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与遗忘:基于演化论视域下古滇青铜器物造型中的文化融合现象阐释

以古滇青铜器物为研究对象,基于演化论的视域来探讨其造型中所蕴含的文化融合特征。文化是群体共识所应具备的复杂性特质,“开放性环境”和“非平衡性地域发展”是文化传播的基本前提。青铜器物中的造型手法、工艺技术、观念形态,体现了“精神文化”自觉对于“文化基因”构建的重要意义。古滇的原生文化“主体”和从外界涌入的异域文化“客体”之间,对青铜器物的创作空间展开了长时间的“种间竞争”经由“生态位分化”,并最终趋于“协同”的过程,实则也代表了“主体”的决策与取舍。在此过程中,“物质文化”部分遭到了选择性的遗忘,而“精神文化”部分却得以记忆和传续,新一轮的基因融合就此实现,而这也正是“协同创新”的意义所在。

三星堆青铜文明特色与影响

三星堆考古发现,揭示了殷商时期古蜀青铜文明的辉煌。三星堆出土的众多青铜造像,具有鲜明的古蜀地域文化特色,说明古蜀王国在社会结构、礼仪制度、崇尚观念等诸多方面,都与黄河流域殷商王朝不同,在满天星斗多源一统的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进程中写下了神奇的一页。古蜀与中原有着长期的交往,保持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在不失主体的文化交流中吸纳融汇了许多外来文化因素。三星堆青铜文明对西南夷与滇文化,都产生过相当重要的影响。

滇式铜鼓的文化传播与百濮的历史变迁

铜鼓是古代中国西南和岭南地区及以中南半岛为主的东南亚地区少数民族广泛使用的最重要的青铜器物种。我国古代铜鼓源远流长,绚丽璀璨,在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后,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发展演变系统。铜鼓也逐渐被赋予了祭祀、军事指挥、王权象征、财富功能等多重社会文化功能。铸造和使用铜鼓己经成为这些地区一种具有特殊社会意义的传统文化,也是我国南方少数民族政治、文化、宗教观念和社会习俗的具体反映,并孕育了璀璨夺目的铜鼓文明。

滇式铜鼓的文化传播与百濮的历史变迁

铜鼓是古代中国西南及岭南地区及以中南半岛为主的东南亚地区少数民族广泛使用的最重要青铜器物种。我国古代铜鼓源远流长,绚丽璀璨,在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后,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发展演变系统。铜鼓也逐渐被赋予了祭祀、军事指挥、王权象征、财富功能等多重社会文化功能。铸造和使用铜鼓已经成为这些地区一种具有特殊社会意义的传统文化,也是我国南方少数民族政治、文化、宗教观念和社会习俗的具体反映,并孕育了璀璨夺目的铜鼓文明。本文拟从滇式铜鼓的地理位置、分布区域、传播扩散路径等方面,分析制造和使用滇式铜鼓的古代民族的族属及其文化特征,包括该民族与域外民族的交流交往、融合汇聚、多元文化的互动。

生态与历史——从滇国青铜器动物图像看“滇人”对动物的认知与利用

战国初年至西汉末年,云南滇池地区的滇国创造了辉煌的青铜文化。以大量动物图像为装饰,是滇国青铜文化的突出特征。从生态人类学的角度,将动物图像作为"滇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媒介",并对其进行分类,按分类考察滇人对动物的认知,并从生计、娱乐、宗教及艺术四个方面考察滇人对动物的利用情况,以深化对古滇人生活环境社会生产和生活的认识,为历史地考察滇池区域生态环境的变迁提供可信的历史参照。

钟文典与太平天国史研究

太平天国史研究在钟文典教授的学术研究体系和学术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他对太平天国史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太平天国开国史研究、太平天国人物研究、罗尔纲先生研究、组织出版《太平天国史丛书》和对太平天国史研究方法的探索等五个方面。他的成长历程决定了他治史的人民立场,而治史的人民立场成就了他作为广西史学一代宗师、中国当代著名史学家的学术地位。

昆明呈贡天子庙和呈贡石碑村出土铜铁器的科学分析

为了解中国古滇地区铜铁农具、兵器和工具的制作工艺,采用金相显微镜组织观察和扫描电子显微镜分析的方法,对昆明呈贡天子庙和呈贡石碑村出土的战国至西汉时代11件铜器和2件铁器样品进行分析。分析结果表明,铜器的材质有红铜和铜锡合金两种,相同的器物有较稳定的化学成分。铜器中农具、兵器和工具为铸造制作而成。2件铜柄铁刃剑的材质为亚共析钢,作为兵器,具有优良的性能。本研究成果对进一步研究古滇地区铜铁器具的工艺技术有一定的价值。

古滇国主体民族及与周边民族关系考述

古滇国及滇文化的研究历来争议颇多。文章在梳理汉文史料、考古材料及彝文资料的基础上,对"滇"、滇国史事、古滇国族属及文化习俗等作了考证研究,认为古滇国民族来源复杂具有多种民族成分,其主体民族"滇人""劳浸""靡莫""昆明""叟"等与彝族先民的文化渊源关系更为明显。

壮族铜鼓文化研究

壮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并积淀了独特的铜鼓文化。此文化始于2600多年前的句町时代,融入了壮族的三元宇宙观念和万物分公母的哲学思维,成为壮族祖宗基业的标志及后代命脉所出、精神所在的心灵圣殿,并作为该民族的制胜法宝及族群寻根的信物,一直传承至今。应该讲铜鼓是壮民族族群记忆的载体,故有"读懂铜鼓、就读懂了壮族"之说。

记忆和传承:古滇国体育舞蹈文化与广场文化建设

古滇国体育舞蹈文化适应当下人们锻炼身体、休闲、娱乐等需求,因此,它可以成为现在广场文化迅速发展的新鲜元素。通过筛选具有健康性、安全性、特色性和可操作性的体育舞蹈项目,以多种形式融入到区域广场文化建设之中,实现当代广场多元文化建设的目标,从而推动广场文化建设的效益,为区域全民健身活动、美丽乡村以及云南民族文化大省建设做出贡献。

略论蜀与滇的文化关系

我国西南地区部族众多,是典型的多民族地区。蜀与滇因为地域相邻,自古以来就关系密切。古蜀可能是西南地区最早创建的一个联盟之国,或称为宗主国。春秋战国时期,古蜀国的东方有巴国与楚国,北方有秦,这些都是当时势力比较强盛的列国。而在同时期的西南夷区域,夜郎与滇等依然是小邦,或者是"邑聚"之类的部族。古蜀国通过商贾与周边少数民族进行贸易以获取资源,此类商贸活动既有短程也有远程,产自于古蜀国的丝绸、青铜器、巴蜀的盐巴,以及其他很多物品,便通过商贸输入了滇国和西南夷地区,有些物品甚至经过远程贸易辗转贩卖到了南亚和中亚。与此同时,古蜀国成熟而高超的青铜铸造技术,也在商周之后随着商贸传入了滇国和西南夷地区。汉武帝大力经略西南夷,到东汉时期西南丝路已成为重要国际通道;后诸葛亮平定南中,有效地促进了汉族和西南各族的团结与融合,其意义是非常深远的。

滇国青铜文化中被遮蔽的猛兽纹饰与符号——兼论昆明羊甫头“鹰爪形木祖”的定名问题

昆明羊甫头墓地出土的造型精美的动物脚形器被定名为"鹰爪形木祖",然而从椭圆状圈纹和脚趾数量来看,云南青铜器上常见的猛兽图像与符号中也有相似的特征。在滇文化中最早出现的虎与豹这两种大型猫科动物仅有纹饰上的差异,甚至连考古学家也很难将它们分清。随着西汉王朝的势力在滇池周围地区的迅速推进,这种虎豹混同的情况已得到彻底改观。同时,在滇国青铜器上广泛出现的猛兽纹饰与符号成为某种特权的象征,而所谓的"鹰爪形木祖"可能就是这种族群记忆在漆器上的遗留。

古滇国青铜器的美学特征

1957年在晋宁石寨山出土了"滇王印",证实了古代"滇国"的存在,古滇国的青铜器种类十分繁杂,具有浓烈的地方色彩,"滇"本身就是一个神秘的古国,其艺术的生动真实常常唤起一种经历的记忆与想象。给予我们美的享受。古滇青铜雕刻与图饰的题材内容非常广泛,充满了生活气息。生活实践,是古滇国青铜器艺术生动大胆的表现力、强悍灵动风格的基础。在古滇国青铜器中,雕刻图饰与器物是融为一体的,是古滇青铜艺术特有的构成形式。古滇国青铜器的艺术风格是非常写实的,布局上,疏密节奏的安排赋予韵律感与装饰美。

古滇人社会文化景观:滇青铜图像的艺术人类学解读

战国时期,滇青铜文化于云南滇池水域滥觞,原始艺术的创作者在青铜冰冷坚硬的材质上,传递出了一个古代民族社群的生命意识,在没有文字的古代滇国,数量巨大的青铜器物像成为对其社会文化景观的一种民族志式的深描。本文从艺术人类学的角度,通过社会心理学及精神分析的方法来阐释滇青铜图像艺术以及创造这些特殊象征符号的社会行为,以艺术的形式来诠释古代滇国社会文化景观。

滇国青铜器的镀锡工艺

镀锡是滇国青铜器上常用的一种加工技术,滇国青器上的镀锡极为普遍。镀锡青铜器不仅美观、富有光泽,更重要的是具有很强的防腐蚀性能。围绕滇国青铜器的富锡现象,向来存在镀锡说与反偏析说之争。从近年来国内有关科研机构研究检测结果来看,滇国青铜器上的富锡现象非反偏析所致,器物表面可以检测出清晰而界限分明的镀锡层。滇国工匠掌握了多种镀锡技术,镀锡形式多样化,镀锡技术相当成熟。

从考古材料看滇国祭祀

随着古滇国遗址考古进程的不断加快,独具云南原始文化、民族文化的滇文化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探索与研究,极大地丰富了滇巫文化研究的内容、方法与路径。

古滇国青铜贮贝器造型艺术探究

以类型学的方法将云南古滇国的青铜贮贝器分为提桶形贮贝器、束腰筒状贮贝器、铜鼓(形)贮贝器三大类,并依据现有出土文物做造型艺术上的分析,试图总结不同时期贮贝器的特点,以期为读者提供较好的辨识方法。

敬服与畏怯:古滇国青铜器物中的蛇图像探究

古滇国青铜器是中国古代青铜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独特的地域文化风貌。装饰在青铜器上的大量蛇图像是古滇国青铜匠人的艺术创造,他们用或平面或立体的装饰手法、或写实或抽象的造型语言,表现了蛇在古滇人观念中所扮演的多重角色:人们敬服它时,它是祭祀和战争中的守卫之神,是劳动和生育时的庇佑之神;人们畏惧它时,它所特有的“邪”性激发人们控制它的欲望,创造出“践蛇”“啖蛇”的图像。这些蛇图像还呈现了战国至西汉时期,西南边疆地区民族迁徙与融合的演进过程,体现了原生于滇池地区的古越文化与外来的楚文化、先羌文化、古僰文化等文化交融发展的历史痕迹,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和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图像佐证。

青铜器所见滇人狩猎活动考

目前学界对滇国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的狩猎活动尚缺乏讨论。本文通过分析滇青铜艺术中狩猎场景的细节,揭示出滇人在西汉时已具备复杂的狩猎制度。滇人在青铜器上有选择地表现了梅花鹿、虎和野猪三种猎物形象。梅花鹿形象具有明显的季节特征,利用动物学对其形态与时间关系的研究可判断滇人狩猎的时节,再结合民族学资料中所记录的狩猎野猪、虎等猛兽的时节,可发现滇人狩猎有夏猎和冬猎两季之分。滇人的狩猎方式多样,且会针对猎物的种类采用不同狩猎方式。滇人狩猎有娱乐、军事训练和获取祭祀牺牲等几种目的,根据不同目的,狩猎参与者的身份也分为贵族与祭司两类。

滇人青铜文化在东南亚的传播研究

基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研究历史上滇人的迁徙路线是云南桥头堡建设寻求多样化发展的一个新方向。整合云南与东南亚多方资源,以铜鼓文化和贮贝器文化作为切入点,以滇池地区与米南加保作为该区域空间上的人文和民族研究端点,采用图像学、人类学、地理学和民族学的跨学科研究方法,讨论民族大融合理论、滇人迁徙的三段式特征、滇国与越南和米南加保之间的三大文化特征,即水牛崇拜、长脊短檐式悬顶建筑以及母系社会传统,递进式地分析滇人具体的迁徙路线,讨论古滇国青铜文明与东南亚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