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玉蝉

作为汉代主要葬玉之一的琀蝉,在史前时期主要发现于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中,并且主要出土于瓮棺葬的底部,应该与某种丧葬仪式或灵魂观有关。汉代以前,“蝉”是楚文化地区的称呼,中原地区称为螗蜩、蜋蜩等,再给合楚地发达的巫文化、鬼神观念,推测中原地区的琀蝉,不仅其形态,而且其作为葬玉的功能,可能主要是来源于楚文化。

凌家滩新发现玉猪三题

文章以凌家滩遗址第五次发掘新发现的大型猪型石雕为题,着重谈了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考察猪雕的埋藏位置,在与玉器制造业同样发达的其他遗址对比后发现,目前为止墓上放置石雕的方式是凌家滩遗址所独有;其次对放置"玉猪"的动因作出分析,认为与当时的自然崇拜有关;最后将史前猪的雕塑做了归纳,认为以野猪为原型的石雕在史前被人们赋予了比陶塑作品更深远的内涵。

陕西西安唐刘智夫妇墓发掘简报

2004年3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和西北大学考古学系在西安市长安区郭杜街道西北大学长安校区建设用地发掘了唐总章二年(669年)司宰寺丞刘智与夫人尹氏合葬墓。该墓形制完整,纪年明确,出土有组玉佩、金铜装班剑等珍贵文物,为研究唐代舆服制度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隋唐组玉佩刍议

以片形玉佩饰形态出现的组玉佩是隋唐中、高级墓葬时有发现的随葬器物,但由于始终没有完整的发现,考古发掘者对这些零星玉佩的性质和组成结构皆无法定论。唐总章二年刘智墓组玉佩的出土,为研究唐代组玉佩的结构与形制提供了翔实的资料。本文以此为基础,梳理了隋唐玉佩的考古发现状况,并结合文献资料,确定其来源于三国、两晋组玉佩,适用范围为整个隋唐时代的贵族和高级官员,是当时"剑珮绶"的朝服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米脂卧虎湾M103出土玉覆面、玉鞋研究

卧虎湾西汉早期墓葬M103出土玉覆面及玉鞋的组合,不见于以往的考古发现。本文通过对西汉早期出土玉覆面、局部玉衣及玉衣的墓葬中出土器物的组合关系、墓葬等级及玉覆面形制的对比,可以看出只出土玉覆面的墓葬等级相对较低,局部玉衣和玉衣所表现出来的差异可能在玉衣形成的初期就是存在的,两者并不具备明显的先后关系。卧虎湾墓地出土的玉覆面及玉鞋,正是由于墓葬等级的限制而采取的减省做法。而局部玉衣之所以在头部、手部及脚部重点用玉,因为受到先秦两汉时期丧葬仪式的影响。

试论汉代玉器的改制现象

玉器改制是将旧玉或残玉改制成新的玉器,玉器改制以玉璧类为大宗、少量玉具剑和先秦古玉,改制后的玉器以玉衣、玉覆面、镶玉棺等葬玉为主;改制玉器限于皇室、王侯及高级贵族墓葬中。以改制为媒介,可将考古发现玉器分为依次下降的三个层级;帝陵陵园内发现的皇后之印、玉杯、玉舞人、玉辟邪等玉器;玉璧、玉具剑等日常使用的礼玉、装饰用玉;玉衣、玉覆面等葬玉。

关中地区秦墓葬玉探析

玉器作为古代先民社会生活中的遗物,在我国已有八千多年的历史。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整理关中地区各类秦墓出土玉器的基本资料,分析秦墓中出土葬玉的特点及此时期各类玉器的随葬情况,探明自战国中晚期开始,随着国势的逐步强大秦国逐步摒弃西周礼制。

二里头遗址墓葬出土玉刀探析

二里头文化作为可考证的夏文化遗址,在我国考古学界一直是绕不开的文化焦点,其中以玉器为代表的等级制度在二里头遗址中充分印证,更因为二里头墓葬出土玉器种类复杂、一直以来是广大学者的研究重点,而玉兵器作为史前文化的重点遗物,已有学者对其特有的功能进行学术研究,本文将对二里头遗址墓葬中出土玉刀进行探讨,以厘清玉刀的类型及社会意义。

汉魏晋时期墓葬中随葬瓦当现象探讨

在汉魏晋时期墓葬出土瓦当的情形中,有一类是作为随葬品特地放入墓葬中的。通过对发掘报告及墓葬平面图的分析,搜集到汉到魏晋时期有意识随葬瓦当的墓葬四十余座。研究发现,这种随葬瓦当的现象出现于东汉早期,东汉晚期达到高峰,曹魏西晋仍有余音,洛阳地区为其分布中心。东汉时期,随葬瓦当的墓主应多为平民、中下层官吏等;魏晋提倡薄葬,瓦当随葬出现于一些规格较高的大型墓葬中。通过随葬瓦当在墓葬中的位置、纹饰、形制及文献记载推测,随葬瓦当在丧葬礼仪中应是社会中下层囿于身份使用的玉璧替代品,起到敛尸的作用。

两周葬玉及葬玉制度之考古学研究

两周,尤其西周时期是两汉时期成熟葬玉制度的肇始,也是中国葬玉制度发展最为重要的时期之一。多元化的葬玉制度在战国时期逐渐走向统一,为两汉葬玉制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本文即从两周出土的葬玉种类及玉器出土位置等情况入手,分析总结这一时期葬玉与葬玉制度情况。

从出土玉戈看盘龙城等城市的高等级贵族

玉戈和青铜礼器一样,是商周时期体现贵族身份的标志物。本文通过考察郑州商城、盘龙城墓葬出土玉戈、柄形器等礼器,提出玉戈、青铜礼器和玉柄形器由主及次地体现贵族身份重要程度,同时高等级贵族随葬更多、更大的玉戈。由大型玉戈结合青铜礼器的情况,可观察出盘龙城目前已经出现当地首领一级的最高等级墓葬13座,台西和大辛庄也有少数同等级别的遗存出现,而郑州商城王级墓葬尚未出现。

礼俗之变:汉唐时期猪形玉石手握研究

猪形玉石手握的使用从西汉早期一直延续至唐代。在东汉中晚期以前,其作为汉代葬玉制度的重要内容而有着较为明显的等级特征,与玉石口琀、窍塞及玉衣等葬玉组合在一起,出现于高等级墓葬中,主要出土于广义的中原地区,特别是当时全国或地方的政治中心。东汉晚期以来,其逐渐成为一种全社会广泛流行的汉文化传统丧葬习俗,并在魏晋以来随着大量汉人的南迁以及汉民族文化重心的南移而主要流行于南方长江中下流和两广地区。隋唐以来逐渐衰亡,仅在洛阳、西安以及广州地区有少量出土。猪形玉石手握的研究涉及汉代葬玉制度的兴起与消亡、丧葬制度的形成和破坏、汉文化及世家大族的南迁及汉唐时期关于司命的信仰等历史、社会信息。

西汉诸侯王墓敛葬玉衣及相关问题

西汉诸侯王死后使用玉衣敛葬是其身份地位的体现,也反映出保护尸身,以求不朽和追求升仙的丧葬思想。综合考察,西汉诸侯王墓的敛葬玉衣具有继承和发展特点,并日趋完善。西汉诸侯王墓使用敛葬玉衣具有相对严格的制度,异姓诸侯王及谋反的同姓王一般不用玉衣敛葬,而使用者的分级制度也在西汉中期逐渐确立,这与以往的认识有所不同。与敛葬玉衣相配套,西汉诸侯王墓还使用其他一些敛葬用玉,但基本是以玉衣为主,其他为辅的使用原则。

古玉次生变化研究述评

本文将次生变化定义为玉脱离原生矿藏之后,在自然风化(开采之前)、人为作用、进入埋藏环境等过程中所发生的改变。次生变化与玉的质地、人为作用、接触物、土壤环境等因素有关。现有研究主要使用观察分析、模拟实验的方法,着眼点常常在次生变化本身。考古学方法在古玉次生变化的研究中至关重要,通过功能分类、"微环境"的复原和文化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揭示古玉次生变化的机理,而且能够更好地认识其背后的人类行为。

“鳞施”与“珠襦”考

鳞施和珠襦是中国古代玉殓葬的两种重要形式。鳞施是专用殓葬玉,东周流行;珠襦在东周既为生服,亦作殓服,至汉代仍可见。鳞施仅用于男性高等级贵族,珠襦的使用则无性别限制。鳞施和珠襦既可单独使用,也可同时使用,是春秋战国厚葬风俗的产物,是东周特有的玉殓葬方式,体现当时人们以珠、玉为贵的崇玉思想。

染山汉墓出土“玉衣”讨论——也谈汉代墓葬中的“玉席”

将染山汉墓出土的"玉衣片"与青岛土山屯汉墓及尹湾汉墓M9出土"玉席"进行对比,发现染山汉墓的"玉衣片"当为玉席片。无论从玉片的纹饰、形制和数量还是墓葬等级来看,染山汉墓墓主使用玉衣殓葬的可能性较小。总观汉代墓葬,类似的玉片并不是个例,以往均认作为"玉衣片"。玉席流行于西汉中期至东汉早中期,作为较低等级的美石葬具,常以琉璃片制成,但依然属于汉代葬玉系统的一部分。

河南安阳市殷墟铁三路89号墓的发掘

2006年,在殷墟南部铁三路制骨作坊区发现的89号墓,年代属殷墟文化第二期。该墓规模不大,出土了大量玉石器,包括等级较高的铜柄玉戚及铜骸玉矛,还有玉器半成品、残次品和制玉工具等。结合所出铜觚上的玉璋形铭文,推测墓主可能是从事玉器生产、管理的中小贵族,该墓的发现对研究殷墟手工业生产具有重要意义。

汉代蝉形口含简论

本文以考古发现的两汉时期墓葬中出土的蝉形口含为依据,通过对出土材料的分析与统计,揭示了两汉时期蝉形口含的形制特点、时代特征及地域分布规律,从而推断出将口含制作为蝉形的观念源自江淮地区,随着西汉王朝的建立而进入关中地区,并在两地同时发展流行开来的结论。这一结论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汉代礼制的来源及形成发展的脉络。

汉代玉璧的随葬制度

汉代是玉璧发展的繁盛期,汉墓随葬玉璧现象很普遍。本文以考古资料为基础,结合文献,对汉代玉璧的随葬制度进行了探讨。认为汉代玉璧随葬具有等级和性别差异,诸侯王、列侯、中高级官吏或贵族以及低级官吏或贵族四级间随葬玉璧的数量、质量差异明显,且男性墓主随葬玉璧现象更为普遍。

中原出土商代玉石文及其释读

近几十年来,商代玉、石文字在中原地区时有发现,其中以安阳殷墟、三门峡虢国墓地等处的考古收获最为重要。这些玉石文资料是对以殷墟甲金文为代表的大宗商代出土文献的重要补充。本文蒐集散见于有关著录中的殷墟侯家庄1003号墓石簋刻铭,刘家庄南地墓葬朱书玉璋、刘家庄北地墓葬墨书玉璋,妇好墓刻字石牛、石磬、玉戈,小屯18号墓朱书玉戈,苗圃北地筮数刻石,以及虢国贵族墓地出土的小臣妥玉琮、小臣玉璧、小臣玉戈、王伯玉觿和玉管等多种遗物,并对其中的文字资料分别加以释读,以期增进对这些殷商出土文献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