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官底簿》视域下明代改土归流的时间、空间与原因探析

《土官底簿》载录有众多改土归流的事例,为我们研究明代的土司政策和地方治理提供了重要史料。从这些改土归流的时间和空间分布看,明嘉靖中期以前改土归流的高潮集中于正统和成化时期的云南地区。究其原因,正统麓川之役和成化吏治败坏与之关系密切。这些改土归流的原因复杂多样,反映了明代土司承袭制度的完备性和灵活性。但更值得关注的是,《土官底簿》对改土归流的详细记载亦暴露出明王朝的土司政策与地方施政存在较大程度的背离。

清代改土归流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学术界从民族政策供给、土司制度设计和区域与民族实践等视角研究清代改土归流,呈现出成果涌现、领域拓展、方法创新的发展趋势。专家学者从长时段、“整体史”角度,力争宏观、中观与微观相统一,突出比较研究和现实关怀,进一步深化了清代改土归流研究。

清王朝不对甘青土司实施大规模“改土归流”的原因探析

"改土归流"是清王朝治理边疆民族地区的一项重要政治举措。此项措施在西南地区的实施,加强了清王朝对西南边疆的统治,有利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也促进了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但是清王朝却未在甘青地区大规模实施"改土归流",这一问题很值得进行深入探讨。这既表明甘青土司与南方土司类型不同,也说明甘青土司的存在不是清王朝在西北民族地区统治的障碍,相反却有着积极作用。相比南方土司的强大势力,甘青土司势力薄弱,而不断的汉化、分化与整合又导致其难成气候;此外甘青土司是稳定地方秩序的重要力量,而且在清王朝用兵西部边疆时,也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些都是清王朝没有对甘青土司实施大规模"改土归流"的原因。本质上看,不对甘青土司进行大规模"改土归流",也是清王朝从地区实际出发调整治理策略的结果。

土司的消亡之路:清代赤溪湳洞司改土归流后存废问题再辨

明清时期,贵州东南部的赤溪湳洞长官司,因逼近"生苗地界",所辖地域甚广,其设置、辖区、革废之记载,前后抵牾之处甚多,须要辨明。经考辨,赤溪湳洞司明初有一个"先朝"归附与从征有功合二为一的设置过程,而改土归流之记载,亦仅为康熙二十三年"停止承袭"之讹传。在雍正朝大规模改土归流行动中,其通过参与"新辟苗疆"立功而再次获得世袭的权力,身份亦由长官司一分为二变为两个土千总。但是,在地方社会实际运行中,仍以"长官司"的名义而非"土千总"的名头行事,土千总只是在官方职官与世袭系统中的表达,赤溪湳洞司则存于地方社会,体现了地方官府基于苗疆治理实际而作出的灵活性制度创造。

明代播州草塘土司研究

明初草塘土司归附,洪武十七年升为草塘安抚司,在播州地位仅次于播州宣慰司,是四川布政司所领三安抚司之一。贵州宣慰司同知"水东宋氏"即是草塘土司宋氏的分支,但一直以来,草塘土司没有受到学者们的重视。明代草塘土司经历了归附、升迁、发展、改土归流的各个阶段。通过对草塘土司的族属、承袭、贡赋、征调、宗教与文化、社会关系以及草塘土司改土归流的探讨,不仅可以了解草塘土司宋氏家族的兴衰历程,更重要的是能对明代土司制度有深刻且具体的认识,也能管窥瓮安县的历史、建置与发展,这是贵州建省过程中的重要历史阶段。

清代“改土归流”前后的民间纠纷与社会秩序——基于湘西苗疆失范与规范的考量

改土归流前,明代和清初对湘西苗疆民间纠纷的解决机制仍然以民间力量与“苗例”为主;改土归流后到乾嘉苗变,“苗例”成为“官法”处理苗疆民间纠纷的重要补充;乾嘉苗变后至清末,苗疆民间纠纷解决机制仍以民间调解为主,乡约、寨长、族长等民间力量和“神判”方式有效解决了苗疆民间纠纷,“苗官制”则在民间纠纷解决上增加了官方力量,强化了对苗疆社会的控制。三阶段的考察表明,在苗疆社会“失范”与“规范”的反复过程中,清政府灵活运用“官法”和“苗例”解决苗疆民间纠纷,逐渐完成了对湘西苗疆社会秩序的控制,最终将湘西苗疆纳入到国家政治治理体系中。

改土归流制在黔西南清代布依族乡规民约中的反映

由明代至清代初期,黔西南地区作为以布依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聚居区,一直实行土司制度。黔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自清代雍正初年开始推行,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流土共治期后,至道光年间基本完成。改土归流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地方政策,对黔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都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在黔西南清代布依族乡规民约中得到充分体现。

略论清朝前期对青海藏区的经略

清朝立国后,开始经略边疆,青海作为清代统治西藏、控驭西域的战略地带,也成为清政府经略的重点区域。对于青海藏区的经略措施较多,但总的来说,可从政治、经济、文化上分析其主要实施的策略,以此探析清代中央政府的边疆政策及其实施效果。如在政治上主要实施了平定叛乱、改土归流、变革行政区域;在经济上主要有屯田和发展贸易两方面的举措;在文化上主要采取兴举社学的措施。

清代改土归流对文山地区社会发展的影响

文山地区的土司制度发展到明清已经腐朽不堪,清康熙六年(1667年)开始在文山地区实行改土归流,废除土司领主制,加强中央王朝对云南边疆地区的统治,改变了文山地区封闭落后的状态,对文山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姚安改土归流考

明代之前,中央政府对姚安地区主要实行羁縻或土司制度。明朝政府平定姚安后,实行郡县制,设立姚安府,有针对性地进行改土归流。原来的高氏总管为同知,知府均由流官担任。姚安守御所亦建立起来,并且与姚安府同城而治。从洪武十五年流官初设,到万历末年,姚安基本为流官所治理,土官只起辅助作用。清朝雍正时期,通过进一步的改土归流,姚安府土同知的历史得以终结。在改土归流的基础上,地方政府对辖地采取类似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深刻影响了姚安的社会经济发展。此后汉族移民和当地少数民族,中原文化和边疆文化有了全方位的融合,夷汉之间关系从“变服从俗”到“以夏化夷”,经济形态也从领主制发展到地主制。

清代改土归流对土家族地区植被变迁的影响研究

土家族地区地处渝、黔、鄂、湘四省交界地区,山水纵横,气候湿润,自远古至清中期皆为原始森林重要分布区,明清时期仍为重要的皇木采办地之一。但改土归流后,随着旱地高产作物及大量移民的涌入,土家族地区的植被状况呈现恶化趋势。

清代改土为屯考辨

对清代改土为屯这一政策若干问题主要就如下三方面进行考证和辨析:第一,改土为屯在概念上应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改屯包括黔东南苗疆、湘西苗疆和川西藏区等地区,狭义上改屯仅限于川西藏区;第二,在改土为屯与改土归流的关系上学界主要有"包含说""过渡说"和"修正说"三种,其中"过渡说"和"修正说"较为合理;第三,改土为屯是清政府屯田政策体系中的一部分,起到了促进所推行地区社会稳定与经济文化发展的作用。

兴屯实边:清末川边农业垦殖研究(1903-1911)

川边兴垦是清廷应对藏地边疆危机的重要举措。川边农业垦殖首先在川藏官道沿线气候条件较好的巴塘地区试办。“巴塘事变”发生后,在改土归流(1906-1911)的背景下,川边屯垦进入新阶段。赵尔丰在垦民安置、垦地产权、招佃办法等方面制定许多优惠政策,并采取了多种屯垦方式;但由于诸多因素的制约作用,入边的垦民数量以及所垦田地均相当有限。即便如此,清末川边垦殖的社会影响却是长期而深远的。随着农业垦殖政策的推行,来自内地的人员、技术、制度、习俗、观念等被输送到边地,并与当地文化交融互动,推动了川边地区的社会发展。

从“化外”到归附:清初滇西北改土归流与怒族的国家认同

清初滇西北的丽江、维西地区改土归流后,中央王朝的直接统治开始深入至澜沧江流域,进而影响到更西一隅的怒江流域,尤其是维西地区流官政府的设立,直接拉近了怒江边民和中央王朝的地理空间距离,促进了原本处于王朝国家秩序体系之外的怒族和中央王朝之间政治关系的建立。归附后的怒族,开始正式进入到中央王朝的视野之中,在国家权力的介入和作用下,其原本恶劣的政治及社会经济处境也由此得到明显改善,国家认同感随之也得到很大提升。

张广泗评述

张广泗是清王朝在贵州最忠实地推行"改土归流"政策的代表人物。其经历中主要事迹为:开辟"新疆"六厅的急先锋;平定准葛尔叛乱的功臣;镇压古州苗民起义的刽子手。最后在平定金川时无功而惨遭问责。

国家治理与制度规范:明代改土归流意义审思

改土归流既是一项国家治理机制,也是一种制度规范措施。元代初创土司制度,明代使之进一步发展、规范和完善,改土归流是重要举措之一。既往的诸多研究,多从废除土司、社会变革、土司制度终结等层面来阐述改土归流,缺乏多维度的审视和历史情境的微观考察。通过对明代改土归流方式、特点与意义的梳理,认为相较于后世,明代一定程度上是将改土归流作为土司制度运行与发展过程的一个惩戒机制,以起到规范土司管理的作用,并不是全然废除土司制度。明朝与土司的关系,在控制与被控制之间,两者还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地区,改土归流并不一定与土司制度是对立发展的。明代改土归流一方面调控了土司,完善了土司制度,另一方面又削弱了土司势力,为后世的改土归流作了铺垫,提供了经验。

清末东疆“改土归流”:辟展改设鄯善县研究

清朝光绪二十八年八月议准设置鄯善县,但其实际行政运作始于光绪二十九年五月。清末鄯善知县人事因各种原因更替频繁。辟展改设鄯善县这一历史事件,标志着清朝对吐鲁番札萨克郡王基层司法(词讼)与行政(地方头目任命)等权限“改土归流”的最终完成,显示出“制度建设”的重要性。

元至清前中期广西民族关系述论

元明和清前中期是广西民族关系发展变化的又一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广西民族关系比较尖锐和复杂。这种民族关系的尖锐复杂性不仅表现在广西被统治少数民族与统治民族之间,而且也表现在统治民族内部之间即土司土官内部及其与流官之间。

清代改土归流后地方社会权力结构的变动——以湘西永顺地区为例

清代改土归流后,清政府在原土司地区推广了一系列新的政策,旨在迅速在当地营造"国家"的氛围,从而取代"土司权威"在当地民众心中的地位。但事实却与清政府的愿望相悖,他们显然低估了土司政权在当地数百年所建立起的权威效应,各地方势力均对这种"国家"效应的推广展开了反抗行为。这种反抗导致清政府开始对原土司地区的政策进行了调试,最终导致了国家权力与地方势力的和解,地方权力结构也由此发生了较大的改变。

改土归流与地方社会转型——以明清之际川东威远卫的置废变革为例

明廷于万历年间在播州地区实施改土归流,给西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活力。播州经郡县化改革后析变为两府,辖二州七县,并分隶川黔两省。随后,遵义府所辖遵义、仁怀二县又划拨出部分田地、人口,并以此创置了威远卫。明清之际威远卫辖地因地方战乱和社会冲突屡遭劫难,同时又因治所变迁造就了生界地区的繁荣。论文通过对威远卫政区属性、兵士来源、辖区变化和治所迁移等方面的分析,试图阐释改土归流后播州地区的社会转型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