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气管哮喘患儿自我感受负担状况及其与哮喘控制水平的关系

目的探讨支气管哮喘患儿自我感受负担状况及其与哮喘控制水平的关系。方法选取2021年6月至2022年3月收治的100例支气管哮喘患儿为研究对象。治疗前,采用自我感受负担量表(SPBS)评估支气管哮喘患儿的自我感受负担状况,比较不同特征支气管哮喘患儿的自我感受负担状况;治疗3个月后采用儿童哮喘控制测试问卷(C-ACT)评估患儿的哮喘控制水平,并分析支气管哮喘患儿自我感受负担与哮喘控制水平的相关性。结果治疗前,100例支气管哮喘患儿的SPBS评分为(32.58±3.62)分,总体自我感受负担处于中等水平。不同性别、年龄、住院次数、家庭年收入、呼吸道感染史、掌握用药技术的支气管哮喘患儿自我感受负担状况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3个月后,100例支气管哮喘患儿的C-ACT评分为(14.31±2.39)分,总体哮喘控制水平不佳。支气管哮喘患儿的SPBS评分与C-ACT评分呈负相关(r=-0.810,P<0.001)。结论支气管哮喘患儿自我感受负担状况与哮喘控制水平具有密切关系。

肝癌介入术后患者主要照顾者照顾负担现状分析

目的 探讨肝癌介入术后患者主要照顾者照顾负担现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方法 便利选取2021年4月至2023年6月在赣州市人民医院行介入术治疗的肝癌患者主要照顾者98名作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希望水平量表(HHI)、家庭功能量表和照顾者负担量表(CBI)进行调查,分析其照顾负担现状及可能的影响因素。结果 98名肝癌介入术后患者主要照顾者CBI得分为(62.50±6.52)分,整体处于较高水平。多因素分析显示,家庭月收入、主要照顾者文化程度、希望水平、家庭功能是肝癌介入术后患者主要照顾者照顾负担的影响因素,能解释58.7%的变异(F=58.339,P<0.05)。结论 肝癌介入术后患者主要照顾者照顾负担相对较高,其影响因素可能是家庭月收入、主要照顾者文化程度、希望水平、家庭功能,临床护理人员应针对照顾者不同情况采取针对性的措施,解决照顾者后顾之忧,帮助其调节照顾负担。

我国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所引发的问题及应对措施

阐述了我国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改革中出现的消费税税收征管难度加大、税收与税源发生背离、税率配套不合理等问题;提出了健全税源征管制度、建立线上交易收货地征税标准、保持税负水平不变而下调消费税法定税率、坚持价外税模式并建立价税分离显示制度等改革措施。

老年结直肠癌术后临时性回肠造口患者自我感受负担与希望水平、社会支持的相关性

目的分析老年结直肠癌术后临时性回肠造口患者自我感受负担与希望水平、社会支持的相关性。方法选取2021年5月-2023年4月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外科收治的行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术联合临时性回肠造口术患者200例,分别采用自我感受负担量表(SPBS)、Herth希望指数(HHI)及社会支持度量表(SSRS)评估并比较2组患者自我感受负担、希望水平及社会支持度;以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分析患者自我感受负担的影响因素,并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自我感受负担与希望水平和社会支持度的关系。结果老年结直肠癌术后临时性回肠造口患者自我感受负担、希望水平和社会支持评分分别为(32.16±4.72)、(29.51±5.32)、(38.49±5.10)分,均处于中等水平;不同年龄、居住地、家庭人均月收入、希望水平及社会支持度患者SPBS评分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家庭人均月收入、希望水平及社会支持度是老年结直肠癌术后临时性回肠造口患者自我感受负担的影响因素(P<0.05);Pearson相关性分析显示,自我感受负担与希望水平及社会支持呈负相关(P<0.05)。结论老年结直肠癌术后临时性回肠造口患者自我感受负担处于中等水平,可能受家庭人均月收入、希望水平及社会支持度的影响。

科层压力、变通执行与基层减负——基于中山市T镇的调研分析

在不断加强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的情境下,社会治理重心不断下移,不仅使基层部门所承担的工作量远超制度文本所规定的任务要求,也导致中央为基层减负的政令执行面临诸多挑战。在科层制体系中,上级政府通过权威推动,以强化问责的方式施加执行压力;基层部门不断自我加码,以拔高考核指标来预留弹性空间;对基层干部实行动态考核,以不定期督查的方法监控全过程,由此形成了自上而下的科层压力链条。为了缓解考核任务的压力及规避被问责的风险,上级政府与基层部门签订责任状分级避责,纵向部门通过讨价还价来减少自身工作量,横向部门采取合谋应对模糊执行的变通策略。这种选择性执行方式不仅弱化了中央政令的权威性,也导致为基层减负的政策在执行中偏离了制度设计的初衷。

希望水平在肝癌患者主要照顾者益处发现与照顾负担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目的 探讨希望水平在肝癌患者主要照顾者益处发现与照顾者负担间的中介效应。方法 选取2022年4月至11月山东省肿瘤防治研究院介入微创科的305例肝癌患者主要照顾者为调研对象,采用自行设计的一般资料调查问卷、主要照顾者希望量表、中文版益处发现评定量表、照顾者负担量表对肝癌患者主要照顾者的一般人口学资料、益处发现水平、希望特质及照顾负担进行调查,对调查结果进行Pearson相关性分析,同时采用Bootstrap检验探讨中介作用。结果 305例肝癌患者主要照顾者的益处发现评分为(79.76±8.16)分,希望水平得分为(34.66±3.28)分,照顾负担评分为(50.54±14.72)分。经Pearson法分析,照顾负担与益处发现、希望水平之间呈负相关(P <0.001)。使用Bootstrap抽样检验法(在95%CI下抽样2 000次)进行中介效应研究,结果显示,益处发现→希望水平→照顾负担路径分析95%CI不包括数字0,肝癌患者主要照顾者的希望水平在益处发现与照顾者照顾负担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结论 肝癌患者主要照顾者的照顾负担处于中等水平,与益处发现、希望水平呈负相关关系,希望水平在益处发现与照顾者照顾负担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因此,临床医护人员应加强对主要照顾者的心理疏导及相关知识宣教,以提升其益处发现和希望水平,进而降低癌症照顾者的照顾负担。

老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缓解期患者自我感受负担的影响因素

目的:分析老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缓解期患者自我感受负担的影响因素。方法:选取2019年1月至2021年4月该院收治的106例老年COPD缓解期患者进行横断面研究。收集患者临床资料,并评估呼吸困难程度分级、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评分、正念水平和自我感受负担评分。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老年COPD缓解期患者自我感受负担的影响因素。结果:106例老年COPD缓解期患者自我感受负担量表(SPBS)评分为(28.85±3.25)分,其中经济负担评分(6.54±1.84)分,身体负担评分(9.35±2.15)分,情感负担评分(12.96±2.32)分;不同性别、居住地、职业状态患者的SPBS评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70岁、文化程度为小学及以下、无配偶、家庭月收入<3000元、病程≥5年、呼吸困难程度分级2~4级、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评分<60分、有并发症、主要照顾者为子女、正念水平低均为老年COPD缓解期患者自我感受负担的危险因素(P<0.05)。结论:年龄≥70岁、文化程度为小学及以下、无配偶、家庭月收入<3000元、病程≥5年、呼吸困难程度分级2~4级、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评分<60分、有并发症、主要照顾者为子女、正念水平低均为老年COPD缓解期患者自我感受负担的危险因素。

冠心病患者PCI术后自我感受负担及其相关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观察冠心病(CHD)患者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术(PCI)后自我感受负担(SPB)情况,并分析其相关影响因素。方法:选取2020年6月—2022年9月井冈山大学附属医院收治的81例CHD患者,均在本院接受PCI治疗。采用自我感受负担量表(SPBS)评估患者PCI术后SPB水平。线性回归分析CHD患者PCI术后SPB的相关影响因素。结果:81例CHD患者SPBS评分平均为(32.82±3.76)分,处于中度负担水平。不同文化水平、病程、经济状况、自我效能资料的患者SPBS评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他不同资料的患者SPBS评分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经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文化水平为初中及以下、病程>5年、经济状况较差、自我效能低水平均为CHD患者PCI术后SPB的影响因素(P<0.05)。结论:CHD患者PCI后SPB处于中度水平,可能受病程、自我效能、文化水平、经济状况等因素影响。

自我超越思维下干预策略在乳腺癌改良根治术患者中的应用

目的:探讨自我超越架构下干预策略对乳腺癌改良根治术患者心理负担、应对方式及希望水平的影响。方法:选择2018年2月至2019年2月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及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收治的145例乳腺癌根治术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73例)及对照组(72例),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措施及健康指导,观察组在常规护理措施基础上给予自我超越思维架构下干预策略,于干预前及干预结束后1周采用自我超越量表(STS)、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简易应对方式量表(SCSQ)、Herth希望量表、自我管理效能量表、癌因性疲乏量表对患者自我超越水平、心理负担、应对方式、希望水平、自我效能、癌因性疲乏进行评价。结果:干预后观察组STS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SDS、SAS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t=4.278,-3.345,-3.393;P<0.05);干预后观察组积极应对得分高于对照组(t=2.037,P<0.05),消极应对得分低于对照组(t=-2.917,P<0.05);干预后观察组Herth希望量表中现实及未来积极态度、积极行动、与他人亲密关系3个维度得分显著高于对照组(t=5.581,2.239,3.447;P<0.05),自我效能量表中正性态度、自我减压维度得分显著高于对照组(t=3.963,5.372;P<0.05);干预后观察组认知疲乏、情感疲乏及总疲乏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t=-3.005,-4.584,-2.623;P<0.05)。结论:自我超越思维架构下的干预策略可改善乳腺癌改良根治术患者心理负担,帮助患者积极应对疾病,提高自身希望水平及自我效能,减轻癌因性疲乏。

急诊脑梗死患者家属照顾负担现状及其相关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观察急诊脑梗死(CI)患者家属照顾负担现状,并分析其相关影响因素。方法 选取2020年10月—2022年12月本院收治的78例急诊CI患者及家属进行研究,采用Zarit照顾负担量表(ZBI)评估家属照顾负担状况,并自拟一般资料调查问卷,经线性回归分析急诊CI患者家属照顾负担的相关影响因素。结果 78例急诊CI患者家属经评估,ZBI评分平均为(46.58±6.69)分。不同受教育程度、家庭月均收入、社会支持、心理弹性资料的患者家属ZBI评分比,有统计学差异(P<0.05);其他不同资料的患者家属ZBI评分比,无统计学差异(P>0.05)。经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受教育程度为小学或初中、家庭月均收入<3000元、社会支持低水平、心理弹性较差均为家属照顾负担的影响因素(P<0.05)。结论 急诊CI患者家属照顾负担处于中等水平,可能受家庭经济、社会支持、心理弹性及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影响。

自我超越思维架构下的干预策略对结直肠癌根治性切除患者的影响

目的:探讨自我超越思维结构下的干预策略对结直肠癌根治性切除患者心理负担、应对方式及希望水平的影响。方法:选取结直肠癌根治性切除患者138例为研究对象;将2019年6月1日~2020年6月30日收治的68例患者分为对照组,术后接受常规护理;将2020年7月1日~2021年6月30日收治的70例患者分为观察组,术后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增加自我超越思维架构下的干预策略。使用汉密顿焦虑量表(HAMA)和汉密顿抑郁量表(HAMD)评估患者焦虑、抑郁情况,使用心理困惑管理量表(DM)评估患者心理困扰,使用Jalowies应对方式量表、Herth希望量表(HHI)和中文版癌症自我管理效能感量表(C-SUPPH)评估患者的应对方式、希望水平和自我效能感;比较两组干预前后心理负担、心理困扰、应对方式、希望水平和自我管理效能变化情况。结果:干预后,两组HAMA、HAMD、DM评分和姑息、逃避、宿命、依靠自我等应对方式评分均低于干预前(P<0.05),乐观、面对、寻求支持、情感宣泄等应对方式评分和HHI、C-SUPPH评分均高于干预前(P<0.05),且观察组均优于对照组(P<0.01)。结论:自我超越思维结构下的干预策略可以改善结直肠癌根治性切除患者的心理负担,提高积极应方式、希望水平,增强自我效能感。

人口老龄化对卫生健康水平的影响研究

目的:模拟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卫生健康指标的变化趋势,提出不同的应对策略。方法:构建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和卫生指标估算程序,采用基于贝叶斯估计的模型比较法及比较静态分析法,估算不同老龄化程度下的卫生健康指标值;通过调整相应的参数,模拟提高医保报销比例和实行老龄人口健康管理的政策效果。结果:在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过程中,社会医疗负担不断增长,卫生筹资公平性和社会福利水平呈先恶化后好转的趋势。政策模拟结果表明,提高医保报销比例会提升整体健康水平和福利水平,但可能增加社会医疗负担和健康不公平;实行老龄人口健康管理会在维护全民健康的同时,避免社会医疗负担和健康公平性的恶化。结论:加快构建面向预防、健康管理的医疗体系,推进“健康老龄化”建设,同时加强对医保基金使用的监管,提高医疗保障政策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以自我超越思维为框架的系统性护理干预对葡萄膜炎患者复发情况、生活质量及希望水平的影响

目的:探讨以自我超越思维为框架的系统性护理干预对葡萄膜炎患者复发情况、生活质量及希望水平的影响。方法:选取2019年8月1日~2022年8月31日收治的96例葡萄膜炎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各48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观察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实施以自我超越思维为框架的系统性护理干预;比较两组疗效、6个月内复发情况,干预前后焦虑抑郁情况[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自我感受负担、希望水平[采用Herth希望量表(HHI)]、生活质量[采用生活质量核心量表(QOL-30)],患者和医生对护理服务的满意度。结果:干预后,研究组有效率高于对照组(P<0.05),6个月内复发率低于对照组(P<0.05);干预后,两组SAS、SDS评分均低于干预前(P<0.05),且研究组低于对照组(P<0.01);干预后,两组HHI评分高干预前(P<0.05),自我感受负担评分低于干预前(P<0.05),且研究组优于对照组(P<0.01);干预后,两组QOL-30中身体、心理、认知、社会维度评分均高于干预前(P<0.05),且研究组高于对照组(P<0.01);研究组患者及医生对护理服务的满意度评分均高于对照组(P<0.01)。结论:针对葡萄膜炎患者实施以自我超越思维为框架的系统性护理干预,可促进患者康复,降低复发率,提高生活质量和希望水平,缓解患者焦虑、抑郁情绪,降低自我感受负担,提高患者及医生的护理服务满意度。

昆明市寻甸县重性精神病患者主要照料者照料负担的影响因素

目的探讨昆明市寻甸县重性精神病患者的主要照料者(以下简称“重精照料者”)照料负担及影响因素。方法通过发放问卷,对寻甸县在管在册的重精照料者进行调研,采用一般人口学资料、患病资料以及相关的问卷: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PSSS)、心理弹性量表(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CDRISC)、照料者负担问卷(caregiver burden inventory,CBI),进行调查,并使用SPSS22.0进行数据分析。将所有自变量分别与CBI得分进行单因素分析,得出有统计学差异的自变量,再采用多因素线性回归分析重精患者照料者负担的相关影响因素。结果重精照料者家庭收入、持续照顾时长、PSSS总分、CDRISC总分对CBI得分具有负性影响(均为P<0.05);患者有肇事肇祸,诊断为癫痫性情感障碍、偏执性精神障碍、双相情感障碍、分裂情感障碍、精神分裂症,每周照顾患者时间,SAS总分、SDS总分对CBI得分具有正性影响(均为P<0.05)。结论重精照料者的家庭收入越高、持续照顾时长越长、领悟社会支持和心理弹性越好,越能减缓照料负担;照料对象有肇事肇祸行为,诊断为癫痫性情感障碍、偏执性精神障碍、双相情感障碍、分裂情感障碍、精神分裂症,及照料者每周照顾患者时间越长,焦虑抑郁评分越高,越会增加照料负担。

鼻咽癌患者自我感受负担与希望水平的相关性

目的分析鼻咽癌患者自我感受负担(SPB)与希望水平的相关性。方法调查南宁市某两家三级甲等医院住院的166例鼻咽癌患者,采用一般情况调查表、自我感受负担量表、Herth希望量表对其进行横断面调查。分析影响鼻咽癌患者SPB与希望水平的因素;分析鼻咽癌患者SPB与希望水平评分的相关性。结果鼻咽癌患者SPB总分(30.68±7.47)分,处于轻中度水平;希望水平总分(34.37±3.88)分,处于中高等水平。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不同年龄、文化水平、家庭地址、职业状态、人均月收入、医保类别、临床分期鼻咽癌患者的SPB及希望水平评分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病程鼻咽癌患者的SPB评分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元线性回归方程结果显示,人均月收入、临床分期、职业状态是鼻咽癌患者SPB的影响因素(P<0.05);人均月收入、年龄、临床分期是鼻咽癌患者希望水平的影响因素(P<0.05)。Pearson相关分析显示,鼻咽癌患者的SPB总分与积极的态度、积极的行动、亲密的关系评分及希望水平总分呈负相关(P<0.05);希望水平总分与情感负担和经济负担评分呈负相关(P<0.05)。结论鼻咽癌患者SPB与希望水平呈负相关,其希望水平越低,SPB越重,且人均月收入、临床分期、职业状态、年龄是影响鼻咽癌患者SPB、希望水平的影响因素。

条块关系视域下基层政府负担繁重的成因与治理对策

基层政府负荷运转掣肘了基层治理效能。基层政府负担不仅来自工作任务本身的繁重,还来源于条块之间失序的非均衡关系。作为内生于中国政治实践并独具特色的政府间关系模式,条块关系在发挥独特政治功能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负外部性,成为影响基层治理效能提升的结构性因素之一。在基层治理中,极少数上级条条通过纵向发包、考核监督等方式将任务和压力传导给基层政府。部分基层干部为了在问责风险和晋升激励之间寻求平衡,采取了形式主义的应对方式,成为机械的政策执行者,也加重了自身负担。推进基层政府减负,既要从减少不必要的工作量上着手,又要从赋权增能提效出发,通过厘清条块职责、理顺权责关系,同时完善考核机制,给予基层政府更多的治理资源和作为空间。

“被技术治理”:基层组织负担的生成机制

以S县C镇社会治理办公室为案例,从技术治理视角阐释基层组织负担的生成机制。研究发现:上级组织应用治理技术存在多重惯性,致使基层组织成为“被技术治理”对象;基层组织需应对繁杂的程序性事务和技术性要求,常处于注意力超载的工作情境中,组织负担由此生成。作为回应,基层组织采取象征性治理、形式化治理和选择式治理等策略予以应对,导致基层治理效能难以提升。“被技术治理”的形成根植于官僚制的负功能和不均衡的县乡关系之中,也与我国基层治理目标和方式的转变密切相关。深入推进基层减负工作需与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变革相结合,将减负与赋权、增能、激励等关联起来,在持续为基层减负的同时助力基层治理的现代化。

互联网行业税收治理现状检视与调适进路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互联网行业发展迅猛,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升。但长期以来,互联网行业经常被认为税负水平偏低。检视互联网行业税收治理现状、探索其调适进路具有重要意义。分别以在北京、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77家中国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164家中国汽车制造企业为实验样本和对照样本,利用2019—2021年样本企业数据测算我国互联网行业实际税负水平。研究显示,与传统制造业相比,我国互联网行业税负水平确实较低,但情况并不严重。以在我国香港地区或美国上市且排名前十的中国互联网企业为样本进行测算,其结果亦能印证该结论。我国互联网行业税负水平之所以较低,与企业所得税法常设机构认定规则及增值税法课税连接点认定规则存在不足、地方政府滥用税收优惠政策、央地税收优惠政策优待成熟期互联网企业有关。按照税收法定、税收公平、税收中性原则,对互联网行业税收治理现状进行法理审视。研究发现,地方税收优惠政策能够通过目的正当性、适当性、必要性检验,但未能通过均衡性检验,中央税收优惠政策能够通过目的正当性、适当性、均衡性检验,但未能通过必要性检验,均有待进一步完善。为更好地调适互联网行业税收政策,我国应积极落实双支柱方案并避免其对我国税收主权产生不利影响;将增值税收入分享原则由生产地原则转变为消费和生产地原则;在赋予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税收优惠政策制定权的同时,对地方税收优惠实行总量控制,并构建配套的地方税收优惠政策评估、审查与退出机制;增强涉互联网行业中央税收优惠政策的均衡性,在适度减少针对成熟期互联网企业税收优惠的同时,适度降低互联网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准入门槛,使成长期互联网企业可以享受更多税收优惠。

绩效社会、政府内卷与基层减负——基于不确定性视角

政府内卷是乡镇政府基层负担的表征之一,主要是指处于政府组织体系底端的乡镇政府为了在绩效考核中脱颖而出主动选择增加工作难度,具体表现为人为“压缩工作时限”和“提高工作标准”,导致乡镇政府陷入无序的恶性竞争,基层工作人员长期处于焦虑状态。基层负担的形成源于绩效社会对当代政府的形塑,但乡镇政府绩效的实现及获得表彰具有不确定性。从社会历史发展来看,绩效考核在设定标准化目标的基础上朝着以排名论奖惩的不确定性方向发展;从社会结构看,乡镇政府实现绩效目标的环境具有不确定性;从个体行动看,乡镇政府追逐绩效的内在预期目标具有不确定性,导致乡镇政府需要通过自我加压的方式来适应绩效社会的要求。未来纠正绩效考核异化现象,需要从绩效考核源头治理着手,引导绩效考核从不确定性转向标准化、精准化,立足不同场域制定多层次的绩效考核方案,以此缓解由不确定性引发的乡镇政府焦虑,提升乡镇政府减负获得感。

接纳与承诺疗法联合渐进性肌肉放松训练对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的影响

目的:探究接纳与承诺疗法(ACT)联合渐进性肌肉放松训练对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的影响。方法:选取2021年1月—2022年12月浠水县中医院收治的120例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根据随机数表法将其随机分为对照组和研究组,各60例。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研究组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ACT联合渐进性肌肉放松训练。比较两组干预前后希望水平、心理弹性、疲乏程度、自我感受负担及干预满意度。结果:干预后,两组Herth希望指数量表(HHI)、心理弹性量表(CD-RISC)评分提高,研究组HHI评分、CD-RISC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两组自我感受负担评分和Piper疲乏修订量表(PFS-R)评分均降低,研究组自我感受负担评分和PFS-R评分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组总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ACT联合渐进性肌肉放松训练可以提升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的希望水平和心理弹性,让患者的自我感受负担和疲乏程度得到减轻,提高患者的满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