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首都圈空间格局与政治家族活动述论

结合人居环境、墓葬环境、历史积淀、水路交通、土地资源等诸种因素,京西北路是北宋政治家族最理想的迁徙目的地。从政治家族的分布来看,北宋事实上的首都圈主要在开封府和京西北路,其中由开封府-郑州-河南府、开封府-许州、河南府-许州构成的倒三角形地带既是北宋政治家族的活动中心,也是北宋的政治地理中心。北宋首都圈政治家族的活动具有鲜明的空间特性,在流动与更替之中,逐渐衍生出“开封府→河南府→许州→其余州府”的差序和排挤现象,并呈现出“北籍政治家族-洛阳”“南籍政治家族-许州”这样的地域组团倾向。政治家族汇聚于首都圈,主要的目的在于近望京师,更便利、有效地争取政治权力和调动政治资源,东京与西京是当时最著名的政治资源交易市场。

北宋金石学的产生与书画题跋文学的勃兴——兼论北宋文艺思想之“矛盾”

北宋以来,金石学逐渐成为一门显学,北宋士大夫金石书画鉴藏活动,极大地推动了书画题跋的勃兴。他们一方面致力于对金石书画作品“致用”的史学价值与道德价值的挖掘,另一方面十分推崇其非实用的审美价值。北宋士大夫文艺思想中的“矛盾”,客观上促进了北宋以来文艺思想向个性化、多元化方向发展。

略论孙光宪词对北宋词坛的影响

孙光宪的词创作在晚唐五代词坛是很有特色的,其最大的艺术特征便是洋溢于其中的勃勃生机。这一特质使得其词作无论是在遣词造句、布局谋篇还是人物形象的塑造上都极富个人风格,并给北宋词坛以一定的影响。在遣词造句方面,孙光宪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虚词、叠字、象声词及俗词的运用上;在布局谋篇方面,孙词中“跌宕起伏”、“一唱三叹”的艺术特色在很多北宋词作中都能看到;而孙光宪在人物形象塑造上所取得的成就更是给北宋的一些词加以极大的启示。因此,孙光宪在唐宋词发展史上应占据一个较为重要的地位。

周越书法考评

周越是北宋仁宗时期有名的书法家，时任国子监书学一职，教授国子生书法，在当时是有一定名望的。可惜的是，周越在宋以后人编著的书史性文献中地位不显，而且目前的研究还存在很多不足，比如在周越书迹的著录、周越书法的真实影响，以及周越书法的批评和评价等方面，仍有深入探讨和研究的价值。

北宋王回兄弟文坛交游考述

北宋王回兄弟在当时文坛文名盛大且交游广泛。在其交游圈中,苏颂与刘敞、刘攽兄弟等文学名士是其少年时代之同学。欧阳修知颍州时,其座上名士盛多,曾有"聚星"之说,而王氏兄弟即身在此列。仁宗嘉祐间文士鼎盛,王氏兄弟与王安石、曾巩、吕公著、司马光、韩维、刘敞、刘攽、常秩、孙侔、王令等人形成了一个令人瞩目的文学交游团体。王氏兄弟三人均不幸早逝,以至于其文学活动戛然而止。然借助于这些交游者的笔墨,使王氏兄弟的性情特点和文学成就留名于后世。

宋仁宗时期国子监书学杨南仲考述

杨南仲,是北宋仁宗时期继周越之后的另一位国子监书学,在皇祐至嘉祐年间任职。他不仅精通字学,是当时有名的文字学家,而且还善篆书和楷书,但却不显于书史,以至于被遗忘。目前,关于杨南仲的籍贯生卒年、历官仕途和交往、书迹与书法风格,以及对其书法史地位的重新评价等问题的研究尚无人问津。对此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势必会对北宋书法史做出有益的补充。

北宋诗人梅挚的生平创作与交游

北宋中期的诗人梅挚生平虽不煊赫,但为官清廉,正直敢言,堪称循吏。其人喜吟咏,擅文章,虽作品大多散佚,而生平尚可据当时史籍和名家别集的相关记载加以考索。他与欧阳修等一同主持了北宋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嘉祜二年科举考试,与欧阳修、梅尧臣、王珪、韩琦、文彦博等人多有唱和,且与王益、王安石父子为两世之交。他的政绩、品格以及交游连同创作一起所引发的历史影响值得后人珍视。

欧阳修对北宋书坛崛起的贡献

北宋前期的文坛领袖欧阳修对北宋书坛的崛起做出了重要贡献,主要表现为:第一,对北宋初期的书坛彫弊现状发出改革的呼吁,要求文人重视书法,振兴宋代书坛;第二,利用其在文坛的影响力,积极提携书法新人,为振兴北宋书坛培养书法人才;第三,身体力行,临池学书,堪当重视书法创作的典范;第四,积极倡导书法道德主义的批评标准和“法无定法”的创作论,开启北宋“尚意”书风的先河,实为“尚意”书风的引导者和发起人。他的这一历史贡献对后世乃至今天的书法创作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论云间、常州词派对五代、北宋词的接受异同

明末清初的云间词派与清代嘉庆年间兴起的常州词派,都推尊五代、北宋词。理论大旗的一致,使两派具有相通的词学主张:皆倡词有寄托,以达"风骚"之旨;有相似的师法对象,重视"花间"温、韦词。然而,两派差异亦非常明显:在取法风格上,云间词派主宗"婉约"词风,常州词派则推重以周邦彦为代表的"浑成"一路;在词论视野上,云间词派不免偏颇狭隘,常州词派则注意兼采众长。两派对五代、北宋词的接受差异,根本上缘于不同的历史背景、立论情境,以及因处在词学发展的不同阶段,从而导致的不同的认知视野。但它们亦前后相承,端绪相接,共同推助词坛风气向"推尊词体"一路发展,隐约勾勒出明清词坛的嬗变轨迹。

两宋书学研究文献述略

对书法艺术展开大规模研究是在唐代，但取得令后人引颈成就却在两宋。在经历了历史的湮没与战火毁圮之后，两宋致力于书迹的搜集印行，其难度之大更映衬了两宋书帖不可估量之价值。并且，在搜罗印行的同时，两宋学者形成了一大批书学研究著作，或倾力于书艺，或偏重于典籍，或用心于评点，在书学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研究价值。

北宋钱币上的书法艺术研究

北宋之前钱币上的书法多以篆书、隶书为主,这两种书体笔画特征四平八稳、中规中矩,但不能很好地体现书法艺术惊鸿游龙的灵活与遒劲。北宋时期的钱币在数量上、种类上、工艺上都堪称古钱之最,钱币上的书法形式有了极大的变化,采用了篆、隶、楷、行、草多种书体,在艺术高度上也秉承了美学巅峰时代的诸多艺术特征,堪为后人喜爱、珍藏。

北宋时期代表书家在汴京的雅集研究——以苏轼黄庭坚贡举考校时的唱和为例

北宋时期,汴京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书家在此会聚,如徐铉、王著、石延年、欧阳修、蔡襄、苏舜钦、刘敞、苏轼、黄庭坚、米芾、蔡京等都有在汴京的生活经历。苏轼和黄庭坚是北宋时期著名书法家,苏比黄年长八岁,二人亦师亦友。苏黄在汴京为官时,经常以馆阁翰苑为中心,利用宫廷赐宴、贡举考校、馆阁曝书等机缘宴赏吟咏,挥毫泼墨,有些雅集活动被后世喻为"兰亭雅集"的重现1。以苏黄为代表的北宋书家在京师的聚合游从继承了魏晋风雅,又有所超越,形成了崇雅脱俗的审美理想和审美态度,并逐渐呈现出一种富有深厚人文内涵的生活范式,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北宋书画形式的融合及“以书入画”的影响

北宋书画形式的融合,主要是诗文以书法为载体进入画面并成为其有机构成因素。但以书入画在北宋没有造成较大的影响,原因在于刚兴起的文入画不能对抗画院形成绝对优势,同时新的审美标准还未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以及其他一些客观原因。

北宋进士的交游圈对其家族通婚地域的影响

北宋士人在进士及第之后,交游圈逐渐扩大,先有进士同年,后又有意气相投的同僚及文化旨趣相近的文友、诗友等,由此形成多个相互关联又彼此不同的交游圈。交游圈的扩大促进了他们人际交往范围的拓展,使他们及其家族成员在通婚对象上可以有更多的选择,其通婚地域自然也就脱离了本乡本土,发展到全国各地。不过,由于各地区之间存在着社会风俗与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差异,他们在选择婚姻对象时,仍然注重由近及远的原则。

北宋皇陵兖王墓志考略

兖王名俊,系宋神宗赵顼第三子。兖王墓志的出土,为研究北宋皇族宗室的历史和北宋皇陵的丧葬制度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北宋馆阁书画鉴藏研究

北宋历代皇帝都非常重视书画收藏,建三馆秘阁以藏之,并把馆阁收藏的法书汇刻成帖流布天下。北宋以秘阁为主的鉴藏机制堪称完备,几乎各朝都要下诏搜集遗失在民间的图籍文玩,因此各朝的馆阁收藏较前朝都有显著的增加。以秘阁为主的馆阁收藏到宋徽宗朝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北宋馆阁书画墨迹收藏的极大丰富,为皇家修书、刻帖、书画著录提供了物质上的保证。

隋书概说——兼议《出师颂》卷

本文分析了隋代书法在中国书法史上承前启后的特殊状况,指出隋代北方铭刻的主要成就是逐渐摆脱了前朝篆隶书体而形成了楷书书体,南方的纸书在跃出章草畦径的过程中初步酝酿出草书的章法,楷书已成熟定法。“书”之所以能够有“法”并且成为一门高雅的艺术,是因为隋代完成了“普法阶段”,最好的例证就是智永和隋贤的存世之作。

黄庭坚在元符三年的书学实践

元符年间被视为黄庭坚书法走向成熟的关键时期,系于此间的书论被高频引用,作于此时期的书作被视为黄庭坚的代表作,进而成为未具年款作品的系年参考。由于从书学理论的提出到实践层面的检验需要一段时间,结合文献与元符三年中的墨迹书作,可以推定:该年是黄庭坚书法走向成熟的关键年份。在北宋哲宗驾崩、徽宗得立的背景下,黄庭坚得到大赦重获自由,在心手两畅的状态下写出了一系列高质量书作,去除了战挚笔使用过多等弊病,形成了成熟的风格,完成了从书学理论到书学实践的转化。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在"古代中国陈列"中展出的《行书青衣江题名卷》(又名《明瓒诗后题》),是元符三年中黄庭坚书法产生质变的重要依据之一。本文结合相关墨迹、史料,将黄庭坚及其书作还原于时代,使人们对质变产生的经过有深入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