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不挖人协议《反垄断法》规制的理据与进路

认定和规制互不挖人协议,是《反垄断法》亟须回应的现实问题。互不挖人协议分为横向互不挖人协议与纵向互不挖人协议。其中,纵向互不挖人协议兼具横向垄断协议与纵向垄断协议的部分特征,故超出了《反垄断法》的规制框架。回归垄断协议的实质性判断标准,运用劳动经济学分析工具,可证成互不挖人协议的《反垄断法》规制正当性。借鉴域外经验,回归我国劳动力市场特征,可从短期、长期两个角度为我国互不挖人协议的《反垄断法》规制找到理想路径。在未来的法律修订中,《反垄断法》应从价值目标、分析方法、豁免规则三个方面作出整全的制度回应:一是明确劳动者利益保护之立场,二是重设相关市场之分析方法,三是调整针对垄断协议的豁免规则。

劳动力市场行业分割在中国的验证

本文基于行业工资差距实证分析的视角,提出劳动力市场行业分割的理论假设,分析行业工资差距中的人力资本效应与垄断效应,计量检验不同变量对行业工资差距的贡献,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存在劳动力市场的行业分割。在此基础之上,指出当前及未来中国主要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形式将是劳动力市场的双重二元分割。

工资集体协商的约束条件分析

20 0 0年底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工资集体协商试行办法》引起了企业极大的关注。工资集体协商是企业与市场日益成熟的表现 ,但在我国卓有成效地实行工资集体协商 ,实际上仍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中进行认真的探讨。本文通过对“协商办法”可行性的理论分析 ,力图论证工资集体协商在中国将要走一段并非一帆风顺的路程。

劳动力市场行政垄断行业分割与劳动收入比重——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通过对我国劳动收入比重变动的原因研究发现:劳动力市场行政垄断行业分割与劳动收入比重之间互为因果。我国劳动力市场行政垄断行业分割会使行政垄断行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例下降,行政垄断行业和竞争行业间收入差距扩大,导致劳动收入比重下降,进而会使资本实际价格下降,增强行政垄断企业的市场力量,加剧劳动力市场行政垄断行业分割程度。因此,减弱劳动力市场行政垄断行业分割是稳定劳动收入比重的关键。

劳动力供给膨胀所导致的市场失灵及其纠正

市场经济体制通过市场使社会资源得到有效配置,生产要素通过市场供求关系得到均衡价格,然而市场不是万能的,市场也会失灵。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和劳动力需求方市场势力较为强大以及求职者太大的就业心理压力,造成了劳动力市场供给的膨胀,导致了劳动力市场在一定范围内的失灵,政府应该挑起纠正这一市场失灵问题重担。

二元经济结构下最低工资的收入分配效应研究——基于劳动力市场的视角

文章基于劳动力市场的视角对我国最低工资的收入分配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二元经济结构、劳动力市场分割共同作用,构造了一个竞争性行业劳动力市场(城市二级劳动力市场),竞争性行业劳动力市场拥有庞大数量的低收入者是我国收入差距保持较高的水平的主要原因。在目前缺乏有效的工资集体谈判机制的情况下,最低工资是增加二级劳动力市场上低收入劳动者的收入,缩小收入差距的有效途径。研究还发现,最低工资的提高有一个合理的区间,超出临界值,最低工资会扩大收入差距。

最低工资与买方垄断劳动市场的持续存在——江浙沪最低工资线的就业效果比较

分析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面对劳动力市场存在的持续性买方垄断行为,通过提升最低工资来持续性促进就业的特征,并以江浙沪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江浙沪的劳动力市场存在持续性买方垄断,但三地最低工资的就业效果不同;上海和浙江最低工资相对于城镇劳动者人均可支配收入偏低,最低工资上升对就业有促进作用,而江苏最低工资相对于城镇劳动者人均可支配收入偏高,最低工资上升对就业有抑制作用;上海和浙江相比,上海最低工资提升所能带动的就业量大于浙江;最低工资上升主要影响小型企业和民营企业。

二元经济结构下最低工资的就业效应研究——基于劳动力市场的视角

现阶段我国整体就业形势不容乐观,分析最低工资对就业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对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条件下最低工资的就业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最低工资对竞争性行业劳动力市场(城市二级劳动力市场)就业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对行政垄断行业劳动力市场(城市一级劳动力市场)就业的正面影响则很小。因此,根据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具体情况,合理设置最低工资标准有利于促进就业。

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何以提升劳动收入份额——基于行政垄断视角的准自然实验研究

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内容,但全国统一大市场对要素收入分配产生何种影响,其是否与共同富裕目标相一致,目前学界尚无定论。文章采用2004—2020年上市企业微观数据,基于《反垄断法》实施形成的准自然实验,对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要素收入分配效应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能有效提升我国企业劳动收入份额;能够通过削弱企业市场势力、促进要素畅通流动的渠道增强劳动者议价能力,进而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其要素收入分配效应在行政垄断程度较高、市场化程度较低的中西部地区以及更具市场经济特性的非国有企业中更为突出。文章为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上升的现象提供了微观解释,为更好地发挥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积极效应提供了经验证据。

谁进入了高收入行业？--关系、户籍与生产率的作用

劳动力市场的进入障碍是造成行业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原因。除了教育、工龄、年龄、性别这些可能表征劳动生产率的特征外,社会关系网络、父亲的教育和政治身份以及城镇户籍也是有利于劳动者进入高收入行业的因素。当将样本分为东部和内地,并用家庭祖辈的政治成份作为工具变量,处理了关系变量的内生性偏误之后,本文发现,关系以及本地户籍这些并不表征生产率的因素反而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东部更有助于劳动者进入高收入行业。本文的政策含义是,如果要控制中国日益扩大的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打破劳动力市场的行业进入障碍将是非常重要的政策手段。

劳动力市场垄断行为的法律规制

由于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双方地位显著失衡,反垄断法应关注劳动力市场中买方垄断力量的强化与行使。劳动力市场的垄断行为依然涵摄于反垄断法下的三种典型垄断行为中,但也呈现出特殊的表现形式,如固定工资协议、不挖角协议、掠夺性招聘、可能对劳动力市场产生反竞争影响的并购等。对这类行为进行反垄断分析时,可以使用调整后的假定垄断者测试法(SSNDW)界定相关市场,应用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和“工资下降压力”(DWP)测试法评估市场势力,并引入“有效竞争标准”认定竞争损害。我国反垄断法在劳动力市场的实施,应聚焦于劳动力市场的买方垄断,以横向垄断协议为规制重点,更新反垄断分析思路和分析方法,同时运用反垄断指南、市场研究和合并事后评估等竞争倡导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