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层压力、变通执行与基层减负——基于中山市T镇的调研分析

在不断加强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的情境下,社会治理重心不断下移,不仅使基层部门所承担的工作量远超制度文本所规定的任务要求,也导致中央为基层减负的政令执行面临诸多挑战。在科层制体系中,上级政府通过权威推动,以强化问责的方式施加执行压力;基层部门不断自我加码,以拔高考核指标来预留弹性空间;对基层干部实行动态考核,以不定期督查的方法监控全过程,由此形成了自上而下的科层压力链条。为了缓解考核任务的压力及规避被问责的风险,上级政府与基层部门签订责任状分级避责,纵向部门通过讨价还价来减少自身工作量,横向部门采取合谋应对模糊执行的变通策略。这种选择性执行方式不仅弱化了中央政令的权威性,也导致为基层减负的政策在执行中偏离了制度设计的初衷。

过密治理与去过密化:基层治理减负的一个解释框架

后税费时代,随着国家正式权力对基层社会直接、主动且密集性的介入,基层逐步从“无为而治”的简约型治理向“应接不暇”的过密化治理转变。治理模式的变革在引致边际治理效能日趋递减的同时,也催生了基层的形式主义、负担过重等弊端。过密治理在具体实践中产生了事务过密、规则过密、督查考核过密和责任过密等现象。结合过密化理论,从任务结构、治理路线、考核取向和权责配置四个维度建构过密治理的分析框架,可以发现,政治任务泛化、政策刚性、无序督查考核及权责失衡等因素共同造成了基层治理的过密化和负担过重。立足乡村振兴的新发展阶段,推动基层减负,应通过强化政治任务话语的使用规制、提升县级政策的转化空间、统筹规范督查考核、建立健全基层权责对等机制等方式实现基层治理的去过密化。

基层形式主义:表现、根源及治理对策——以T市调研分析为例

由于政绩观错位、能力不足、官僚主义、考核偏差以及制度漏洞等种种原因,致使形式主义不但未能根除,而且出现了新的隐形变种,成为困扰基层的一大顽疾。政绩观错位使得形式主义存在主观故意,本领恐慌使得形式主义成为工作惯性,官僚主义的存在使得形式主义得以滋生蔓延,考核偏差为形式主义提供了土壤温床,制度漏洞增加了治理形式主义的客观难度,"政治正确"的外衣使得形式主义具有隐蔽性。整治形式主义,要坚持靶向治疗、源头治理和构建长效机制,抓好思想教育、关键领域、权责清单、权力监督和制度建设,开展一场根治形式主义的大围剿和攻坚战,持续为基层减负松绑,让广大党员干部可以轻装上阵。

基层减负政策执行:审视与改进

基层减负是党中央为改进基层治理、提高政策执行力、增强基层干部获得感而推行的重大政策举措,2019年被定为“基层减负年”。通过运用党口发文增强执行势能、在科层传达中创新政策内容、媒体广泛宣传营造有利执行氛围、地方主要领导以上率下、建立专项工作机制高位推动等策略,基层减负政策执行在总体上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在实践中基层减负政策执行仍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运动式执行、“一刀切”式执行、象征性执行,其根源在于思维定式与工作习惯、避责与邀功、政策对象与政策执行者重合。有效化解基层减负政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应强化党的执行主导地位、以问责力度提升维护政策的权威性、形成崇尚实干的执行文化、推动执行信息有效流通、提升基层干部的话语权、增强执行主体的政策认同。

基层减负三周年:成效、问题与长效机制构建

推进基层减负工作是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进行自我革命的重要抓手。推进基层减负工作三年来,在党中央统一部署下,各地区各部门完善制度建设、建立工作机制、加大科技应用,推动基层减负制度化、常态化、智能化,少给基层添乱、让基层干部轻装上阵的氛围逐渐形成,基层减负工作赢得了广大基层干部的认可。当前,推进基层减负工作依然存在一些问题,个别地方和部门过分追求漂亮数据,导致基层减负形式化;依赖传统工作模式,导致基层减负反复化;放责放权不放资源,导致基层减负碎片化。健全基层减负长效机制,必须首先健全基层减负问题响应机制,精准发现基层负担较重的问题所在,并根据这些问题科学制定基层减负举措;在此基础上,健全基层减负执行动力机制,强化对上级政府的约束和激励,促使其充分有效地开展基层减负工作。

基层“痕迹主义”的表现、成因及治理路径——基于公共组织绩效管理视角的分析

'痕迹主义'的滋生蔓延造成了多方面的社会危害,引起了实务界和理论界的广泛关注。基层'痕迹主义'主要表现为被考核单位的'虚假造痕'和'作秀抓痕'以及考核单位的'事事求痕'和'单纯看痕'。'痕迹主义'产生的直接原因来自部分基层干部的假作为、懒作为、不作为,但其根本原因则是由于上级部门监督考核制度设计与方式方法不科学。基于公共组织绩效管理视角治理基层'痕迹主义',需要统筹使用结果考评法与行为考评法,通过设计科学考核指标体系、进行差异化考核评价、深入实地开展调查研究等举措,全面准确地衡量基层干部的工作结果与工作行为,最大程度地激发基层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让基层干部把更多时间用在抓工作落实上。

行政发包和晋升锦标赛双重约束下基层减负的突破路径研究

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上存在各级政府之间压力层层向下传导的现象,除此之外,各级政府官员也存在为了在晋升锦标赛中取得晋升的资本而使出浑身解数,力求取得政绩的现象。故而必然使得处于行政发包和晋升锦标赛的双重约束和挤压下基层政府面临责任大、权力小、负担重的现实困境。在当下中央顺应时势,要求为基层减负的时间节点上,如果可以将几方面结合起来,规避行政发包等现象对减负的“张力”作用,创造性地建立并完善干部基层任职交流制度、弹性任期制并做到政府职能科学定位,就可以助力当下减负困境的解决。

减税政策对民营企业税负水平的影响研究

现阶段,我国面临着一个重要的挑战:全球减税降费,同时税费减免政策的效果也没有以前好。面对这样的问题,有必要进一步扩大政策空间,结合实际情况进一步加大减税政策。在这样的背景下,民营企业的税负水平也会受到很大影响。论文对减税政策下民营企业税负水平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旨在为民营企业提供应对减税降费的积极措施,促进民营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象限治理:应对基层治理模糊性和碎片化难题的策略选择

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对夯实国家治理根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着重要意义。受制于基层政府权能和资源有限的双重约束,基层治理实践存在信息不对称、权责不清晰、政策执行不畅通、治理活动“内卷”等模糊性和碎片化样态,造成基层政府超负荷运转。针对上述问题,有必要将“象限”概念引入基层治理场域,以关注度和复杂性为参考坐标,将基层治理中所要处理的事项进行划分,分别归入强关注度强复杂性象限、强关注度弱复杂性象限、弱关注度弱复杂性象限及弱关注度强复杂性象限之中。通过构建象限治理结构,利用不同象限实现对基层治理纷繁复杂事项的分类和清晰化处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破解模糊性治理、碎片化治理、基层干部无效忙碌等治理难题。

基层减负的治理困境及梳理——以C市Q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形式主义”整治为例

“欲筑室者,先治其基。”自习近平总书记2017年提出“解决一些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切实为基层减负”的重要论述以来,基层工作的运行效率得到了有效提升,但在实践中仍有较多问题亟待解决。当前“基层减负”改革已进入深水区,通过对C市Q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相关工作记录进行实证考察后,发现文件数量繁多与客观工作需要的矛盾、人员配置不均与基层编制紧缺的矛盾、监督考核“痕迹管理化”等形式主义顽瘴痼疾成为限制基层工作人员积极性的重重枷锁。而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在于部分干部政绩观异化、考评机制存在制度瑕疵、链路信息不对称等。若要继续深化“基层减负”,提升治理能力,则需要通过统筹制度弹性与刚性约束、完善激励评价与考核机制、发展技术赋能与数据矩阵治理等路径来实现。

绩效社会、政府内卷与基层减负——基于不确定性视角

政府内卷是乡镇政府基层负担的表征之一,主要是指处于政府组织体系底端的乡镇政府为了在绩效考核中脱颖而出主动选择增加工作难度,具体表现为人为“压缩工作时限”和“提高工作标准”,导致乡镇政府陷入无序的恶性竞争,基层工作人员长期处于焦虑状态。基层负担的形成源于绩效社会对当代政府的形塑,但乡镇政府绩效的实现及获得表彰具有不确定性。从社会历史发展来看,绩效考核在设定标准化目标的基础上朝着以排名论奖惩的不确定性方向发展;从社会结构看,乡镇政府实现绩效目标的环境具有不确定性;从个体行动看,乡镇政府追逐绩效的内在预期目标具有不确定性,导致乡镇政府需要通过自我加压的方式来适应绩效社会的要求。未来纠正绩效考核异化现象,需要从绩效考核源头治理着手,引导绩效考核从不确定性转向标准化、精准化,立足不同场域制定多层次的绩效考核方案,以此缓解由不确定性引发的乡镇政府焦虑,提升乡镇政府减负获得感。

基层“减负难”背景下“林长制”实践困境及原因探析

“林长制”作为加强森林保护的创新管理制度,在协调解决森林资源保护方面发挥了作用,但在基层减负实践中仍有较多问题亟待解决。通过实地走访,发现其作为一项依靠上级层层推动的政策,在基层推广和践行过程中,存在着传统科层困境、监管错位与基层策略性执行以及资源的多样化与社会参与的缺乏等问题。在基层“减负难”的背景下,优化与变革制度结构、建立健全法律法规、提供专项保障资金、加强信息公开和鼓励公众参与方能推动“林长制”的长效发展、从而实现“林长治”的目标。

基于聚类分析和时间差分的减税降费空间研究

为探讨重庆市不同行业的减税降费空间,本文通过平稳性检验、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对宏观税负变化与GDP增长率的关系进行验证;引入行业税负差和产业税负差,利用基于余弦距离的聚类分析对比不同行业间的税负差异;建立基于时间差分的减税降费差分比模型,求解得到不同行业的税负增长率.最终研究发现,短期内重庆市宏观税负与GDP增长率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并且房地产业、住宿和餐饮业的减税降费空间较大.

“基层减负年”减负了吗?——基于某直辖市A区259个社区的调研

"基层减负年"的提出是为了能够切实解决基层形式主义突出问题,实现基层减负,推动治理体系现代化。各项减负政策都在理论上预期了减负的疗效,但在以社区为主体的基层实际调研中发现,社区台账和数据呈报繁复、会议和考评占用的时间多、社区权小责重、上级交派的事务和临时事务较多、社区多元共治难度大等问题仍然存在。社区减负遇到的问题是社会治理在社区层面的缩影,社区减负的实现还需要进一步协同政府职能改革,提升社会各主体参与社区工作的实质性,基层减负任重而道远。

基于正念减压疗法的护理模式在乳腺癌放疗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目的:观察基于正念减压疗法(MBSR)的护理模式在乳腺癌放疗患者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2019年4月至2021年4月该院收治的82例乳腺癌化疗患者进行前瞻性研究,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研究组各41例。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研究组在对照组基础上联合基于MBSR的护理,比较两组护理前后希望水平[Herth希望量表(HHI)]评分、自我感受负担[自我感受负担量表(SPBS)]评分、负性情绪[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评分、睡眠质量[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评分及护理满意度。结果:护理后,研究组积极态度、积极行为、亲密关系等HHI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组身体负担、情感负担等SPBS评分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组SAS、SDS及PSQI评分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组护理满意度为90.24%,高于对照组的70.7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基于MBSR的护理模式联合常规护理应用于乳腺癌放疗患者,可提高患者希望水平,减轻自我感受负担,改善负性情绪及睡眠质量,其效果优于单纯常规护理。

“双减”背景下初中生物融合作业的设计探讨

随着“双减”政策的实施,初中生物课程教学模式在不断创新、优化。融合作业就是教学模式的创新之举,其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帮助学生建立不同学科之间的联系,掌握多元化学习方式,并能实现资源共享。在具体教学中,教师可针对特定知识,分等级、以实例设计生物融合作业,同时确定合适的主题,设计多元化的任务,借助现代技术手段提高设计效果,合理减轻学生学习负担,丰富融合作业评价方式,以此为初中生物课程教学改革提供参考。

国有企业基层减负与管理提升相融互促

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贯彻中央“基层减负年”有关要求,综合考虑基层减负工作与“大公司病”治理。针对企业规模大、链条长、专业多等问题,开展形式主义问题大排查,确立了思想上、管理上双管齐下,综合治理的工作方向。多措并举,实施减负事项清单制,形成了基层减负长效机制。增强发文、会议、调研等工作的计划性和规范性,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减少基层单位参加会议、痕迹管理等方面的人员和时间成本,通过调整考核指标、对标指标进一步树立干事创业的务实导向。

减税降费抑制实体企业“脱实向虚”了吗?——基于税负变化对企业金融化影响的分析

近年来,在经济运行中,我国实体企业出现了一定的“脱实向虚”现象。本文从税费负担角度入手,分析了减税降费对实体企业“脱实向虚”的作用机理及其可能存在的传导机制,通过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以2012—2021年我国沪深A股非金融非房地产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并引入市场竞争强度与融资约束的调节变量进行机制检验。实证分析发现,减税降费对我国实体企业“脱实向虚”产生了抑制作用,政策的具体实施效果在不同规模与不同行业之间存在一定差异,市场竞争强度与融资约束在其中发挥着正向调节作用。

基层政社权责嬗递的联动逻辑、实践样态及融合治理

基层政社权责关系治理是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地区政社权责嬗递历经政府向社会尝试放权、政府向社会扩大放权、政府向社会收缩放权3个阶段。整个过程呈现出行政吸纳自治的实践样态。乡镇政府负担在行政吸纳自治的政社权责嬗递中形成,主要表现为工作任务量大和工作人员思想压力大。政策文件和网格化管理机制为乡镇政府权责扩大、社会权责缩小提供了实现载体,而基层事务宽泛化、政策刚性扩大化、监督考核过密化和政社权责模糊化是造成权责转化、负担加重的深层逻辑。为乡镇政府减负应坚持国家社会二元合一的价值理念,在渐进解决基层事务宽泛化、政策刚性扩大化和监督考核过密化等体制性问题基础上,将破解政社权责模糊化作为切入口,以村民自治能力为准绳重构乡镇政府和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权责体系。与此同时,通过党建引领和健全“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的融合治理方式为村民自治提质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