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准格尔旗福路塔墓地2018年发掘简报

2017~2018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今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准格尔旗福路塔墓地进行了大规模考古发掘。其中2018年共清理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墓葬99座及祭祀坑1座,出土陶、铜、铁、玉、石、骨器等500余件。此次发掘发现了明确进入西汉纪年的墓葬,证明了汉初秦昭襄王长城以东的福路塔墓地所在区域仍然在西汉王朝的控制之下。该墓地以秦文化为主导,但同时存在赵文化、北方草原文化因素和西戎人群相关的随葬品,对于研究多文化交流融合具有重要意义。

早期拓跋鲜卑与东汉、曹魏、两晋政权关系研究

历史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成果证明,早期拓跋鲜卑对汉文化高度认同,重视与东汉、曹魏、西晋、东晋等政权建立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交往交流交融。

新出胡家草场墓地历日简与汉初历法

荆州胡家草场12号西汉墓出土的4 600余枚简牍中包含203枚历日简。这203枚历日简预推了汉文帝后元元年之后一百年的朔日干支(前163年至前64年),是迄今发掘的连续朔闰时长最久的历法材料。将朔日干支进行对比可知,胡家草场墓地历日简所反映的历法与殷历切近,余分仅比殷历大150分左右(每日以940分计,误差大致相当于3.8个小时),其置闰年份也与殷历一致。结合近年来有关秦汉历法的研究成果,以及传世文献中记载的朔闰干支和置闰规律可知,汉初的置闰年份与殷历的置闰规律相符,与颛顼历的置闰规律不符,因此汉初的历法并非史籍所载之颛顼历,实由殷历变化而来。

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惠农区雁窝池汉墓发掘简报

雁窝池墓地,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惠农区燕子墩乡雁窝池村西南。为配合乌玛高速惠农段的建设,2022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此清理了5座汉代砖室墓,出土陶、石、铜、铁等各类遗物60余件,为了解惠农以及石嘴山地区两汉时期的丧葬习俗提供了新的材料。

河南三门峡后川墓地秦汉墓葬发掘简报

2019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三门峡后川村共发掘古墓葬229座,其中13座墓葬排列较为规律,墓葬形制均为竖穴墓道土洞墓,出土器物有陶器、铜器、铁器等70件。根据墓葬形制及随葬品特征推测其年代为秦至西汉早期。这批墓葬的发现,为研究三门峡地区秦汉时期家族墓地以及葬俗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赵正书》与西汉前期的秦末记忆

有关秦末的历史记载,过去多依赖《史记》相关纪传。本文利用新披露的北大汉简《赵正书》,结合相近时代文献,对西汉前期秦末史事叙述的多样性进行考察。分析当时人对二世继位问题的不同表述,认为《赵正书》《过秦论》等的秦二世合法继位观念,应承袭自秦二世元年诏书一类文献,秦时胡亥为合法嗣位至西汉早期仍有影响。对《赵正书》中的甘泉置,结合《史记》所记始皇出行路线,可知为设置于咸阳附近的甘泉宫。对秦亡记载,不同文献对秦"外无敌"的一致表述以及章邯与秦廷的微妙关系等的记载,都丰富了我们对这段历史的认知。

《新书》《淮南子》等所见西汉前期的墨学流传——“墨学中绝”说的再检讨

《新语》、《新书》、《韩诗外传》、《淮南子》等西汉前期人的著述中 ,儒墨并举、孔墨同称 ,说明此时期墨学地位与儒家难分仲伯。西汉前期人十分明了儒墨学说的种种对立 ,说明此时期墨家思想学说依旧在流传。那么清代汪中、孙诒让等人所说的“墨学西汉中绝论”便有失检点 ,可见盲目崇信前人成说的学术态度并不足取。

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晋阳城市史料考议

赵定都邯郸后,晋阳依然是"赵山北"之地的政治文化中心。秦王政即位初"晋阳反",体现了秦统一战争中与赵国争夺晋阳出现的反复。而嫪毐地位尊贵的年代,太原郡"为毐国"在这位强势人物"宫室苑囿自恣"的形势下,晋阳可能保留有体现较高消费生活等级的文物遗存。"高皇帝居晋阳",以此作为出击匈奴的军事基地。代王"都晋阳",以及汉文帝"幸太原""复晋阳、中都民三岁"史事,都描写了晋阳城市史辉煌的页面。

《二年律令》所见二十等爵对西汉初年国家统治秩序的影响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包含较多有关西汉初年二十等爵的史料。从这些史料可以看出,二十等爵与西汉初年国家统治秩序有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表现为,二十等爵与授田制结合,二十等爵国家治安制度结合,二十等爵与养老制度结合,二十等爵与国家赏赐制度结合。二十等爵贯穿于这些制度之中,对稳定西汉初年国家统治秩序,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平民意识的涨落与汉初两种社会思潮的嬗变及儒术独尊

汉政权建立之初,社会上层由下层平民上升而来,平民性格成为普遍的、主导性的"社会性格",平民意识因之而在社会上凸显。因与平民意识能相接榫,黄老思潮逐渐流行开来。然而,随着汉初历史进程的推进,社会上层又逐步走向贵族化,社会上层原本具有的平民意识日益减弱乃至终结,其"社会性格"亦发生改变。与之相应,儒家思想在社会上层找到厚实的心理基础,儒学的官方思想地位由此被催生出来。

论西汉早、中期的音乐文化转型

在中国音乐发展史中,有许多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汉代即是其一。本文旨在从历史的整体的角度出发,通过对西汉早中期音乐文化的历史描述,把握其主流音乐发展的脉络,从而尽可能真实地勾勒出西汉早中期的音乐文化现象和音乐审美规律,为我们了解、掌握汉代音乐发展提供一条可供参考、总结的历史线索。

论中国早期私家园林

秦代以前中国无私家园林。私家园林产生于西汉早期并兴起于西汉中期。它是从皇家园林脱胎而来的。早期中国私家园林带有鲜明的皇家园林痕迹 ,面积广阔 ,建筑宏大 ,但已具备“宅园”

汉民族意识与明清两汉题材历史演义创作

汉民族意识是汉族人民对本民族的集体认同,时刻影响汉族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汉民族意识经历夏商周和春秋战国时期的发展,最终形成于汉武帝时期。汉民族意识主要包括华夷之辨、大一统和爱国主义。在民族御侮时期,易于激发汉民族意识,从而团结各阶层人民进行民族自救。明末清初,大明王朝内外交困,国家危在旦夕,文士借助创作两汉题材历史演义以唤起民众的汉民族意识。两汉题材历史演义经历半个多世纪的创作过程,演义的重点内容与明末清初时局密切相关。

西汉前期的农本思想与农税政策分析

在中国古代史上,西汉前期的农本思想与农税政策所表现出的思想深度及其取得的重大成效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值得重视和深入分析。这一思想与政策,强化了举国上下的重农意识,充分发挥了财税杠杆对农业的激励作用,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的恢复与发展,从而开创了中国古代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成为后来治国的范例。

西汉前期的策问与对策再探

西汉前期孝文帝二年的策问诏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篇策问文,到孝文帝十五年第二次策试,汉武帝即位以后,继承了孝文帝的做法,在建元元年举行了策试,董仲舒就是在这次对策中脱颖而出。西汉后期的昭、宣、元、成、哀、平几个帝王时期,策试选官成为选拔人才的重要制度化措施。除了策试中的策问和对策外,汉代还有射策的考试方式,它也产生于汉武帝时期。汉代的策问大多是统治者对于天诫的恐惧和政策调整,反映出"天人感应"思想在汉代是一种主流思想。无论是对策还是射策,确实选拔出了相当多的人才,而以儒家经典作为答策的标准,则推动了儒家文化的深入民间,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规定了后世中华文化的发展方向。

“黄老无为”视野下汉初边疆思想体系的构建

西汉初期,各政治集团的领土主权意识比之秦代均有了显著提升,这也成为边疆思想成熟化、体系化的理论基础。以刘邦为代表的汉初统治阶层面对错综复杂的边疆形势,就治边之策进行了积极探索,建构起庞大多元的边疆经略体系。汉初的边疆思想,以对疆土资源战略意义的清晰认知为前提,以"过秦"复古为主要特征,运用多元化的方法举措,在"黄老无为"的时代背景下实现了边疆区域的安宁和平,为西汉中期边疆思想的"有为"化转向提供了缓冲界域和强大动因。

“正诸侯之礼”与西汉前期的文学创作

西汉前期,诸侯王多有僭礼、背礼之举。这一时期不少文学作品以“正诸侯之礼”为主旨,或批判诸侯王骄奢淫逸,或指斥诸侯王荒政虐民,或反对诸侯王僭越不臣,如枚乘《七发》、司马相如《上林赋》、韦孟《讽谏诗》等。西汉前期诸侯王与其治下的士民官吏具有君臣名分,诸侯国的士民官吏具有明显的“二重的君主观念”。根据文本预设接受对象的不同,这类文学作品可分为两类:一类以诸侯王为目标读者,如枚乘《七发》、韦孟《讽谏诗》、司马相如《子虚赋》等;另一类以天子为目标读者,如贾谊《新书》、司马相如《上林赋》等。文本预设接受对象的特定性,直接影响作品的题旨、内容及言说方式。汉武帝之后,伴随中央集权的强化,天子礼尊崇在上,诸侯王僭越、背礼被视为对君臣大义的挑战,诸侯之礼开始纳入严格的礼制规范,“正诸侯之礼”逐步成为现实。

汉代明器连机水碓考辨

连机水碓是我国古代发明的重要水利粮食加工工具,据文献记载出现于晋代。中国农业博物馆馆藏明器绿釉陶碓房反映了最早的连机水碓样式,文物时代定为汉代。本文从有关水碓、连机水碓的文献引证和考古发现两方面,梳理了水碓及连机水碓的发明史,考证了中国农业博物馆馆藏明器绿釉陶碓房的出土年代,将其由汉代改订为西晋。

从“功臣”与“社稷臣”之辩透视汉初官风之变

西汉初年官僚群体的价值观念,经历了从高惠高后时期的"功臣"观念向文景时期"社稷臣"的转变,为政之风也从清净疏阔逐渐变为醇谨守职,开始注意官僚群体的行政能力和对皇权的恭顺。这种变化为武帝时期"制度宪章,焕然可述"的鼎盛之世奠定了基础。

西汉早期民生政策法制化考析

西汉政权建立之即,为解决急迫的民生问题,出台了"兵罢归家"及"令民归乡","轻田租"及"驰山泽之禁","量吏禄"及"度官用"等民政、经济及财政政策。同时,以立法的形式规定了相关的户籍编制、授田宅、自占名数、复故田宅、名田宅、不动产确权、田租税、矿产开采、公职人员薪俸及公务消费等制度,实现了民生政策的法制化。汉初民生政策的法制化不仅对于恢复和发展经济,解决民生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为西汉政权的稳固以及社会管理,社会控制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及经济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