物”而非“搜奇”才是汉魏六朝笔记小说的总体美学特征。其次,“好奇”与“博物”也大不相同。“好奇”是对奇的有意识追求,它不仅超越了“博物”对物的静态描写,使得物更好地融入了唐传奇的动态叙事,同时也促进了唐传奇的情节化,突破了“博物”原则下小说被物化的藩篱,最终划清了唐传奇与汉魏小说之间的界限。此外,“好奇”并非只停留在“博物”对奇闻异事、鬼神精怪的表层记载上,它开辟了通往现实的独特路径,使奇首次成为中国小说谈论现实的特有策略。

文明大尺度演化中的博物之学

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日,看到并欣赏古老的博物之学,需要有“变焦思维”。研究博物学有多种进路,其中科学史和博物学文化进路与“自然辩证法”关系密切。重启博物学,将为“人与自然关系”之讨论和实践注入新活力,是对惟科学主义的有效反思,意义甚至可与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相比。博物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定位,是众多难题中最重要的一个,“平行论”着眼于人类文明的大尺度演化和天人系统的生态平衡。

博物教育的建设性蕴涵——论新教育范式的演进逻辑

古往今来,众多教育模式主要归属于两种范式:古典博物范式和数理范式。在古代,博物学占据主导地位,绝大多数教育都是古典博物范式教育;近代以来,数理范式教育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很多教育模式,如通识教育、素质教育、STEM/STEAM教育,都属于数理范式教育。在原有范式的发展过程中不同程度地蕴涵着一种新范式——“博物教育”——出现的可能。在现代博物传统和数理传统相兼容互动的背景下,基于博物论和认知科学的发展,新博物教育被提出来,它是一种具有建设性价值的整全性的新教育范式,有其自身的演进逻辑。

博物学与当代教育的辩证法

当下的教育是课程目的先于教育活动的教育,一切为了分数,家长、老师机械性的教,孩子机械性的学,人沦为了教育的工具,学习成为了流水化的作业。与此不同,传统的博物教育虽在知识传授和获得的速率上弱于当下的教育模式,但在培育人的天性和自性方面,却是富有诗性的、情感的,具有想象和创造的教育,远非今天的教育所能及。中西方文明自轴心时代以来,在人类的认知和能力系统中,博物和数理两种传统便长期处于此消彼长的辩证式发展中。基于博物论的新博物教育注重生命自身的成长,站在传统的博物教育和当下数理教育的“肩膀上”,以全新的人学视野和文明观为人类的未来教育开辟出一片新天地。因此,推动新博物教育是对传统博物教育和当下数理教育的辩证发展,是对现行的知识观、文明观和人的发展观的有益突破,新博物教育的形成和发展,是对有机的、自然的和可持续发展的未来的最好准备。

从博物看中国传统知识的特征

从博物的观点看比从科学的观点看,更能看清并尊重中国传统知识的事实和价值,而且在“中国”问题上,博物视角能更好地整合我国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异。博物视角为理解阴阳五行、天人合一提供了新的思路,中国博物学是面向“物”的学问,博物的形而上学是围绕“物”展开的,由物物之比建立的“物体系”本质上是一种隐喻,它不承诺世界“是”那样,而是指出世界“像”那样,隐喻更是一种默会知识或非编码知识,领悟并使用隐喻更需要的是悟性而非理性,这就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学习和传承的一大障碍,使得传统知识虽起点甚高但后劲不足。

博物学论纲

传统文化与知识的最一般特征就是"博物";博物学展示了人类在整个大自然系统中的可持续生存智慧。在当今时代,博物学、"natural history"与自然科学三者是不同的概念,前两者相近但都不是自然科学的真子集。博物学研究的兴起与科学知识社会学及人类学视角在多个学术领域的流行有着某种重要的关联。博物学可以成为一种新的科学编史纲领,藉此可以重写科学通史或人类知识史。博物学知识在现代教育体系中已被严重忽视,而实际上它们应当被优先传播、传承。

汉唐之间的胎教之道

志怪小说并非都是荒诞不经的,张华《博物志》中关于"胎教之法"的记载,实是汉唐之间胎教观念的反映——为求得好子,在配偶选择、行房求子、饮食起居、日常行动、情绪调节等方面要均要避免触犯禁忌,遵守一系列规范。这些约束既有来自儒家伦理道德上的要求,亦有来自医家以生命为重的关怀。从受胎到分娩前的规范与禁忌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人的思维,在他们的世界里,天地人之间是交相感应的,万物与人皆由气构成,人们行动时不仅要注意到一切异象,以达到"天时地利",还要主动地采取对胎儿有利的措施使之"外象内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