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西安十里铺陶棺葬汉墓发掘简报

2018~2020年,为配合基础建设,山东大学与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组成联合考古队,对西安北郊十里铺汉墓群进行了发掘,共发掘墓葬500余座,其中9座为陶棺葬,包括竖穴墓道洞室墓和竖穴土圹砖椁墓两种,形制保存相对完整,其年代为西汉早期到东汉晚期。该批墓葬的发掘,对于了解陶棺葬在两京地区的传布、汉代婴幼儿丧葬习俗的演变和区域差异提供了新材料。

墓葬资料所反映的汉代列侯的交往对象及相关问题

汉代的列侯是享有封爵的高等级人员,对外交往是列侯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内容,具有与等级身份相对应的特征。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与汉代列侯对外交往有关的墓葬资料日益丰富,所反映的交往对象既有朝廷、诸侯王国,也有其他侯国、不同的郡县乡里等,而列侯及其侯国与不同对象之间的交往内容与交往方式均较为多样,从相应角度体现出与汉代列侯发展的内容和特点,这对开展汉代列侯的综合研究及分析汉代列侯的社会生活等均可提供相应参考。

基于汉代画像砖实证材料的进贤冠起源、形制及使用

进贤冠是汉族男子冠服体系中极具代表性的冠式,其演变与中国古代官员制度的发展相联系。为了研究汉族冠服形象体系中文职官员的进贤形象,文章基于汉代画像砖史料实证汉代进贤冠的起源、形制及使用,有助于推动汉代男子官员形象研究。研究指出,进贤冠作为汉代官职体系发展的衍生物,在西汉时期就已存在基础样式,经新政时期完备,在东汉时期趋于成熟。汉代进贤冠独具特色的形制样式及符号表征在传统的各阶级中烙下深刻印记。进贤形象呈现中华文化独特的价值观及礼仪规范,是传统阶级文化的沉淀亦是多维审美趣味的展现,对历代汉族男子的冠服体系发展奠定重要基础。

汉代牛酒赐予现象新论

汉文帝即位伊始,出于维护皇权的考量开始将民爵与牛酒一同赐予百姓。统治者在赐民爵的同时举行饮酒礼,以期厘定新的等级秩序。汉武帝在位时期,通过对外战争掠夺了大量的牲畜并扩大了牧场面积,为汉王朝的畜牧业发展带来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宣元之际,这些被俘获的牲畜很可能会带来大规模的牲畜老病问题。因此统治者进行了高频率的牛酒赐予。王莽时期为了与汉王朝划清界限曾一改牛酒赐予故事,对民众赐予羊酒。东汉以降,随着现实状况的变化,统治者再也没有能力进行频繁且大规模的牛酒赐予。

论汉代画像石乐舞百戏场景及其艺术表现特点

汉代画像石上的乐舞百戏场景内容丰富,数量众多。西汉中晚期和东汉早期在一座画像石墓葬中刻画两三处乐舞百戏场景的情况较多,而东汉中晚期在一座墓葬中刻画多处乐舞百戏场景的现象大量出现。西汉中晚期至东汉早期小型乐舞百戏场景占据大部分,在东汉中晚期小型乐舞百戏场景继续发展的同时,不少大型画像石墓葬中出现了演员众多的综合性大型乐舞百戏场面。在汉代画像石上刻画乐舞百戏场景,有着表现墓主人生前宴乐生活、希望死后能像生前一样继续享受歌舞娱乐等生活和祈求升仙的目的,同时也是画像石墓葬系列图像完整叙事的需要。汉代画像石乐舞百戏场景在墓葬中所处位置、画面构成、艺术形象刻绘、艺术表现思想与方法等方面,体现了诸多共性特征和鲜明地域性特点。

慕梵而尊礼:隋唐时期汉传佛教僧众的丧葬制度

隋唐时期汉传佛教僧众的葬制,梵华嫁接的色彩非常明显。僧众丧葬模式主要有水葬、土葬、火葬、露尸葬等,但每种葬式的流行程度有别。土葬是此时最主流的僧尼丧葬模式,且最符合中华礼制的基本要求,是调和华梵之间文化矛盾的比较好的手段。颇有特色的露尸葬,因其最有印度佛教特色,在此时的僧众葬制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选择水葬或火葬的僧众则相对较少。在汉传佛教历史上,只有隋唐时期才有如此多种类的僧众丧葬模式,这是隋唐这个绚烂时代赋予的特殊的文化特征。在佛教中国化的大背景下,这些僧众葬制既都无一例外地受印度佛教的影响,建构在佛教义理的基础上,又努力寻求着中华礼制的认同,佛教的信仰与儒家的五常在此时已经有了很好的融合。

联营汉墓遗址出土植物遗存的鉴定与分析

2017年至2019年,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联合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仪征市博物馆对联营区域家族墓地进行了考古勘探与发掘。共发掘汉代墓葬121座,祭祀坑19座,出土陶器、铜器、玉器、漆木器等各类文物2300余件。初步确定该区域为西汉家族墓地,有自己家族的规划埋葬区域,时代由西汉早期延续至西汉晚期。本文分析的植物材料来自本次发掘过程中的M77,时代为西汉早中期,绝对年代为公元前130年左右。经过采样、提取和鉴定工作,发现植物大遗存种类主要为水稻、粟、黍、大麻、豆科等,另绝大多数植物遗存仍然鲜亮,表明汉代联营地区墓中随葬农作物符合当时葬仪的最高规格,同时使用八种不同的农作物,即黍、粟、麦、粱、稻、麻、大豆和小豆,为研究联营汉墓随葬粮食种类及方式、认识汉代丧葬观念和社会生活等问题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惠农区雁窝池汉墓发掘简报

雁窝池墓地,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惠农区燕子墩乡雁窝池村西南。为配合乌玛高速惠农段的建设,2022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此清理了5座汉代砖室墓,出土陶、石、铜、铁等各类遗物60余件,为了解惠农以及石嘴山地区两汉时期的丧葬习俗提供了新的材料。

汉代壁画墓宴饮图研究

宴饮图在汉代率先出现于西安地区,之后在其他地区的墓葬中陆续出现,成为壁画墓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东汉末期之前的宴饮图形式多样、富有变化,但是到了东汉末期却逐渐走向一致,在魏晋时期形成了固定的模式。

环塔里木墓葬文化及对汉唐国家认同的趋势分析

环塔里木地区的古代墓葬遗存直接反映本地区古代居民的日常信仰、经济生活、价值追求,直至对族群、国家的认同。从出土的汉唐墓葬所体现的文化特征分析,汉晋时期对中原物质文化认同性较为明显,唐代时环塔里木墓葬文化不仅体现了对物质文化的认同,社会文化、制度文化、宗教信仰等也莫不如此。这种趋同性是由环塔里木地区绿洲社会的地理环境决定的,从历史的发展看,环塔里木绿洲社会或附属于中亚或附属于中原内地,几乎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文化圈。尽管这一认同趋势在环塔里木各地并非一致,部分地区绿洲国家还多有反复,但汉唐时期整体上体现出环塔里木地区对中原文化和国家认同趋势的逐步增强。

奉节宝塔坪遗址2003年发掘简报

2003年在奉节县宝塔坪遗址发掘一批墓葬。IM1028是土坑墓,出土陶器和铜铃,年代在战国晚期到秦代。IM9001是石室墓,出土陶器皿和陶俑,年代在东汉。

东汉丧礼送葬考

东汉国家丧礼包括送葬仪节。这种送葬仪节在皇帝、太皇太后、皇太后的丧礼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并在诸侯王、列侯以及有秩级的职官范围实行。以二千石秩级为界限,东汉国家将实行送葬仪节的等级序列划分为两个层次,对秩级二千石以上等级的送葬仪节实行严格要求,但对秩级二千石以下等级层次的送葬仪节要求比较宽松。东汉皇帝、太皇太后、皇太后的送葬仪节有完整的程式,诸侯王和官员送葬仪节的规格则可能因为其生前业绩而得到提高。

西北所出汉代簿籍册书简的排列与复原——从东汉永元兵物簿说起

借助编绳犹存的简册,本文指出无论是基于定期簿书还是不定期簿书形成的定期文书或不定期文书,具体内容的排列上,均是细目在前,呈文在最后。进而通过归纳呈文的书写特点,推断一般簿籍类册书的排列均是如此。学界对一些册书的复原存在问题。这种排列结构并非西汉首创,而是承袭自秦代。里耶秦简中就已出现如此排列的木牍簿籍。这种文书书写的结构安排,甚至唐代的文书中还保留,并东传影响到日本。同时,不只是行用于世间的官府,从西汉到唐代,针对地下世界的很多"衣物疏"也仿自此种簿籍的书写格式。

论汉代士阶层的发展与建筑明器的兴起

本文以汉代建筑明器为研究素材,从民间造物艺术的视角出发,探究建筑明器的兴起与东汉士阶层发展而引发的一系列社会价值观念、审美风尚变化的内在关系。同时,士阶层渗入下的手工艺人身份认同也为民间造物艺术的制度与管理提供了强有力的体制保障。

跪拜礼及其在汉代的应用

先秦至秦汉时期,单纯的跪在多数情况下不是礼仪行为,而是日常生活中的肢体动作。当跪与其他肢体动作组合所形成的动作才具有礼仪性质,即为跪拜礼。跪拜礼之"跪"已经完全没有"坐"的意义,不是人们为休息身体而采取的一种姿势,而是表现人们之间的特定关系,表达特定情感的一种体态。先秦时期只有顿首比较多见,九拜之礼真正形成系统是在汉代。秦朝的官僚机器只有强制性的行政制度,而缺少官场礼仪的润滑剂。而两汉的官僚制度与官场礼仪的结合,使各级官员在行政时,明确了自己的职责,意识到自己在整个国家机器中的位置,而敬上意识的加强,又使整个官僚机器上下关系更加顺畅。跪拜之礼在培养官僚敬上、位置、职责等意识方面的作用,姑谓之"以礼养官",此可谓是一条成功的政治经验。

元杂剧中的丧葬文化

元杂剧中蕴含着丰富的丧葬文化。从元杂剧可以看出元代汉族的葬式主要有土葬、火葬,无论居丧墓葬还是扫墓祭祀都彰显出特定的风俗礼仪。举凡入殓、停柩、下葬、遗嘱、奔丧、吊孝及其服丧守孝、挂纸烧钱、培修坟墓、酒饭祭奠,从多个侧面反映出了元杂剧丰富多彩而又鲜活的文化底蕴,于此丧葬风俗不难窥视中国孝文化的具体承传与表现。

厚葬的殇者,驱祟的仪式——南阳许阿瞿画像石墓个案研究

汉魏时期,夭折儿童瓮棺葬的习俗依然广泛存在。其原因包括人伦亲情、礼仪规范以及人们对凶祟殇魂的排斥与恐惧。许阿瞿画像石墓是汉代殇葬的特例,其建造目的在于用画像石墓厚葬的规格与隔离生死两界的功能完成对"儿鬼"的驱祟仪式。为使仪式符合汉代丧葬的礼仪,建造者又赋予墓室画像新的内涵,即以一种象征的形式为成为"儿鬼"的许阿瞿举行"成年礼"。

湖北荆门十里铺土公台西汉墓发掘简报

土公台墓地位于荆门市沙洋县十里铺镇王场村八组一南北向的岗地上。为配合襄荆高速公路建设,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荆门市博物馆,在此共发掘西汉中晚期墓葬21座,出土了一批西汉时期文物,为研究该地区的汉代墓葬提供了新材料。

考古材料所见之汉墓动物随葬

本文按照帝后陵、王侯墓、一般贵族与平民墓以及少数民族政权地区墓葬四大类别,分别对两汉时期的墓葬及陪葬坑内用作随葬、殉葬的动物进行探讨,试图总结汉墓动物随葬存在的一些规律性现象。整理发现,在时间框架下,随葬动物选择可大致概括为在表现形式方面从"实"到"虚"以及在精神内涵方面从"虚"到"实"的两个转变;地域差异方面,除帝后陵和王侯墓可以相对摆脱地域条件的限制之外,其他墓葬所出动物则与当地环境密切相关;最后社会等级上,不同阶层在动物牺牲利用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总体而言,两汉时期在不断世俗化的社会风气主导下,汉墓动物随葬也体现出日益浓厚的生活气息。此外本文除了探讨汉墓动物随葬的一些规律性特征,也在一定程度上增进了对汉代动物利用方式的直观了解。

汉代“黄门”考

汉代黄门既具有相对固定的职能("侍从左右,关通中外"),又具有"给事"于其他部门的随机性;既负责作为銮仪乐的黄门鼓吹,又可以给事于太常或乐府。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不仅中黄门冗从仆射掌管黄门骑吹、百戏活动,而且少府承华令也"典黄门鼓吹、百戏师"。任何"一事系一署"的理解都将与东汉的史实龃龉难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