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中下游城市内涝与雨季污染协同治理对策

针对长江中下游城市内涝与雨季污染协同治理的突出问题,对城市水安全、雨季水体返黑返臭风险和河湖水生态退化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论述。发现长江中下游城市河网密度高、降水量大、暴雨多发,同时人口密集、经济发展水平高,内涝、污染、生态退化等水问题突出;城市内涝频发,雨季污染造成某些城市水体局部返黑返臭,严重影响城市水环境品质,成为制约长江中下游城市绿色发展的重要瓶颈问题。提出了建立三级内涝协同防治体系、构建城市“绿-灰-蓝”设施耦合工程体系、协同推进水体品质提升与生态修复等建议。

智力资本对长江经济带智慧城市建设的作用研究

智慧城市建设是未来我国城市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选择,也是现阶段我国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途径。将智慧城市建设的技术中心主义和人本主义相结合,从资本、人、技术、空间建构智慧城市要素指标,阐释智力资本通过人力素质、智力产出、科技投入、开放水平四大方式促进智慧城市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构建生产函数模型,运用长江经济带2002—2022年面板数据分析11个核心城市智力资本对智慧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同智慧城市的未来发展存在共性与特性,长江经济带智力资本的集聚对智慧城市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分解要素对不同区域及不同级别智慧城市的经济增长作用呈异质性,而开放水平是现阶段最为重要的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有利于长江经济带智慧城市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从数字孪生城市建设、产业数字化发展、数字化转型要素集聚等方面入手,实施不同区域、不同等级城市分类指导的智慧城市发展战略;以智慧城市建设的市场需要为导向,聚焦智力产出的市场转化,发挥智力资本的影响推动作用;推进智力资本各要素的有效整合,加强“技术+人本”互嵌,促进数据要素跨域流通。

基于GTWR模型的长江中游城市群碳排放时空异质性分析

在双碳背景下,研究中部地区城市群碳排放时空异质性特征对于促进区域低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该文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研究对象,选取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从碳排放量、人均碳排放和地均碳排放分析碳排放的时空异质特征;运用GTWR模型探究案例区碳排放之影响因素及其时空异质性.结果表明:1)2011—2020年长江中游城市群碳排放总量不断增长,但增速趋缓.排放量由98152.00万t增长至132226.12万t,增长率由8.23%减缓至4.85%;2)长江中游城市群碳排放具有很强的空间异质性,碳排放总量、人均碳排放量和地均碳排放量总体均呈现为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其中环鄱阳湖城市群与前两者差异尤为显著;3)人口总量、经济发展水平、工业结构、能源消耗强度等因素对地区碳排放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作用强度同样呈现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的特征.

长江中游省会城市营商环境评价与比较研究

省会城市是引领长江中游地区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空间动力,也是推动都市圈、城市群发展的重要基础。其中,营商环境作为城市发展的软实力,对于长江中游省会城市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因此,通过构建城市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对2017—2021年长江中游地区的3个省会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长江中游地区中,武汉市和长沙市营商环境指数表现为上涨态势,南昌市的营商环境出现下降特征,且市场环境、公共环境和政务环境在各省会城市之间仍存在差距,长江中游省会城市也面临法治环境和生态环境挑战。针对上述问题,从加强跨城市合作与学习、优化公共环境建设、改进政务环境建设、推动法治环境建设、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等方面提出优化长江中游省会城市的营商环境的建议。

长江中游城市群旅游经济联系的时空演变与协同模式

基于2010年、2015年、2019年和2022年长江中游30个节点城市的截面数据,采用修正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法,分析长江中游城市群旅游经济联系时空演变及协同模式。研究表明:2010—2019年,长江中游城市群旅游经济联系逐步增强,但2022年旅游经济联系明显减弱;网络中心度分析显示,仙桃、岳阳和九江的中心度仅次于武汉、长沙和南昌,在区域内正逐渐发展成为旅游资源传输的关键中转站;凝聚子群分析显示,武汉、长沙和南昌三大城市的凝聚子群呈现出相对较弱的联系,反映出三者现有合作机制的不足。基于此,从合理规划与政策调控、优化区域旅游网络、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利用地理优势四个方面提出建议。

长江中游城市群绿色低碳协同发展面临的困境与对策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一直致力于推进美丽中国建设,长江中游城市群位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地区,拥有丰富的资源和人口优势,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现阶段长江中游城市群绿色低碳发展虽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仍然面临着诸多挑战,包括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不到位,能源资源利用效率不高,建成区及其周边地区水土气污染依然严重,农村面源污染较多,生态环境风险隐患较大等。这些问题不仅威胁着人民的健康和生活质量,也对区域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严峻挑战。为推动长江中游城市群绿色低碳协同发展,实现“双碳”目标和美丽中国建设,本文提出如下对策:建立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机制,加快绿色低碳技术创新,推动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转型,完善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健全全民环境治理参与机制。

湖南省域副中心城市岳阳对接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研究

近年来,湖南省岳阳市积极融入长江经济带发展,对接长江中游城市群国家重点发展战略,不断发挥通江达海优势,奋力打造湖南高质量发展增长极,建设名副其实的省域副中心城市。岳阳具备区位与交通、产业、绿色等发展优势,但亦存在产业结构不优、产业园经济发展不快、开放程度不高等问题。基于此,在多重政策叠加、港口一体化建设、省域区域城市竞争等背景下,岳阳应紧跟国家政策、依托发展规划;强化基础产业,做强优势产业;发挥区域优势,激发开放源泉;明确绿色底线,筑牢生态屏障。

长江中游城市群社团结构演化及其邻近机制——基于生产性服务企业网络分析

刻画长江中游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化特征,通过QAP分析定量揭示其影响机制。结果显示:长江中游城市群存在3个分别以武汉、长沙和南昌为核心、以省界为界限的城市社团,社团结构存在显著的异质性特征。城市群层面上,地理邻近、文化邻近和行政邻近均对城市群社团结构产生显著影响,行政邻近中的省级行政邻近影响最大;交流技术进步、金融资源集聚与扩散对社团内外联系也产生显著影响。分析社团层面,发现此时地理邻近在各社团内部结网互动中起决定性作用,且不同影响因素在3个社团中的影响效应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制度创新:依托武汉建设长江中游城市群

经过上千年的发育和发展,我国长江中游流域已形成了规模庞大的、以武汉为中心、经济联系紧密的城市群落的雏形。通过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内部的分析以及与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等发达区域的比较,阐明了其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和城市群内部各城市间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的深层次制度性障碍,提供了诸如转变政府职能,建立跨行政地界的区域协调机构,城市土地制度改革和促进区域内小城镇发展等一系列以区域整体协调和持续发展为目标的制度创新的基本思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圈层梯度推进、建设以武汉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发展战略。为实现我国东部地区产业向西部转移,推进西部大开发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支点,从而促进全国经济全面持续快速发展。

长江中游大城市不透水面增长模式及其驱动因素

以1995、2003、2010、2015年4期遥感影像数据为基础,对武汉、长沙、南昌为例的长江中游城市20年不透水面增长及驱动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三城市不透水面增长显著,接近预警水平,格局呈突围扩张的基本态势;现阶段武汉不透水面主要为城郊面源"零星"增长模式贡献较大;长沙、南昌则主要来源于新城"线式"延伸及其内部"面式"填充模式;道路投资、区划政策、城市规划控制、固定资产投资、房产投资、人口增长、透水技术等是影响三城市不透水增长的主要因素,但各因素影响敏感度在三城市中又有差异;三城市可从强化城乡规划的管理措施、控制过热的房地投资经济政策措施、平衡区域人口格局的社会政策措施以及推广透水材料和技术的科技措施等方面来缓解不透水率的增长。

基于生产性服务业的长江中游城市群空间关联网络演变研究

基于生产性服务企业内部组织的关系型数据,从联系、节点、类型3个方面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空间关联网络演变特征进行解析,在此基础上揭示影响城市群网络演变的主要驱动因素。结果表明:长江中游城市群处于以快速拓展网络联系覆盖范围为主的初级阶段,并逐渐呈现出轮轴状空间形态特征;空间关联网络结构层级化集聚态势明显,且网络节点数量和强度中心度分别呈现出清晰的“金字塔型”和“倒梯型”的结构特征;综合考虑各研究单元在网络中的相对联系规模和主导联系流向,可将研究单元分为网络流出活跃区、均衡活跃区、网络流入活跃区以及非活跃区4种类型,且空间分异格局日益清晰;市场力量、政府力量和技术力量等因素共同驱动着长江中游城市群空间关联网络的时空演变。

长江中游水环境的变迁与城市的演变

分4个时期初步探讨了长江中游的水环境在历史时期的变迁,并以荆州、武汉、宜昌等几个有代表性的城市为例,分析了长江中游地区水环境的变迁对城市空间位置、空间形态、功能、兴衰和分布等方面的影响.

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竞争力研究

随着我国的发展重点由沿海地区逐渐向中西部地区梯度推进,长江中游城市群在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中的地位日益凸显。本文通过建立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以2013年各个城市的数据为基础,从定量的角度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城市竞争力进行实证分析,并对城市未来的发展提出了一些优化政策建议。

长江中游城市群铁路客运联系及其空间格局演变

基于铁路客运交通流数据,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从外部连通、内部连通两方面分析长江中游城市群铁路客运联系及其空间格局的演变。结果表明：（1）2009年~2015年间,长江中游城市群内武汉、长沙、南昌3大中心城市在对外联系和对内联系方面均呈现＂武汉最强,长沙次之,南昌最弱＂,＂马太效应＂日益显著;（2）武汉、长沙、南昌三市的对外联系主导方向各异,存在明显的空间错位现象;（3）2009年~2015年间长江中游城市群内31个城市的铁路交通地位发生较大变化,武汉、长沙、南昌三市的铁路枢纽地位得到巩固与提升,与其作为三大战略支点的地位逐渐匹配;（4）长江中游城市群铁路客运网络中心化程度较低,集中趋势不明显,表现为较低水平的多中心格局;（5）2009年~2015年间,长江中游城市群铁路客运联系网络空间格局由五边形转变为＂品＂形,省际毗邻城市之间的联系有待进一步增强;南昌市和环鄱阳湖城市群的铁路网络建设也有待完善,以增强其在＂中三角＂中的支撑地位。

长江中游城市群城镇化发展评价与空间整合

随着长江中游地区的城镇化快速演进,城镇化协调与否的问题凸显。从人口、经济、社会和空间4个方面,通过熵值法、TOPSIS法综合构建测度城镇化发展协调度的指标体系,根据自然间断点分级法将协调度分为5个等级:高度协调、中度协调、基本协调、轻度失调和中度失调,据此对2014年长江中游城市群31个城市的城镇化发展协调度进行评价,发现长江中游城市群各城市人口、经济、社会及空间城镇化发展存在差异,武汉、长沙、南昌三个省会城市的评价值较高,其他城市发展水平有待提高;4项评价值相互之间差距越小,协调度指数越高。长江中游城市群城镇化协调发展和空间整合需要发挥武汉、长沙、南昌中心城市的比较优势,促进生产要素和产业互补并打破地区间的行政壁垒。

长江中游城市集群“中华老字号”保护分析

湘鄂赣共铸长江中游城市集群,构建"中三角",打造新的经济增长极。本文研究了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品牌类文化遗产"中华老字号"的认定及保护,并建议:(1)收集整理老字号资料,保护及传承中华老字号;(2)对传统特产实现中华老字号与地理标志权的双重保护;(3)传承中华老字号相关特产的传统加工工艺,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4)加强中华老字号的文化产业开发,繁荣文化产业;(5)加强农产品加工企业的中华老字号保护,加快农业品牌化建设;(6)大力开展贫困地区中华老字号的认定,发挥其农村扶贫开发作用。

长江中游城市群城镇化发展要素耦合协调性研究

为科学评价长江中游城市群城镇化发展质量,建立城镇化质量评价体系,运用熵值法确定各指标权重,在评价并计算城镇化质量基础上,构建城镇化要素人口—土地—经济耦合协调性模型,最后分析讨论了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要素间耦合协调性的时空特征。研究表明:长江中游鄂湘赣三省的省会中心城市城镇化水平差距减小,区域整体协调性稳步提升;2010年后土地城镇化要素与人口、经济城镇化要素发展脱节,整个系统耦合性下降;长江中游城市群城镇化综合水平上升,发展协调性近几年略有下降,结构性问题初现端倪。

长江中游城市群旅游协同演化及影响因素研究

以长江中游城市群31个城市为研究对象,将协同的思想引入旅游发展的研究,运用城市引力模型,隶属度和空间自相关等方法,从旅游经济、旅游等级和旅游空间三个方面来研究长江中游城市群旅游协同发展演变情况。结果表明,长江中游城市群旅游产业整体趋向协同,但协同发展情况不容乐观,各次级城市群内部差异较大。武汉城市圈旅游产业呈现单核式发展格局,旅游等级差异变大;环长株潭城市群三个方面的协同程度都有提高,但处于发展的瓶颈期,亟待突破;环鄱阳湖城市群旅游等级和空间则始终保持低水平的稳定协同发展状态。根据研究结果进而分析影响其协同发展的因素及作用机制,建议着力构建中三角城市旅游圈,打造中部地区旅游经济高地。

关于我国首都迁址的再探讨

北京作为中国首都已经出现了许多不相适应的弊端,困扰着首都功能的正常发挥,而且这些问题呈进一步恶化的趋势。无论改都论、双都论还是展都论,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北京日趋集中的问题。从北京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人手,指出了迁都的必要性;然后从迁都的历史可行性、经验可行性、经济可行性和操作可行性4个方面论证了迁都的可行性;运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构建理想首都区位模型,对迁都方位进行了选择。认为长江中游地区是建立新都的最理想方位,并从首都安全、定都成本和区位影响角度,分析了长江中游地区建设中国新都的不可替代的优势,最后还探讨了模型的计算尺度问题和迁都应注意的问题。

长江中游与黄河中游史前城址的比较

本文从城址及其所处聚落群变迁的角度对黄河中游和长江中游地区的史前城址进行比较研究,认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长江中游率先出现城;铜石并用时代早期,长江中游出现城址群,而黄河中游始有单个城的出现;铜石并用时代晚期,长江中游出现中心城址与非中心城址的差别而黄河中游城址群始涌现,到了青铜时代早期,长江中游的城址衰落,而黄河中游都城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