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总量及其波动、政府行为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

采用省际面板数据,研究经济总量及其波动、政府行为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得到如下结论:经济总量对产能利用率具有正效应;经济波动的影响效应取决于波动变量的选取方式,工业增加值波动率越小,产能利用率越高;GDP波动率越大,产能利用率越高。中介变量检验和标准化法检验发现,贷款支持、财政支持、投资比重是经济总量和经济波动作用于产能利用率的中介变量;产能利用率不是经济增长的影像,三个中介变量解释了对产能利用率影响的76.4%。企业亏损退出与产能利用率正相关;其他政府行为变量与产能利用率均负相关;减少政府干预可以减缓产能过剩,但是受制于多重调控目标,调控政策很难一以贯之,这使得产能过剩久治难愈。

后危机时代我国产能过剩研究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产能过剩呈现出新的特点,表现为:从潜在、阶段性过剩转变为实际和长期性过剩,从低端、局部性过剩转变为高端、全局性过剩,产能过剩问题非常严重。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产能过剩的形成既有长期存在的深层次的体制原因,又是周期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叠加的结果。针对当前严重的产能过剩,本文提出若干产业政策改进建议。

经济波动对产能利用率的耦合性分析: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

构建数理模型发现,经济波动会对产能利用率产生影响,两者总体上呈现出顺周期特征。运用1999—2014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总体上来看,经济波动和产能利用率在我国产业发展中具有耦合性或顺周期的作用特征,即经济波动和产能利用率之间存在着协同关系。进一步通过分样本回归发现,对于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金融危机之前等的产业发展而言,经济波动与产能利用率之间存在着耦合关系,而对技术密集型行业以及金融危机之后的产业发展,这两者之间则存在着背离或逆周期关系。这意味着在治理产能过剩的过程中,需要理性客观地看待经济波动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

全球经济波动下拉动消费的路径选择——与乔依德先生商榷

首先针对乔依德先生的"一次性退税拉动消费"观点,从全球经济波动与国内股市房市双波动、李嘉图等价定理和立论依据以及国内外研究结论类推机制等方面进行商榷;然后基于长期以来中国消费与投资结构失衡以及偏重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这一宏观经济背景,论证了2007年消费与投资刺激经济的格局,提出了政府应更加重视消费,尤其在全球经济波动情况下拉动消费还需巧妙使用政策组合等建议。

经济波动理论:哈耶克与凯恩斯的互补

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导致哈耶克和凯恩斯对于经济波动成因的不同解说。很长一段时间,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论占据主流地位,哈耶克的结构失衡论则屈居冷宫。然而这次金融危机并不是在美国有效需求不足的背景下突发的,这就引起人们对凯恩斯有效需求不足论的质疑,哈耶克的结构失衡论似乎又席卷重来。因此,有必要在仔细介绍两种理论的基础上很好思考两者的关系。与传统的见解不同,本文认为他们两人的观点是可以互补的。只有把两者的理论综合起来,才有可能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经济波动的全过程。

政府干预、总需求结构失衡与中国经济波动

本文将金融加速器机制和政府干预因素嵌入到基本的真实经济周期模型中,以此研究政府干预和利率管制通过影响企业投资引发并加剧总需求结构失衡的具体机制,以及总需求结构渠道在传导外生冲击并最终引起经济波动所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政府干预和利率管制均会导致总需求结构失衡。其中,政府干预通过降低企业要素价格敏感性并增强企业的产出规模动机引发投资冲动,导致用于消费的产出份额被挤占;利率管制则压低了存贷利率,导致家庭储蓄收益和消费水平下降并刺激企业扩大投资。总需求结构渠道对外生冲击的放大效应是通过增强投资对产出波动的影响来发挥作用的,数值模拟结果表明:(1)总需求结构失衡越严重,金融加速器对外生冲击的放大效应越显著;(2)推进利率市场化和降低政府干预需要同步进行才能有效扭转总需求结构失衡。由此,改善的需求结构才能有效降低外生冲击对经济的影响,增强宏观经济稳定性。

中国的产能过剩及其衡量方法

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外贸需求持续疲软,经济增长逐步放缓,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逐渐凸显,一些行业陆续面临产能过剩的风险。产能过剩带来资源浪费,促使企业利润收缩,导致社会风险集聚,甚至可能引发恶性竞争和贸易摩擦。本文综述了文献中关于企业产能利用率的主要衡量方法,并重点总结了关于中国产能过剩问题的起因和影响的研究结论。进而,本文指出:(1)文献中通常采用的函数法和包络分析法对生产效率的界定不同、估计出的产能利用率并不可比,且函数法估计值更接近产能利用率的定义;(2)中国各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和经济波动密切相关,但同时也受其他制度和结构性因素的影响。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产能、金融支持与经济波动关系研究

构建了包含家庭、厂商、商业银行和中央银行四部门的DSGE模型,设置了企业生产行为、产能利用水平、商业银行金融支持行为和经济波动等变量,对我国企业产能水平和经济波动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创新之处在于:在研究中,一是考虑了跨期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二是增加了金融支持要素考察产能水平与经济波动的关联。得到以下结论:技术进步将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原始动力;商业银行的金融支持行为能够影响企业产出,提高经济增长水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的产业转型升级在初期将经过沉淀积累过程,产能水平和产出在沉淀积累过程中呈下降趋势;供给结构失衡条件下的技术进步将引发过剩产能和经济失调;在没有新技术和产业调整的初始阶段,盲目增加信贷供给,会引发产能过剩;货币政策调控只能增加短期产出水平。

长江经济带水资源开发安全度评价

对长江经济带水资源开发安全度进行评价,可为长江经济带沿线地区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提供科学依据.以均衡度和失衡度两个层面来反映水资源开发安全度,对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水资源开发利用与供给能力之间强弱程度和协调程度进行评价.研究表明:上海、江苏、浙江、湖北等经济发展水平高、人口密度大的省(市)水资源开发利用度较高,长江上游的云贵川地区水资源供给能力较强;水资源过度开发的省(市)多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仅江西、云南和贵州三省水资源处于开发不足和严重开发不足的状态;长江中上游省(市)在水资源开发利用与供给能力之间实现了中度均衡和高度均衡,开发利用安全度较高,仅上海市和江苏省由于严重过度开发或过度开发导致出现严重不均衡或不均衡的状态.长江经济带水资源开发处在中度均衡状态,水资源开发均衡度由高到低依次为四川、浙江、江西、湖南、贵州、安徽、云南、湖北、重庆、上海和江苏.

产业资本循环视域下供需关系动态平衡研究

实现供需高水平动态平衡,是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结构性供需失衡,在微观层面表现为产能过剩,在宏观层面表现为“低端供给过剩”和“高端供给不足”并存。基于马克思产业资本循环理论分析中国经济供需动态关系,通过构建测度供需结构特征的量化模型,并结合中国投入产出数据进行测算后发现:微观层面,生产能力过剩问题集中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部分部门,且2015年以来产能利用率整体提升,重工业部门治理成效明显;宏观层面,供需结构错配表现在五大方面即建筑行业供给严重过剩,传统加工制造业供给普遍过剩,科研技术与信息软件服务供给相对不足,文体娱乐及公共产品供给较为滞后,原材料开采和供应严重不足。由此,应从完善市场机制、优化供给结构以及增强创新能力入手,推动供需实现高水平动态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