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构防火墙IP封堵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互联网网络安全形势日趋严峻,在企事业单位的互联网业务应用遭受网络攻击等网络安全紧急事件时,如何及时有效地阻断来自互联网的恶意攻击,降低甚至消除网络攻击对互联网业务应用系统的影响,保障企事业单位业务的正常运转,显得尤其重要。结合互联网业务应用通常的部署架构,在互联网业务应用的边界提出基于防火墙IP黑名单功能或者访问控制策略的阻断方式,在广泛结合主流防火墙的基础上,分别提出不同的解决方案,并在实际网络中进行部署,实践结果表明,该方案可实现对恶意攻击IP的快速有效甚至秒级封堵。

地区失信环境与企业现金持有——来自失信被执行人的经验证据

构建相互信任的营商环境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基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法人数据,实证检验地区失信环境对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并揭示其主要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所在地区的失信被执行人越多,其现金持有水平越高;机制检验发现,失信环境能够加剧企业融资约束程度、增加费用支出和降低经营绩效,内外部资金来源受限以及增加的费用支出迫使企业出于预防性动机持有更高水平的现金;进一步检验发现,当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较差、规模较小时,失信环境中的企业需持有更多的现金以应对潜在风险。这些结论从现金持有的角度丰富了对失信环境经济后果的研究,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和完善社会信用体系提供了借鉴思路。

行贿犯罪案件的司法证明问题——对《刑法修正案(十二)》的证据法思考

《刑法修正案(十二)》体现了“受贿行贿一起查”的精神,但是行贿犯罪案件的无被害人犯罪、无可勘验的犯罪现场和大多数案件无目击证人的“三无”特点,决定了行贿案件的司法证明面临较大难题:一对一证据、主要依靠言词证据定案、非法证据较难排除、司法证明错误难以被检验、受贿案件的事实认定对行贿案件具有较强的证明力等五个方面。缓解证明困难,主要从11个方面进行论述:一是注重收集《刑法修正案(十二)》规定的行贿犯罪“从重”处罚的证据;二是利用认罪认罚提供的制度空间,对行贿人进行激励,换取其认罪认罚;三是注重收集客观化证据;四是对“再生证据”的创造和运用;五是注意录像固定言词证据;六是关键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其证言内容须接受法庭检验;七是行贿人和受贿人均予否认情况下的事实认定问题;八是行贿人与受贿人供述不一致情况下的事实认定问题;九是行贿人翻供的事实认定问题;十是对行贿犯罪案件不能适用推定降低证明标准,受贿案件证明中运用的是推理而非推定;十一是经验法则在行贿案件证明中的运用问题。

《刑法修正案(十二)》行贿犯罪的立法修订及其适用

行贿犯罪的刑事立法经历了逐渐完善的过程,《刑法修正案(十二)》对行贿犯罪的立法修订也是这一过程的体现。《刑法修正案(十二)》对行贿犯罪的修订集中于刑罚层面,说明刑事立法并不以单纯的犯罪圈扩张为己任,刑罚完善与犯罪治理具有密切关联。行贿犯罪的立法修订有助于改变“重受贿轻行贿”的格局,尽力修复刑罚需求的体系协调性,注重情节对刑罚的调节功能。《刑法修正案(十二)》明确列举的从重情节提供了量刑裁决的合法性依据,但是也为规范适用留下了诸多困惑,需要立足立法规定及其刑事法治原则进行教义展开,确保罪刑法定原则司法化的精准实现,防范泛化蔓延或者随意适用带来的刑罚失衡问题。

无息借款与受贿罪的成立

关于国家工作人员向他人无息借款是否成立受贿罪,我国刑法及司法解释均无明确规定,实践中对此类案件的定性也存在较大分歧。化解分歧的关键是准确把握受贿罪“权钱交易”之本质。无息借款中被免去的利息能够被评价为刑法意义上的财物。对“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认定,应以一般人观念为判断基准,结合借贷双方的关系、利息数额的大小及借贷双方与他人的借款情况等因素,综合判断“无息借款中免去的利息”与“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否存在对价关系。若对价关系成立,实行的着手应具体情况具体判断:退还或免除利息、约定或推定无息、特定关系人借款的着手时点分别为接收财物或作出意思表示时、借款合同生效时、可能退还或上交财物的最初时点。若对价关系不成立,则无息借款属正常的民间借贷行为。

行贿受贿“并重异刑”模式的提倡与展开——兼评《刑法修正案(十二)》的相关修改

当前“重受贿轻行贿”的局面存在刺激受贿犯罪形成,降低国民对行贿罪不法感知度的弊端,但是行贿并非贿赂犯罪的根源,且行贿罪的不法和责任均低于受贿罪,因此不能对行贿受贿采取“并重同刑”的模式,“并重异刑”模式才是治理行贿受贿的应然选择。为落实这一政策,必须认识到囚徒困境是不得已的侦查手段,希冀以囚徒困境来预防贿赂犯罪可能收效甚微;还要正确把握对于贿赂犯罪的宽严相济政策,防止行贿者利用单位行贿罪或企业刑事合规来逃避制裁。《刑法修正案(十二)》增加行贿罪从重处罚的情形体现了对打击行贿行为的重视;下调行贿罪的法定刑为“异刑”提供了潜在可能。未来应当进一步下调行贿罪的法定刑,加大受贿未遂、行贿未遂的打击力度,删除贿赂犯罪中的特别自首制度和特别从宽制度,但应保留行贿罪中“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这一构成要件。

《刑法修正案 (十二)》修正内容之规范解读与思考

《刑法修正案(十二)》的内容主要涉及贿赂犯罪和民营企业内部人员背信犯罪两个方面。相关背信犯罪的犯罪主体由公领域(国有单位工作人员)向私领域(民营企业内部人员)延伸。对于相同或者相似的背信行为,我们不能仅因为受损企业所有权性质的不同而对相关行为作刑法上的区别对待。《刑法修正案(十二)》在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等背信犯罪中对不同犯罪主体实施相同背信行为的规制体现了横向对称立法方式。《刑法修正案(十二)》调整单位受贿罪等贿赂犯罪的法定刑,体现了纵向对称立法方式。修正条文增加的全新罪状不能溯及既往,调整个罪法定刑等内容在特定情况下可以溯及既往。“司法消极”根本无法消除“立法积极”所引发的法律后果。在保护法益与保障人权之间不断寻求动态平衡的同时,应当在修正刑法条文时继续反思非对称性立法等问题。

新时期行贿犯罪的治罪与治理——以《刑法修正案(十二)》为分析中心

作为腐败犯罪的“污染源”,行贿犯罪的司法处理长期以来存在着重大的偏差。为了克服行贿犯罪的处理偏差与刑事法网内部的结构性缺陷,进一步贯彻“受贿行贿一起查”的刑事政策,《刑法修正案(十二)》就行贿犯罪从重处罚的情形作出专门规定,衔接了行贿罪与受贿罪的刑罚设置,提升了单位行贿罪的惩罚力度,并调整了行贿罪中特别自首的规定。就行贿犯罪的治罪而言,相关修改织密了惩治行贿犯罪的刑事法网,提升了惩治行贿犯罪的刑罚力度。但就行贿犯罪的治理而言,刑法本身能够提供的治理效能终究有限。基于行贿犯罪的犯罪规律和复杂成因,还需立足于整体与长远,实质性地解决行贿犯罪的有效治理问题。在当前行贿犯罪系统治理的初期,以建构与完善关于重点行贿人的联合惩治机制为切口,完善利益惩治和资格惩治两方面的措施,可以有效治理行贿犯罪中的典型犯罪人,为逐步实现贿赂犯罪的标本兼治与系统施治奠定基础。

失信惩戒对行贿犯罪治理的制度供给

在“行贿受贿一起查”的大背景下,行贿人受到刑事制裁和行政制裁后,社会层面也应对行贿人进行制裁,利用失信惩戒重点规制行贿人,斩断行贿人的资金链,遏制腐败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以限制或者剥夺行贿人的市场参与资格等方式,提高遏制腐败的社会效果。信用之治通过对行贿人施加额外的制裁,促使人们遵守法律,以制约、塑造和规制被治理主体的行为,也为行贿犯罪治理提供了新的视角。

人际关系对受贿决策的影响——中美跨文化比较

以往研究表明人际关系对腐败行为有重要影响,但不同文化下这种关系效应是否存在差异尚缺乏探讨。通过两个实验分别考察了中美不同文化下直接关系和间接关系对受贿决策的影响。结果发现,一方面,中美两国被试均出现随着关系距离增加受贿概率降低的关系效应;另一方面也表现出文化差异,中国被试的关系效应强于美国被试,而且风险对于关系效应的文化差异有显著的调节作用。上述结果支持人际关系距离对受贿决策的影响同时存在跨文化的一致性和差异性。

斡旋受贿精准量刑建议数字化的显示偏好理论面相——基于293例斡旋受贿犯罪裁判文书的数字化剖析及模型构建

数字司法时代的来临推动了检察机关量刑建议的精准化,但司法活动受司法人员显示偏好影响并不适宜直接用技术算法拟合。对293例裁判文书进行结构化解析发现,斡旋受贿犯罪的量刑建议数字化面临困境:这一特殊的犯罪形式系多法条对应一罪名、数额特别巨大时缺少通行量刑细则、与人际关系密切。结合显示偏好理论,司法人员的裁判行为可被折叠到对司法机关量刑活动的分析评价中,实现对量刑建议数字化分析进行改良,并以此为基础构建对上述犯罪宣告刑与罚金刑的算法模型。模型初步揭示了司法人员在不同涉案金额下适用同一量刑情节会因群体性显示偏好,可能部分偏离并改变该情节适用的理论效果。

商业贿赂犯罪的成因思辨及规制研究

行贿犯罪和受贿犯罪是对向犯,不具有完全对应的一致关系,就商业贿赂而言,是包含行贿和受贿的双向不正当竞争行为。商业贿赂在双方交往关系、往来财物数量、是否依据职务请托、是否利用职务便利谋取利益等方面有别于馈赠,界定商业贿赂行为及其犯罪概念具有现实意义。复杂隐蔽的手段为商业贿赂披上“合法外衣”,从主体、客体分析商业贿赂犯罪构成,明确其内容包括财产性利益(如动产、不动产、有价证券等财物或者期权、债权等)和非财产性利益(如性贿赂),从多维视角分析其具有侵害行业竞争的合法权益、影响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扰乱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的社会危害表现。有关部门应从完善刑罚配置、增设刑罚种类;严格规范执法、敦促企业合规;拓宽贿赂边界、完善刑事法网;主观证明推定、降低司法成本等方面对商业贿赂犯罪进行有效规制。

《刑法修正案(十二)》的立法要义和司法表达

追求平等是刑法的基本价值取向。立法平等是司法平等的规范前提和基础,司法平等落到实处还有赖于区别对待的体系性机制和规则。当前,民营企业与民营企业家权益的平等保护出现了偏差的一面,对行贿犯罪的惩处也有失对等的严厉度,有损刑法对平等价值的贯彻质效。《刑法修正案(十二)》以切实回应重大现实问题为导向,既实质上无差别地供给了民营企业与民营企业家权益的规范保护,又整体地提高了行贿犯罪的处罚力度。这统合了立法平等的确立与司法平等的实现。刑法中的平等既相对、又相当,并容允差异化与个别特定化。《刑法修正案(十二)》很好地秉持了立法对称与对等的相对性。在实施阶段,仍需回溯立法原意,尊重司法能动性,优化解释立场,凝练司法规则。

自由竞争理念下商业贿赂问题的法律治理研究

商业贿赂的竞争法品质决定了自由竞争理念应是治理商业贿赂的重要基础价值。我国传统反商业贿赂模式面临的困境包括:传统的法律监管模式滞后、有权监管商业贿赂的执法机关较多、企业反商业贿赂的积极性不足。原因在于:传统反商业贿赂的立法理念滞后;反商业贿赂的执法制度不够完善;缺乏激发民企反商业贿赂积极性的法律机制。当代反商业贿赂应贯彻自由竞争的价值理念,发挥公私主体协同治理的效能。公主体层面应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完善立法层面的认定标准,精简反商业贿赂主管机构。私主体层面应建立符合数字经济时代要求的合规审查制度,建立内部独立审计监督制度,形成保障企业合规审查制度运行的配套机制。形成双向贯通、上下联动的反商业贿赂模式,在维护市场动态竞争的前提下实现商业贿赂问题的有效治理。

对行贿犯罪修改的三点思考

《刑法修正案(十二)》关于行贿犯罪的修正,是对于我国之前刑法规制中对行贿罪、对单位行贿罪、单位受贿罪、单位行贿罪惩治力度不足的立法回应。其立法进步价值在于,将党中央的要求进行立法上的固化,体现了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起到促进社会治理的良性作用。《刑法修正案(十二)》实施后,在司法实践中应当对其进行系统性理解和贯彻落实,准确把握行贿罪中从重处罚情节的适用,注意对于行贿罪从宽处罚的用语变化,准确把握追诉标准和从重情节。

“刺客”论析

“刺客”之名,源起于司马迁的《史记·刺客列传》,但自古以来,基于不同理由而进行刺杀行动的事件,层出不穷。“刺客”之进行刺杀行动,往往是受托于人,故有“客”之称,其主结纳的方式,一是“恩义以结之”,二是“财贿以赂之”,司马迁特别强调“恩义”,并将其笔下的刺客与游侠并举,其实乃是同源的;但东汉以后,因“财贿”而刺杀的,逐渐增多,甚至有“会任之家”的专门组织,在历代皆不乏此例。但在晚清之时,新出一种“因政治理念”的不同,而进行刺杀的“刺客”,历来对这种刺客都颇加推崇,实则其中对人性的扭曲、对正义的误解,却是非常危险的。

清代职官考核制度的嬗变与困境——以京察为视角

京察是清政府对官员的监督考核制度,以四格六法为标准。从才守政年到守才政年、从四格八法到四格六法,京察制度伴随着清王朝的建立与巩固不断发展完善。无论是整顿吏治还是官吏任免,京察都曾起到一定的效果,对清朝尤其是清初的国家治理产生了积极影响。然而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位皇帝对京察的悬殊态度致使京察在萌芽期并未实现稳定的发展,中央的摇摆也使得官员对京察的执行产生懈怠。至清王朝后期君臣疲弊,虽仍按旧例执行京察,却已成固套,滥举之风难以遏制,官员违例捐复屡见不鲜。作为一项治国安民的制度,京察发展陷入困境,此虽有官员个人失职之过,但清政府应当承担主要责任。

检察机关办理贪污贿赂案中的反洗钱研究——以323份洗钱罪判决为分析样本

贪污贿赂犯罪作为洗钱犯罪七类上游犯罪之一,行为人采取系列手段掩饰、隐瞒贪污贿赂犯罪所得来源和性质,对金融管理秩序造成侵害。通过搜索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的近年来323份洗钱罪刑事判决,从中分析监察体制改革后以贪污贿赂犯罪为上游犯罪的洗钱罪裁判情况,发现司法实践中对此类洗钱犯罪打击存在的适用法律困境,结合洗钱罪修订背景,针对司法机关办理贪污贿赂犯罪如何有效精准打击洗钱犯罪提出建议。

腐败的实验研究法及其研究进展

通过对近年来采用实验研究方法考察腐败行为的内容加以梳理,并对不同实验研究方法的优势与不足进行对比,以期促进我国腐败行为实验研究的发展。腐败行为的实验研究法可分为腐败情境模拟法、腐败博弈范式和田野实验法三类,借助这些实验研究方法,可以考察多种因素对腐败行为的影响,并检验相关反腐机制的有效性。在未来研究中,实验研究法可为评估反腐政策治理效果,开发腐败测量工具,分析腐败动态规律,探究集体腐败等多个方面提供有力的证据支持。

RADIUS服务器防重播攻击策略研究

为提高网络信息访问的安全性,有意识减少用户在访问RADIUS服务器时可能存在被重播攻击的风险,本文探讨了RADIUS网络服务器简单有效的防御策略。通过用黑名单机制加固RADIUS服务器,来防范对RADIUS服务器的重播攻击。该策略可有效减小恶意数据的攻击的影响,提高RADIUS服务器的安全性和健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