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式铜鼓的文化传播与百濮的历史变迁

铜鼓是古代中国西南和岭南地区及以中南半岛为主的东南亚地区少数民族广泛使用的最重要的青铜器物种。我国古代铜鼓源远流长,绚丽璀璨,在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后,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发展演变系统。铜鼓也逐渐被赋予了祭祀、军事指挥、王权象征、财富功能等多重社会文化功能。铸造和使用铜鼓己经成为这些地区一种具有特殊社会意义的传统文化,也是我国南方少数民族政治、文化、宗教观念和社会习俗的具体反映,并孕育了璀璨夺目的铜鼓文明。

历史记忆与艺术特质:中国古代建筑的文化折射

该文通过对中国古代建筑所折射出来的诸如以人为本、礼乐等级、中庸、天人合一的文化符号的综合分析,揭示出这些理念相互吸收,在融合中提升,从而形成独特的中国传统建筑艺术,为深入认识古代建筑的内在设计规律进行了有益探索。中华优秀传统建筑文化建立在实践的理性基础之上,对美与善、艺术与典章、情感与理智、心理与伦理的传统文化有着自己独特的审美取向,反映出中国古代建筑的文化符号特征与文化本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历史悠久,是华夏五千年文明演化汇集而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精神风貌的民族文化。而中国古代建筑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倘要学习传统文化,不能无视体系完整、承载了丰富文化底蕴的中国古代建筑。该文挖掘出中国古代传统建筑4个方面的精神文化取向,希冀为今后中国建筑的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根据。

试论越族青铜器人面纹饰与农业祭礼的关系——兼析盘古化身神话的文化意蕴

上古越族的青铜器人面纹饰与祭先祖、禾神的礼俗有关,此俗可追溯到先秦两汉时代,实为原始农业血祭在装饰艺术形式上的反映;越族人面纹饰与南方民族的盘古化生神话皆为农业祭礼文化中的不同表现形式之一。

秦汉时期越人的族群分布与文化认同

越人的族群分布与越人的民族个性有很大关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越人形成了以今江南地区的浙赣、闽粤、两广等地为主的族群分布,不同族群在各自地域内,因为发展的限制也形成了各自的个性。东越与汉朝接触较多,最终依附于汉朝,并且迁往内地;闽越则表现出民族的原始状态,向北和向西分别进攻东越和南越。越人在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风俗由于共同的生存追求,也是共性多于差异性。

从“雒田”和“榃”的语源看古越人的谷田文化

"雒田"是古越人耕种的稻田,其名见于秦汉史籍,语源出自壮语的na2lu:k8(山谷田)。""是古越人后裔壮人创造的方块壮字,其语源为壮语的tam2(鱼塘)。从此字的构造看,壮人的""式鱼塘,是由山谷田改造而成的。两字的语源反映了古越人以田耕为主,局部(因势)向渔业转换的历史画页。

老挝克木人铜鼓文化考察

克木铜鼓主要有三种类型,也代表三代铜鼓。铜鼓对克木族人而言,珍贵而神圣,铜鼓于其历史中的重要意义在他们的记忆中挥之不去,铜鼓深深地影响着克木人的现实生活,人们依然遵循一定的习俗使用铜鼓。但目前老挝克木人制造铜鼓的技术已失传,而且铜鼓流失严重,铜鼓的神圣性已逐渐受到侵蚀,以往使用铜鼓的传统仪式亦越来越简化,甚至消失了,铜鼓文化明显趋于衰落,保护和传承发展克木文化依然任重道远。

从秦公器看秦人早期的历史文化

不其簋、秦公簋和秦公壶是研究秦人早期历史文化的珍贵实物资料,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为了探索秦人早期历史的发展脉络,文章利用这三件秦公器实物资料,从考古学的角度,分析秦庄公、秦襄公、秦文公的主要历史功绩以及秦人早期的历史文化。由秦公器可以看出,早期秦人偏处西北的陇右地区,在与周人密切交往的过程中,秦人的文化水平不断提高。早期秦人的青铜器表现出对周文化的传承,同时也注意发展创新属于自己的文化特点。

东周吴越铜戈比较研究

根据出土的带铭文铜戈形制分析,东周时期吴越两国铜戈形制各具特色。

商周之际三角援青铜戈与蜀人随武王伐纣

发现于陕西城固、洋县一带的以等腰三角形宽短援青铜戈为代表的商代考古遗存表明当时的蜀境包括陕南汉中地区。蜀文化不仅达到了大巴山以北,甚至也延伸至秦岭北麓周边一带。陕南城固与秦岭北麓周边一带在文化上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佐证了史籍所载的往来于秦岭南北的主要通道——褒斜道的重要作用。随武王伐纣的应是居于巴山以北陕南的秦巴山地一带以及后来向北过秦岭的早期蜀文化之人。

壮族铜鼓的历史文化内涵

众所周知:使用、拥有、收藏铜鼓的民族,不能说明其就是发明、创造、传承铜鼓的民族。经出土文物证实:万家坝型铜鼓,为“濮人”所造和使用,故称“濮人鼓”和“越人鼓”。而其出土地点的地名为“那波”,与壮族“那文化”有关。越人中的“巫咸”就是最早的铜鼓制造者。壮学先驱者徐松石认为:铜鼓与壮族的起源有着密切的关系,壮族被誉为“铜鼓民族”。因此。

春秋晚期吴越冶炼民俗刍议

从《吴越春秋》中两段文字记载出发 ,认为春秋晚期吴越一带冶炼生产中存在着“人殉”和“衅”这样两种民俗事象。进而探讨这两种民俗产生的渊源和后世流变 ,并指出造成这两种民俗的地域文化背景。

越文化与绍兴学——越文化研究的再思考

作为区域文化的越文化研究,存在着越族、越国和越地文化的三种研究指向,三者各有特点和需要进一步探讨的课题,表现为无穷的魅力,也存在先天的不足.由此提出建立以'绍兴学'命名的区域文化研究体系,使得璀灿的绍兴历史文化和现实发展轨迹能够更为完整和系统地再现,提出'绍兴学'研究的价值也就在于此.

“常人”化生存下的人性书写——论王跃文的政治文化生态小说

王跃文的小说以"官场"为触发点,描摹出了以权力意志和权力话语为核心的政治文化生态,以此刻画出中国特色的社会文明发展现状。而常人化生存成为其小说人性思索的基本前提,并规定了以权力为生存机制的各种游戏规则。常人化让人失去了生命存在的本真,陷入了无根的焦虑。在这种焦虑中,大多数人无所适从地归附于权力意志中,最终成为了常人化的"庸众"。正是大多数"庸众"的普遍麻木导致了"独异个人"的被放逐。诚然,"独异个人"的自我追寻永远不可能成功,但在某种有限的程度上,他们挣脱常人化的束缚,得到暂时的也是可贵的个性精神的展露。

越文化中心地的民族变迁与人口发展(下)

在新石器时代,越地的人群经历了多次的整合与嬗替。於越民族至迟在马桥文化时期在越地形成,他们是越国文化的创造者。秦始皇用兵东南之后,迁徙越文化中心地的人群,此事当有一定事实根据。而说越文化中心地的於越民族自此绝迹,却与事实不符,越人的特征性遗传因素在今天的江浙一带仍有不小的比重,只不过已经完全融入汉族。越地的人口发展,总体来说是逐步上升的,其波动的趋势又与越文化的发展趋势大致同步。越地历史上各时期的人口发展并不平衡,初唐至天宝年间等阶段的人口增长引人注目,在清朝更臻于大盛。秦并会稽、西汉末年动乱、"永嘉南渡"、"安史之乱"、"靖康之难"所引发的历次移民潮,深刻影响了越文化发展的进程以及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格局的调整,是越文化"点状突进"发展模式的重要外部机遇。

四川盐源地区出土青铜钺的科学分析

为研究川南地区古代青铜制作技术,利用金相显微镜和扫描电镜能谱分析仪,对四川盐源地区出土的8件铜钺进行了初步的科学分析.结果表明这些铜钺有红铜、锡青铜、铅锡青铜三种材质,以锡青铜为主,合金配比不理想.制作方式有铸造及热锻两种方式.另外通过器物类型学进行比较,认为该地区的青铜文化与巴蜀文化及滇文化都存在交流.

铜鼓文化与华南信仰体系探源

从铜鼓在实践者手中的使用方式,到铜鼓表面纹饰的象征含义,都明确地指明了,铜鼓具有独立、唯一的实践主旨:将使用者心中有关灵魂世界的观念具体化,将死者的灵魂送往祖灵的家园。而以往学者归纳出的铜鼓的其他功能,都是围绕这一核心功能展开的。百越民族在与北方文化的接触过程中迅速掌握了青铜器制作工艺,并将自己古老的文化观念,以新的方式展现、表达出来,以华南为中心,向越南、中南半岛南部、环南中国海地区广泛传播,最终成为了整个东南亚地区古代民族、文化共同体的象征。与铜鼓这一物质载体一同传播的,还有这一文化实践背后所蕴含的关于灵魂观念的种种表征。

骆越文化研究一世纪(上)

骆越是商周至秦汉时期中国南方百越民族中生活在岭南西部地区的重要一支,因其分布地跨今中国和越南两个国家,与中国壮侗语民族及东南亚侗台语诸民族有着密切的历史渊源关系,而且文化丰富,特色鲜明,因而很早就引起中外史学界特别是中国和越南学者的关注。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外学者便开始对骆越历史文化进行研究,至今已近百年,取得了多方面成果。通过对百年来骆越文化研究的回顾、反思与辨正,进一步充实、拓展和深化其研究。

骆越文化研究一世纪(下)

骆越是商周至秦汉时期我国南方百越民族中生活在岭南西部地区的重要一支,因其分布地跨今中国和越南两个国家,与中国壮侗语民族及东南亚侗台语诸民族有着密切的历史渊源关系,而且文化灿烂,特色鲜明,因而很早就引起中外史学界特别是中国和越南学者的关注。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外学者便开始对骆越历史文化进行研究,至今已近百年,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本文通过对百年来骆越文化研究的回顾、反思与辨正,以进一步充实、拓展和深化其研究。

东周亚腰形铜盒初探

亚腰形铜盒是东周时期比较少见的青铜器,形制独特,器形微小。目前发现的亚腰形铜盒,年代集中在春秋中晚期至战国初期,主要出土于南方吴越文化分布区,应属吴越文化系统青铜器。根据出土位置、器物组合及器内所盛放之物,可以推测亚腰形铜盒是放置花椒等香料的香盒。

贵州古代铜鼓文化的文化内涵阐释

贵州自古以来就是铜鼓的主要使用区域之一。各族人民在民族大迁徙和大融合的历史进程中,把优秀的民族文化融入铜鼓的制作和纹饰之中,形成了丰富多彩的铜鼓文化。铜鼓不仅是各民族文化相互融通、融合的实物见证,也是各民族相互学习和交流的历史见证。各民族文化与儒、释、道文化精髓的完美结合,使铜鼓的文化内涵变得无比丰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