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谦益与雪浪洪恩及其弟子的一段思想因缘

针对明代学术之失,钱谦益提出“通经汲古、治经正学”,实为清代经学复兴之先声。这一理论的提出和钱谦益与雪浪洪恩、一雨通润、汰如明河、苍雪读彻、石林道源、固如通明、含光照渠等四代华严法师的交游及思想交流互动有密切关系。这一方面是晚明佛教积极入世倾向的重要表现,另一方面也说明晚明思想、文学等领域的各种思潮与士人阶层对佛教的信仰和接受有着密切关系。

晚明文人佛寺旅游风盛述论

晚明社会,文人大规模、大范围的佛寺旅游活动,可分为仕宦型寺庙游历之游、布衣型寺庙修学之旅、山林式心灵修行之旅和城镇式庙会娱乐之旅,呈现其清雅的文化性、世俗的娱乐性和科学的考察性等特征,是晚明社会特殊政治背景下文人失意心境的无奈寄托;是商品经济发展背景下文人休闲娱乐生活的表现;也是晚明佛教龙象复兴,士僧互动社会新风的表现。

晚明文人士大夫居士化的多元景观——以刻经、念佛、纵欲为例

晚明僧侣们或以静坐参禅接引学者,或以西方净土化诱士人,形成了居士化的狂飙,且呈现出多元景观,诸如文人结禅社、注疏佛典等。刻经、念佛、纵欲三方面显示了晚明文人居士的多元景观,别具风味。

明末清初云间派的复古宗唐诗论

明末清初的云间派以前后七子复古思想为宗,探究了其复古诗论的形成背景、主要内涵及对清代唐宋诗之争的影响,其诗宗趣开元,认为宋之诗衰敝,明诗振兴之功则体现在理论和创作诸多方面。云间派同人揭开了清代唐宋诗之争的序幕。

从憨山和王阳明的《大学》解看晚明儒佛交融的内在深度

王阳明借用佛教心性理论阐释《大学》,憨山也从佛教角度分疏《大学》,两人解读《大学》的思维理路大致相同 :畅明本体的内在精神超越。王阳明是儒家向禅的靠近 ,虽充满禅意却不失儒家情怀。憨山是佛家向儒家的靠近 ,虽隐含救世情怀但终归于佛家。儒佛两家相互交融却不失各自的主体性 ,这成为晚明儒佛合流的重要特征之一。

明末丛林寙败之考辨与析疑

明末佛教丛林窳败,积重难返,一方面佛教僧团内部修持不力,持戒混滥;另一方面国家设教未尽善,政令反复无常。揆诸史实,国家不恰当的宗教管理方式正是导致明末佛教丛林窳败的直接原因。

晚明文人山水欣赏观演变探析

晚明文人好游风潮是中国文人登峰造极的好游典型。晚明文人对山水的欣赏观呈现三大特点:其一,对山水的喜好上升为一种癖好;其二,晚明实学思潮激荡下,欣赏方式上出现了"因人而景"到"因景而人"的转变,不再简单地狎山水娱己,而是平等地与山水交流,以山水为主,我为宾,情随境迁,语因情发,或喜或悲,或歌或泣,任情而发,喜怒哀乐之情自然流露,甚至出现了以徐霞客为代表的以身许山水的新型山水科学考察观;其三,晚明佛教龙象的复兴与转向,使得晚明文人山水欣赏表现出典型的佛化特征。

明末清初云南诗坛复古风气及后世影响

明末清初的云南诗坛,与中原内地普遍批判明前后七子的滔滔洪流截然相反,选择了尊崇七子、以复古为导向的主张,掀起了一股弥漫滇中的复古潮流,其中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和文化心理,一方面在于七子敦复古道、恢复古人风范志节的主张契合了云南诗人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救世情结,另一方面出于对明朝的深厚感情和继承与发扬明代文化的心理。这一时期的复古风气对后世云南诗坛影响深远,一直到清代中后期尚绵延不绝,形成了云南诗歌独特的风貌与传统。

明代高僧妙峰福登生平行事考

妙峰福登是晚明重要的佛教高僧之一,也是著名的佛教建筑家。他出身寒微,少时与山阴王朱俊栅结缘,后与憨山德清过从甚密,共同在五台山举办无遮大会,为万历皇帝祈储,受到慈圣李太后的赏识。其后妙峰福登在慈圣李太后及官民信众的支持下,进行一系列的佛门营造活动,为推动晚明佛教复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心学”和晚明文学的复兴

明初程朱理学为正统思想,束缚文人创作,文学呈现一片萧条景象。明中后期"心学"空前发展之势促使文学理论趋向"离经叛道",推动了晚明文学的"复兴"与发展。"心学"在明后期文化统治中居于主导地位,奠定了晚明思想解放和文学发展的基石,从而促进了晚明文学的复兴,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与价值。

元末明初(1333-1398)僧侣参与的书画鉴藏活动初探

元末明初,多种原因导致文士涌入梵林,僧团势力庞大,僧侣进一步参与到书画鉴藏活动中来。频次尤以大都与江浙一带为显。在鉴藏过程中,僧侣通过多种方式与文士产生互动,赋予古代与新创作的书画作品以“用智”的功能——从中引发正信,进而参悟佛理,起到了传播佛教的意义。最终,僧侣通过书画鉴藏活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身传教的社会功能。

晚明吴越地区佛教放生文化之新变

具有明确宗旨和特定仪轨的佛教放生法会起始于隋朝。隋唐两宋时期,由天台宗僧人开创并完善的放生法会以授三归戒、称宝胜如来十号、宣讲十二因缘法为核心仪节;由帝王名臣主导的放生法会以宣读放生疏文、朝拜恭祝皇帝圣寿为核心仪节。到晚明时,放生法会的精神领袖已由帝王名臣转移到净土宗师云栖祩宏身上,并由屠隆、虞淳熙、董其昌、陶望龄、陶奭龄等吴越士人以整合儒释道耶四教思资、融合日常修行与特殊仪轨,借审丑诗风宣扬善恶观念等行为共同促成吴越地区佛教放生文化之新变。

被发明的传统--晚明佛教宗派的复兴与佛教谱学的成立

明代中后期,以独立派辈诗为其特征标志的佛教法派大量涌现。笔者将佛教宗派法派谱系编织的方法称为佛教谱学,佛教谱学是明代中后期新“发明”出来的一种重要的佛教“传统”,时至今日,对于佛教组织制度仍旧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晚明居士佛教研究的意义与前景

晚明是中国居士佛教最繁荣的时期,晚明居士佛教研究在明代宗教史、思想史、社会史、文学史等多个领域均具有重要意义。自居士开始成为独立研究对象,其突破性成果更多产生于思想史和社会史领域。思想史上,居士是晚明佛儒交涉大背景中的聚焦对象,无论是阳明心学的兴盛还是晚明佛教的复兴都不能离开这个背景。社会史上,居士的佛教活动对社会权力调节的作用和对佛教事业的助力已引起重视。文学史上,晚明文坛的重要人物多具备佛学修养,这在其文学观念中有鲜明体现。以往的研究存在三个明显弱点:一是对"居士"身份的认定较为含糊。二是文献使用陈陈相因。三是偏重社会地位较高的官员阶层,而实际上官员只是明代士人中的极少数。晚明居士佛教研究虽然已积累不少成果,但仍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晚明文人的情欲焦虑——《灯草和尚传》之女性欲望再审视

以往研究者根据《灯草和尚传》对女性欲望的关注,往往认为这是一部为女性欲望辩护的作品。但鲜少学者注意到:《灯草和尚传》对女性欲望所给予的理解,是以女性缺乏自控能力的观念为基础,明显呈现出贬低女性的倾向。与女性纵欲故事相较,《灯草和尚传》更为关注的是文人节制欲望的能力。通过将女性的性越轨归因为男性的自我放纵,作品不仅赋予男性以自我节制的特权,也将女性贬低为文人品行的反映。作为晚明淫僧故事延长线上的产物,《灯草和尚传》中僧人与文人女性私通的描写,仍然渗透着文人对于控制女性性生活的焦虑,揭示了文人所经历的时代困顿感和挫败感。

从“蓓蕾初放”到“烂漫极矣”——明清之际词坛中兴历程

继两宋以后的词坛再盛始于明万历后期,止于清康熙二十年前后。在此期间,就词的"体格性分"的演进而言,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约自万历后期至崇祯年间,《诗余图谱》《啸余谱·诗余谱》以及其他词谱盛行于词坛,改变了入明后词失"法度"之弊而词学复明,词体体制意识趋向自觉,为词的中兴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石;约自明天启至清顺治年间,词坛开始突破以往唯《草堂》《花间》是从、唯婉约"正声"是尊的单一逼仄的局面,"变调"始行其道,给词坛吹入了一阵清健之风,初步构建了"正""变"兼尊并举和众体兼备的多元格局;约自顺治末年至康熙二十年前后,这一多元格局得到了充分发展,尤其是各类"变调"得到了发扬光大,形成了强劲的态势,与各类风雅"正声"争奇斗艳,异彩纷呈,呈现出"正""变"交相辉映的鼎盛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