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贿罪刑罚配置的立法变迁与建构展望

制定法预示着法律的发展趋势,《刑法修正案(十二)》体现了行贿罪立法现代化的发展方向。我们可以从行贿罪的立法变迁中提炼出一些规律性表征,为行贿罪刑罚配置提供立法思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行贿罪刑罚配置的灵魂,行贿罪刑罚配置应当考量与其具有对向关系的受贿罪,行贿罪修订需要对刑法结构进行反思和重塑。行贿罪刑罚配置问题被社会广为关注,但如何配置行贿罪的刑罚却见仁见智。对此应当从刑事政策出发,合理设计行贿罪刑罚配置,以期符合“受贿行贿一起查”的价值蕴含。

“受贿行贿一起查”之认识偏移及内涵重构

“受贿行贿一起查”作为当前反腐败治理的主要刑事政策之一,是反腐败工作持续向纵深推进的助力,是巩固压倒性胜利态势的现实需求,也是实现腐败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一环。为顺应加大反腐败力度的要求,《刑法修正案(十二)》加大行贿犯罪的处罚力度,改变传统“重受贿、轻行贿”的惩治思想。行贿犯罪与受贿犯罪存在对合关系,对对合犯罪适用同一刑事政策是基本要求,故出现“同等罚”的呼声,但是“受贿行贿一起查”不等于实行“受贿行贿同等罚”的并重惩治模式。受贿与行贿的对合关系并不能表明需要同等处罚,且两者的法益侵害性相差甚远,同等处罚会引起其他社会矛盾,应当重新审视“受贿行贿一起查”的刑事政策的实质内涵,严密法网,坚持宽严相济、实事求是,实现贿赂犯罪罪刑均衡。

受贿行贿一起查的制度实践与优化

受贿行贿一起查是党中央在深刻洞察当前我国反腐败斗争基本局势之上所作出的重要战略考量,内含深邃的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自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受贿行贿一起查以来,围绕专门制度、补强制度和协同机制,从中央到地方开展了大量的制度探索和机制创新,推动制度实践取得可喜成绩与丰硕成果。未来,应坚持系统施治,不断汇聚制度合力;坚持规范查办,不断强化制度执行;坚持结果运用,不断拓展制度成效,以制度优化为着力点,切实做好腐败问题的标本兼治。

《刑法修正案(十二)》下行贿犯罪的均衡适用

《刑法修正案(十二)》对行贿犯罪的修改,旨在实现与受贿犯罪惩处的实质均衡,并增强行贿犯罪处罚条款的积极预防功能。这体现的是对行贿犯罪的预防性严惩,而非单纯对其进行严厉惩治。司法应遵循该修法精神指引,确保罪名适用的稳健性。为实现修正案关于贿赂犯罪的处罚均衡性目标,需要将预防性严惩的修法精神与宽严相济、从严治吏等一贯的刑事政策相结合,将“入罪认定总体稳健,量刑评价适度从严”作为新法适用方向。贿赂犯罪的保护法益为职务行为的自主决策权,对行贿犯罪的惩处力度取决于侵害该法益的具体形式,而非“受贿行贿同等罚”。新增的行贿罪从重处罚情节仅为量刑情节,应根据从重处罚的实质依据对各个情节进行目的性限缩解释,以确保司法适用的精确性与均衡性。

新时期行贿犯罪的治罪与治理——以《刑法修正案(十二)》为分析中心

作为腐败犯罪的“污染源”,行贿犯罪的司法处理长期以来存在着重大的偏差。为了克服行贿犯罪的处理偏差与刑事法网内部的结构性缺陷,进一步贯彻“受贿行贿一起查”的刑事政策,《刑法修正案(十二)》就行贿犯罪从重处罚的情形作出专门规定,衔接了行贿罪与受贿罪的刑罚设置,提升了单位行贿罪的惩罚力度,并调整了行贿罪中特别自首的规定。就行贿犯罪的治罪而言,相关修改织密了惩治行贿犯罪的刑事法网,提升了惩治行贿犯罪的刑罚力度。但就行贿犯罪的治理而言,刑法本身能够提供的治理效能终究有限。基于行贿犯罪的犯罪规律和复杂成因,还需立足于整体与长远,实质性地解决行贿犯罪的有效治理问题。在当前行贿犯罪系统治理的初期,以建构与完善关于重点行贿人的联合惩治机制为切口,完善利益惩治和资格惩治两方面的措施,可以有效治理行贿犯罪中的典型犯罪人,为逐步实现贿赂犯罪的标本兼治与系统施治奠定基础。

行贿罪从重情节的法律适用问题研究——基于《刑法修正案(十二)》的解读

为响应“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反腐败政策方针,理论上出现了“行贿与受贿并重”的惩治主张,与司法实践中“重受贿轻行贿”的传统立场存在激烈争论。行贿与受贿尽管具有对合性,但各自的不法与责任程度是独立的,政策上强调要加大惩处力度,并不意味着必须全面依照受贿罪的处罚作为参考坐标轴进行调整,行贿行为的刑事可罚性有其需要独立判断的内容。《刑法修正案(十二)》对行贿罪处罚规定的三处修改,贯彻和体现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其中,新增设的七种从重情节在司法实践中可能面临多种复杂情形,为了减少实务上的争议,必须准确把握立法修改的精神,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指导下进行解释与适用。充分运用本次立法修改为分层次处罚建构的“弹性”空间,推动行贿罪的量刑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

Should Doctors Be Rewarded For Refusing Bribes?

Hongbao is a small red envelope filled with money,traditionally used in Chinese culture by elders during the Spring Festival to hand out money

Egypt Jails School Administrator in Sex Bribe Case

奇闻!埃及的一名校长竟然以诱人的借口,向学生的母亲索要sexual favors!这两个词的搭配,令人感觉极为新鲜,甚至一时之间让我们觉得难以汉译。而下文出现的sex bribe倒显得不那么新鲜。英语中的名词bribe非常特殊,既有“向…行贿”的含义,又有“贿赂”的意思。因此,sex bribe前面的动词就非常关键。本文出现的动词是demand(ing)!demanding a“sex bribe”是否可译为:要求以sex向自己行贿。】

“受贿行贿一起查”视野下行贿罪的立法完善——《刑法修正案(十二)》(草案)对贿赂犯罪的修改述评

十八大以来,贪污贿赂犯罪已作二次重大修改。《刑法修正案(十二)》(草案)仍沿袭加重行贿罪刑罚的立法思路,这种立法思路虽然克服了对行贿罪量刑偏轻的问题,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对行贿犯罪打击不力的问题。立法机关要实现“受贿行贿一起查”刑事政策,必须转变立法思路,从提高行贿罪的法定刑转向行贿犯罪构成要件的修改上来,即废除所有行贿犯罪中的“谋取不正当利益”主观要件,同时废除行贿罪中的特殊减免处罚情节,并进一步完善行贿罪从重处罚情节。

“截贿”行为的定性:中外比较与借鉴

“截贿”行为如何定性处理,在中外刑法理论与实践中均颇具争议。究其原因,还在于对委托人将行贿款物交付受托人这一行为的性质认识不清。行贿人基于不法原因而给付受托人的财物,受托人只是暂时持有,该财物所有权并未发生终局性的转移。受托人在这一过程中的“截贿”行为,可能构成财产性犯罪。“截贿”行为的性质呈现多样性,根据财物的性质以及非法占有目的产生的不同时间节点,行为人既可能构成诈骗罪、侵占罪,也可能构成行贿罪或受贿罪的共犯,实务中需在贯彻正确的审判理念的基础上,根据不同情况进行类型化处理。

战国时代吏治中的反贪贿思想与实践

在社会剧烈变动的战国时代,官员贪贿现象日益严重,官僚治理存在必要性和迫切性。为了促进吏治清明,保证官僚政治的正常运行,各国统治者以诸子反贪思想为理论基础,从以德促廉和重典治贪两种思想取向出发,结合实际情况积极进行反贪惩贿。在立法、选官、考核和监察等方面,各国建立起了一系列预防与惩治官员贪贿行为的制度和规范。这些措施不仅继承了前代反贪惩贿的传统,而且为后世反贪惩贿制度的设计奠定了基础,其积极作用不可忽视。

推进受贿行贿一起查相关问题研究以行贿犯罪的惩治为视角

关于受贿行贿一起查的规定从党内的反腐败战略决策部署逐步演变为刑事司法政策,强调在保持惩治受贿高压态势的同时,严肃查处行贿犯罪。回顾惩治贿赂犯罪的立法沿革和刑事司法政策的演变,对行贿犯罪的惩处从趋宽向趋严转变,与贿赂犯罪对合关系的本质、公权力运行与监督机制的完善相契合,与域外反腐败的普遍经验做法相适应,符合反腐败的国家战略,有积极的社会意义。从惩治行贿犯罪的基本面和基层检察院惩治行贿犯罪的实践展开实证分析与反思,检察机关可以与公安机关加强合作,通过精准司法适用、积极能动履职、完善反腐败协作机制,推进受贿行贿一起查,实现对腐败问题的标本兼治。

英国企业预防行贿失职罪的充分程序抗辩——兼谈对我国治理商业贿赂的启示

英国2010年《反贿赂法》最具特色的制度创新当属适用严格证明责任的"企业预防行贿失职罪"的"充分程序"抗辩制度。如果被指控的企业可以证明内部建立了充分程序防范行贿行为,便免除未能预防"关联人"行贿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英国司法部出台的《指引》对于充分程序的执行提供了详细指导。建构充分程序需要遵守合比例程序、高层承诺、风险评估、尽职调查、沟通交流、监控与检讨六项原则。我国需要借鉴英国的充分程序抗辩,重视程序法对于法律责任技术配置功能,采用事先预防和事后惩治结合的治理贿赂立法模式,借鉴和适用企业预防贿赂的常识性法律原则。

管制俘获成因的定性比较分析

针对现有管制理论始终未能对管制俘获成因给出有说服力的解释这一缺陷,采用模糊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作为改进策略.通过对国内部分企业高管进行深度访谈,发现管制俘获现象背后隐藏着不同的交易模式,国有企业常通过自身影响力来影响政府出台对其有利的管制政策,而民营企业或初创企业则更多通过行政贿赂的方式俘获政府官员以换取政策的变通执行,与此同时,这种交易模式的差异性又与行业集中度及政府干预程度密切相关.

论受贿罪犯罪门槛的科学设置

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均日渐倾向于否定立法明确规定贪污贿赂犯罪定罪量刑标准的做法,而此后如何设置受贿罪的犯罪门槛,理论界和立法、司法实务界存在不同认识,目前有"概括数额+情节说"、"情节说"、"数额要素否定说"三种观点。从更好地体现受贿罪的犯罪客体、发挥刑法的行为指引功能等目的考虑,对于受贿罪犯罪门槛的设置,应当废弃明示、刚性的数额、情节标准,而采取隐性的方式,由司法人员根据个案情况,综合受贿的主体、行为方式、谋取的利益性质、危害后果、数额等犯罪门槛的组成因素来考虑是否入罪;对于数额较小的受贿,在具备其他犯罪门槛的组成因素时也应定罪。严厉打击受贿犯罪的同时,司法机关也要注意依据但书条款,将一部分情节轻微的受贿行为作出罪处理,相应的司法观念也应当有所变化。

贿赂、腐败与银行信贷资源配置:审视正式制度的作用

本文利用世界银行2012年关于中国企业的调查数据,旨在从实证角度研究贿赂等腐败活动与银行信贷资源配置之间的内在关系。并进一步探讨正式制度质量对这一内在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贿赂等腐败活动与银行信贷资源配置之间呈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并且正式制度质量会弱化贿赂等腐败活动与银行信贷资源配置之间的内在关系,这意味着随着正式制度质量的提升,贿赂等腐败活动对银行信贷资源配置的作用会逐步弱化,取而代之的便是市场机制的配置作用。

行贿犯罪的刑法规制与完善

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重受贿、轻行贿"现象,要纠正这一错误倾向,应当取消特别自首制度,明确行贿犯罪与受贿犯罪在立案过程中的平等地位。要实现刑法对行贿犯罪的有效规制,还需完善行贿犯罪的构成要件,将贿赂犯罪中的"财物"改为"不正当好处",将行贿犯罪中的"给予"改为"提议给予、许诺给予、实际给予";完善行贿犯罪的刑罚配置,为行贿犯罪全面配置罚金刑,并完善行贿犯罪的资格刑,对行贿犯罪与受贿犯罪实施同等处罚。与此同时,行贿犯罪的罪名体系也应作出适当调整。

公众行贿意愿研究——来自G省的调查数据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公众行贿导致公职人员腐败的实证研究乏善可陈。基于G省2014年公众腐败感知的问卷调查统计发现,为了办事方便,有30%~44%的公众愿意向公职人员行贿。试图从腐败容忍度、腐败感知程度和腐败经历三个维度来解释个体行贿意愿之间的差异。通过聚类Logit回归模型研究发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腐败容忍度越高,公众行贿的几率越高;感知到的腐败程度越高,公众行贿的几率就越高;腐败经历显著地提高了公众的行贿几率。

官员更替、政府管制与企业贿赂

推动腐败的有效治理是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之一。从官员治理的角度出发,利用第三方权威机构提供的关于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调查数据,旨在从实证的视角分析和评估官员更替和政府管制对企业贿赂行为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当年官员更替触发的权力转移和交接会强化企业的贿赂行为,同样地,伴随着政府管制的增加,企业的贿赂行为也会越来越强烈。进一步地,随着当年官员更替程度的增加,由政府管制所引发的企业贿赂行为也会越来越严重。不过,随着权力转移和交接的逐步完成,企业的贿赂行为随之急剧减少,伴随着政府管制所引发的企业贿赂行为也在逐渐收敛。本研究丰富了官员治理与企业腐败行为方面的研究,相关研究结论为深层次理解转轨经济背景下的中国腐败治理之路提供了新的思路。

入世后中国市场规则的完善——以朗讯(中国)“贿赂事件”为例

文章以朗讯(中国)“贿赂事件”作为切入点,分析了跨国公司在华进行商业贿赂的原因及危害,指出抑制商业贿赂、保障公平竞争的重要性,并提出完善中国市场规则的具体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