祼攸比鼎释文辨补两例

祼攸比鼎铭文记载了西周时期的一件土地官司,具有很高的历史、经济和学术价值。对该器的研究已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一些铭文释读仍有不同意见。基于前人成果,依据铭文合文系统条例、同组器关系和誓约语言特征,本文认为纪年时间应释为“卅又一年”。“敢弗俱付祼比其且射分田邑则杀”是三段式誓约体现:敢弗俱付祼比(誓约)—其且射(阻谢)分田邑(违约)—则杀(惩处),其中“阻”“谢”二字同义连文,为“拒绝”之意。

青铜器铭文所见“自我书写”现象论析——兼谈“对扬”“埶”“施”等词之义

“自我书写”是指文本对自身及其创作过程进行叙述的现象,在铭文中可分为“自我指称”与“自书作铭”两类。通过铭文“自我指称”之例,可知当时观念中存在三种不同的“铭”,分别指向全篇铭文、祈祝单元、部分警句。通过“自书作铭”之例,可见时人对铭文功能的认知,并可辨析与作铭相关的一系列词语,有“对”“”“由”“扬”“光”“埶(设)”“施”等,而常见的“对扬”一语亦是制作铭文以显扬功勋之意,并非对答、称扬等礼仪动作。青铜器铭文中的“自我书写”对研究铭文观念、叙事手段的发展以及后世铭体的演化有重要价值。

释西周金文中的“虐”字

西周金文选钟乙“虣(暴)虐”之“虐”写作“”,从卜、虎会意,表示以兵杖搏虎,为“虐”之初文。“(虐)”字的造字意图与“虣”字之表示以戈钺搏虎相类,对应的词也意义相近,故文献中常见“虣(暴)虐”连言。■盨铭文“虐”所从“匕”、《说文》“虐”篆文所从“爪”,均为“卜”形之讹变。《说文》对“虐”字形、字义的说解,以及目前学术界将“虐”字追溯至甲骨文从虎抓人形之字的主流意见,均不可靠。西周金文霸姬盘中的“”字也应释为“虐”,读为“效”,义为致送。

从“作册”到“内史”--中国上古史官体制的前缘和演化

中国上古史官职能的演变,与“作册”之关系甚大,据日本学者白川静考证,“册”,最初是养护祭祀牺牲之畜的牢圈栅栏,随后将这种养护状况向君主汇报和向神灵祝告的簿书也称为“册”。“作册”官职,源于养护牺牲兽类的人员,他们需要撰写相应的文书。殷商作册的职能不断扩大,但凡祝词、檄文、册命、封赏文件,无不承担,成为商代要职。西周灭商,将作册以原职录用,而新设“内史”掺入其职能,意欲最终替代。西周晚期,作册逐渐淡出职官设置,内史垄断宫廷文字事务,随着“共和行政”时期史学的产生,内史加之大史,承当了按时间顺序记述时事的职责,这就是作为历史记载之史官的萌生。

多类别形态的未隶定青铜器铭文细粒度识别

未隶定铭文的识别主要依靠传统卷积网络提供单一的全局特征,却忽略了部位识别和特征学习的关系,导致模型难以充分表达复杂形态的文字构造,进而产生识别误差。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了一种姿态对齐的多部位特征细粒度识别模型(MP-CNN)。在第一个阶段,构建空间转换器引导铭文统一字形姿态,辅助模型准确定位文字的鉴别性部位;在第二个阶段,构建级联的ECA(efficient channel attention)注意力机制引导特征通道组合,定位多个独立的鉴别性部位,并通过相互增强的方式细粒化地提取铭文的形态特征,解决复杂形态的文字识别问题;在第三个阶段,构建特征融合层获取识别结果。实验表明,该算法在铭文标准数据集和多类别形态数据集上的识别准确率分别为97.25%和97.18%,相比于传统卷积网络ResNet34分别提升4.63%和8.89%。结果显示,该算法能够有效针对铭文实际形态的独特性,实现未隶定铭文的细粒度识别。

论西周金文族徽的种类、数量及其变化

西周金文族徽既有不同于商代晚期的族氏名号,也有对商代晚期族氏名号的大量沿袭。这是殷遗民族群在西周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反映。目前学术界对西周金文族徽尚缺乏全面的整理与研究。通过对西周金文族徽种类、数量的整理与统计可知,西周中后期的族徽种类和数量都呈现明显下降趋势。其原因除了这一时期周文化的强势影响外,主要与西周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的变化以及殷遗民对周文化的认同有关。正确认识西周金文族徽种类、数量的上述变化,对于深入认识西周社会组织结构、家族形态、族氏迁移流动以及民族融合等问题,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于青铜刻刀在青铜器上錾刻铭文的可行性研究

文章分析了不同锡(Sn)含量的青铜刻刀(12%、16%、20%、23%、26%、30%)在青铜板(含锡12%)上的刻铭试验,发现其均能刻铭成功,差异体现在刻铭的效果和刻刀的磨损上,含锡20%的刻刀刻字效果明显且刻刀持久耐用,低于此值的刻刀出现卷刃,高于此值的刻刀出现磨平或崩刃,且刻字效果不太理想。随着含锡量的增加,青铜的硬度先升后降,在加入铅(Pb)后,青铜的硬度普遍降低,为錾刻的实施提供了良好条件。此外,通过考察宏观的力学性能和微观的金相组织,本文分析了上述试验现象产生的原因,并在扫描电镜和XRD的配合下,更深入地讨论了硬度先升后降的机理。从技术角度看,青铜时代早期的刻铭并不难实现,无需借助铁质工具,这为西周时期晋侯苏钟以及更早的商代刻铭提供了试验和理论依据。

以中国古文字外形辨析“亭”“京”“高”“■”几种古建筑形式

文字是世界文化建设的成果,是人们在对客观世界和主体社会的发展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不同成果的总和。文章重点要用几个例子来研究中国古文字与中国建筑之间的辨析关系。此处的中国古代文字,大多指的是甲金文中的象形和会意文字。经由探索和建筑相关的象形古文字的结构和排列方式,以及发掘出的文物和遗址,希望可以从古代汉字形体中找到建筑原有的形态以及日后发展的形态。它不仅可以反推早期的房屋与建筑构件的表现,同时也可以发现其所反映的时代、科学和人类价值。它又是一个独到的视角来观察古文字与建筑的联系。

金文“咎”字补说

元尊、元卣铭文中旧释为“”的字应该改释为“咎”,毓祖丁卣铭文中旧释为“”的字应该是“咎”“火”二字,这几处铭文中的“咎”均应读为亲属称谓“舅”。商、西周时期的“舅”指的是母之兄弟,“高舅”可能是对母之兄弟的尊称,东周时期的“舅”可能指母之兄弟,也可能指妻之父或夫之父。青铜器铭文中记载的为舅举行祼祭和作器祭祀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中国上古时代对于舅权的重视和尊崇。

试论西周赐兵类彝铭及器主之名位

西周青铜器多见赐兵类铭文,大部分为上级对下级的赏赐,往往是因为下级的职事具有戎臣属性。这些“戎臣”的等级不同,受赐兵器亦有高低之分,诸侯和少数王朝军政长官所得兵礼器级别最高,为斧钺或彤弓、彤矢一类;其次为一般的师类职官和参与战事的贵族,所得为具有“琱?、缑柲、彤緌”的戈等兵器;还有一类是身具捍卫大宗、家族之责的家臣或小宗族长。赐兵器现象或可作为判断贵族职事所属的依据。

补说西周金文句首“■”字用法——兼与朱其智、朱学斌二位先生商榷

西周金文句首的“■”字,朱其智、朱学斌二位先生有文章辨析前人的观点并提出了新说,认为“■”当读为提起连词“且”。但二位先生对前人杨树达“叹词说”的反驳证据性并不强,难成定论。根据与西周金文时代相近的现存今文《尚书》辞例来看,读“■”为“且”也不可信;又据《尚书》以“嗟”或“咨”等开头的常见句式,能够反证杨树达“叹词说”是正确的。此外,“句首”之“句”的定义当为具有完整句意的句子,而非分句。朱文所引用之10例金文铭文,并非都是严格的句首“■”字之句式。

战国晋系金文异体字整理与成因探析

在王宁汉字构形学理论的指导下,对战国时期晋系金文的异体字形进行梳理,并探究其形成原因。据统计,晋系金文异体字头共计201个,异写字176组,异构字32组。其中,“造”“梁”“明”等7个异体字组,既有异写字,又有异构字。异体字的形成主要受以下因素的影响:汉字发展的基本规律、汉字的表意性质、民众的审美心理、构件形体相近、书写者的书写习惯与书写材料等。

西周金文中的非处所词语处所化现象

西周金文中部分非处所词语在“VP+(处所介词+)NP_(非处所)”结构的“NP_(非处所)”位置上可发生处所化,这类NP非处所可由名词和少量动词充当,指人名词用例相对较多,指物名词和抽象性状名词用例较少。非处所词语处所化发生的语义条件是VP或介词需要处所论元才能完整地表达语义,发生机制是转喻。

“耳铸公剑”铭铜剑的年代探讨

有学者认为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征集的“耳铸公剑”铭铜剑为春秋晋国公子重耳(晋文公)所用之剑。本文从“耳铸公剑”铭铜剑的形制、吴越系厚格剑在北方地区的传播、战国时期该型剑厚格的变化等几个方面论述,认为该剑年代应不早于春秋晚期,很可能为战国时期,并指出该剑与晋国公子重耳(晋文公)无涉。

商代金文族徽传播与夏商族群的融合认同

通常认为,金文族徽是商人族群的创制和商文化的标识。但在已发现的商代早中期王室铜器上却不见铭刻族徽,说明盘庚迁殷之前的商王族可能不使用族徽。从早期铜器形制及范铸铭文工艺看,金文族徽很可能为夏人所创制,后来才向商人族群自下而上传播,至殷墟一期始被商王族采用。金文族徽传播是夏遗民与商人族群文化融合认同的体现,在商代晚期已成为殷商文化的重要标志。传播方式分为三种,在族氏分封、奠置过程中出现了三方面的明显变化。由于地域化、政治化发展,商代晚期的金文族徽具有表示血缘关系和地缘政治的双重含义,在性质上也有类似变化。

中日学界关于中国金文研究的互动

贝塚茂树与白川静分别写有金文学史,力图客观而全景式地展现金文学发展史,并无“国别”与“域别”之分,但他们站在日本学者的立场,“隐形”地流露日本化中国金文学史的意识。白川静认为,郭沫若运用考古学研究方法研究古文字,明显受到滨田耕作《泉屋清赏》商周铜器“形态样式”理论与考释方法影响。本文从梅原末治等与郭沫若、容庚的学术互动,以及滨田耕作、梅原末治金文学贡献谈起,力图缕清中日之间的这种学术关系,并对中日近现代古文字学术关系史研究提出个人的看法。

西周颂赞性铭文的结构及生成

颂体是中国古代文体中一种重要的类型,其发展演变源远流长。关于颂体文学的源头,刘勰认为是《诗经》中的“三颂”。事实上,西周颂赞性铭文才是颂体的早期形态,分非独立成篇和独立成篇两种结构类型。前者文本特征是以食器为主对在世之人的被动性颂赞,后者则是主动对祖先进行的非模式化颂赞。西周颂赞性铭文有两种生成方式,以记事为主的铭文是史官对相关事件要素的记录及第三人称的润色,以记言为主的铭文则可能是预先写好的发言稿。作为颂赞性文本早期发展的重要一环,独立成篇类颂赞性铭文与《诗经》“周颂”关系密切,后者在前者基础上予以继承和发展,并逐渐演变出后世的颂体文学。

西周铜器铭文与《书》类文献之关系

学术界习惯上所定义的五类铜器铭文,赏赐类和《书》类文献有较多交集,其铭文“阀阅之辞”分记录式和自述式两种,前者有铸刻册命仪式过程的史官记录者,亦有记录册命过程中命官之辞者。记录命官之辞者,所铸内容或为一次册命中多名史官所记内容,或将史官多次相关记录最后汇总成编。通过比较可知,自述式的铭文有着明显的拼合倾向,而其所据的材料似乎都出自一个“共享库”。这个“共享库”或与史官文书、贵族私家所藏文书档案以及口传文化均有关联。从毛公鼎铭文对史官所记命官之辞的汇合整编处理来看,《书》类文献中已有整合数次训政之辞为一篇者,如《大诰》《洛诰》等。

霸伯盂铭文所记西周朝聘礼补论

山西翼城大河口墓地M1017出土霸伯盂铭文所记西周朝聘礼是周穆王制礼的重要金文依据,笔者曾就霸伯盂铭文所记西周朝聘礼进行过详细考证。本文就前论未及者略作补证,所补论者有如下几项:其一,霸伯盂铭所记朝聘礼第二日伯老摈传王命之后,行享聘之礼时言“遣宾”与首日行礼之时所言“延宾”有所区别,第二日正礼伯老代天子行事,“遣宾”强调伯老身份尊贵、霸伯身份相对较低,与《仪礼·特牲馈食礼》宗人“遣宾就主人”所陈礼义相类。其二,霸伯盂铭两度赠贿玉(命圭)皆言“原贿”,“原贿”强调赠贿玉(命圭)之时谨敬的仪容,可与《仪礼·聘礼·记》《论语·乡党篇》所记执圭之容对读。其三,霸伯盂铭文所记首日之礼与《仪礼·聘礼》的私觌之礼更为接近,翌日正礼参用《仪礼·觐礼》和《仪礼·聘礼》二礼的礼程,这种礼程安排,既符合伯老摈传天子之命、申明君臣之义,又顾及了伯老、霸伯的宾主情谊,反映了周人周顾大义和人情的礼制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