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增设对有影响力人员行贿罪

《反腐败公约》第18条分别从行贿和受贿的角度规定"影响力交易"犯罪。受制于"重受贿、轻行贿"的不对称立法思维,《刑法修正案(七)》增设的第388条之一仅完成第18条第2款的国内法转化任务。基于条约必须履行的国际法准则、贿赂犯罪的对向性与贿赂犯罪罪名完善等理由,应根据《反腐败公约》增设"对有影响力人员行贿罪",并明确相应的罪名、条文、罪状和法定刑。

浅论犯罪性的变化性与犯罪化的阶段性——兼谈我国自然人一般受贿罪刑事政策

我国目前自然人一般受贿罪屡禁不止、多发易发、数额巨大,犯罪形势十分严峻,司法机关处理有明显轻缓化表现,这些情况促使人们对行为的犯罪性和犯罪化问题进行深入而又现实的思考,从而揭示出犯罪性具有变化性、犯罪化具有阶段性这一相对应的刑事政策学命题,为我们预防和遏制自然人一般受贿罪提供积极的指导。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中请托人行贿行为之入罪

2013年3月4日,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检察院检察长郑红提出的《关于增设"对有影响力者行贿罪"》的议案,将请托人行贿行为之入罪问题正式地置于立法层面,而请托人行贿行为之入罪乃法益保护、当前严峻的犯罪形势及《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之要求,对请托人行贿行为拟制为行贿罪予以规制显得尤为必要。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犯罪主体之界定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是《刑法修正案(七)》第13条新增的一种犯罪,刑法学界对其构成要件中的犯罪主体,诸如近亲属、关系密切的人和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都存在争议,鉴于此,有必要根据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对其进一步界定。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若干问题探究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增设的意义主要在于适应打击当前贿赂犯罪以及诉讼证明的现实需要。"利用影响力"既是本罪的本质特征,也是理解本罪客观行为结构的重点。同时,"关系密切人"是理解和认定本罪行为主体的关键。此外,在界定本罪中相关人员刑事责任问题上需要具体分析,区别对待。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中“关系密切的人”辨析

《刑法修正案(七)》第十三条增加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该罪的犯罪主体中包括"关系密切的人"。结合第三百八十八条之一的规定,运用文理解释、体系解释和社会学解释方法对"关系密切的人"进行分析,"关系密切的人"应该是指能对国家工作人员或者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产生非权力性影响力关系亲近的人,其外延可从血缘、地缘、学缘以及其他具有一定感情基础的情况加以圈定。"关系密切的人"与"特定关系人",两者的外延都有"近亲属"、"其他"兜底性的规定,其外延都比较宽泛,两者存在一定的重叠;但是两者在内涵、与国家工作人员的对向关系和司法认定的规则方面,存在明显的区别。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理论困境及破解

在我国法律语境下,受贿罪的实质是"权钱交易",即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其自身的权力和请托人进行财物交换的行为,此处的权力应仅限于国家的公权力,不应扩大到影响力,而且利用公权力的行为人应与公权力的拥有者相统一。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不符合受贿罪的本质特征,与传统的受贿罪理论存在冲突,应借鉴《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之规定,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定位为利用影响力交易罪。

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是刑法修正案(七)中新设立的罪名,即把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地位或者其他影响,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行为,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严重行为定为犯罪。本罪的设立体现了刑法的与时俱进,弥补了现有受贿犯罪立法的缺陷,有利于完善我国的刑事法网,同时也有利于与国际刑法接轨,但在本罪的认定过程中仍应严格把握两个问题,即本罪与受贿罪的界限问题,关于共犯的问题,以期对本罪有更深入的理解和更准确的定性。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问题研究

《刑法修正案(七)》第十三条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设立,彰显了我国从严惩治贿赂性犯罪的立法倾向;该罪主体中的"关系密切的人"的标准与范围以及客观方面对"利用影响力"的解释,关系到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认定;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在立法上存在完善的空间,并且与受贿罪存在竞合关系。

贿赂罪共同犯罪问题研究

贿赂罪共同犯罪问题 ,是研究贪污贿赂犯罪中不可回避之重要刑法理论问题 ,其不仅作为典型的共同犯罪问题而倍受刑法共同犯罪理论研究的广泛关注 ,而且对于当前惩治腐败 ,加强廉政建设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非国家工作人员能构成受贿罪共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