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目的视野下彩礼返还纠纷的司法困境及出路——兼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婚姻目的以性和爱情、抚育子女、长期稳定的共同生活为主要内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4〕1号)对规则的适用范围、彩礼范围、诉讼主体资格、彩礼返还具体规则的规定均体现着“婚姻目的”。在当前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彩礼返还纠纷所面临的“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司法适用混乱、当事人未达法定婚龄情况的司法处理混乱、“共同生活”的司法认定混乱等困境,并未在法释〔2024〕1号中得到明确的回应。对此,法释〔2024〕1号在适用中应当根据给付和收受财物的行为是否具有婚姻目的的指向性来界分“彩礼”;以未达法定婚龄的当事人不可能实现婚姻目的为由,直接排除这类情形的适用;根据婚姻目的的实现情况对共同生活作出认定。

新形势下彩礼纠纷的司法应对

彩礼是以婚姻为目的的赠与,该目的包含结婚登记、共同生活、孕育子女等多项因素。已办理结婚登记且共同生活的,在双方离婚时一般不予返还彩礼。但是,如果共同生活时间较短且彩礼数额过高的,应当在扣减已经使用部分和无法返还的嫁妆部分基础上,综合考虑彩礼数额、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原则上应当返还彩礼,但双方已共同生活的,应当在扣减已经使用部分和无法返还的嫁妆部分基础上,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

彩礼纠纷案件中的法治困局及其破解路径——兼评法释[2024]1号彩礼返还之相关规定

彩礼这一社会现象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和复杂的社会经济因素,其将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相糅合,产生了较为复杂的民事法律关系。彩礼纠纷案件中存在主观目的、彩礼数额、婚姻状态、当地习俗、共同生活时间、孕育状况、双方过错、给付家庭经济情况等综合因素,且这些因素往往随时间变化而变动不居,导致了实践中裁判规则的不统一。法释[2024]1号对彩礼的界定,在未结婚登记但确已共同生活和已结婚登记但共同生活时间较短情况下彩礼返还的全新规定,对当事人范围的明确以及彩礼返还时对于习俗、过错等因素的综合考量等等都值得充分肯定。但彩礼纠纷案件裁判规则仍然存在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对此,应明确规定婚约解除的法定情形,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规定过错方在婚约解除或故违婚约时对于无过错的对方的赔偿责任。落实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应以历年“中央一号文件”为指导,坚持多措并举,持续引导和推动移风易俗,切实化解彩礼纠纷,逐步消除高价彩礼赖以滋生的条件和根源,有效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论彩礼的法律分析

现今彩礼在我国并没有法律上的明文规定,但却以风俗习惯的形式普遍存在,这就导致当我国各地区出现彩礼返还纠纷时处于无法可依,同案不同判的局面。基于此种情形,我国针对彩礼的规定需进一步完善。本文从彩礼的渊源、特征、认定的相关问题以及彩礼返还之诉的性质方面进行了讨论,并就彩礼法律规定的完善提出了建议。

民法典视野下我国彩礼返还风俗习惯的司法适用——基于访谈和判决文书的扎根范式研究

为回应对现行无过错彩礼返还规则的有关批评,本文运用中国管理扎根研究范式,对两名基层法官访谈的语料以及四名法官的审判观念、判决文书等二手资料进行编码发现,实务判决不但没有损害女性利益,反而受女性“反叛之法”法律意识之影响,迫使法官过度追求案件办理的社会效果和后续反应以至于在彩礼事实的认定和判决结果的作出两方面出现“不合法律性”的风险。此外,风俗习惯在司法适用中实体法功能的作用发挥相较于程序法功能逊色不少。加强风俗习惯在裁判文书中司法适用的论证说理以及统一认知标准有助于同案同判目标的实现,进而提高当事人对判决结果的接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