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农场中的农业雇工：剥夺与异化--对四川葛村资本农场的实地研究

随着我国现代农业和规模农业的推进,资本农场作为新兴的农业经营主体逐渐活跃。文章以四川省葛村资本农场中的实地研究为例,通过对农场劳动组织与管理过程的分析,强调指出资本农场对农业雇工的劳动与社会再生产的控制与剥夺。面对资本农场强制性的劳动分工、生产环节的拆分、生产知识的宰制等劳动组织方式,农业雇工被异化为企业生产律条下的附属品,逐渐丧失其生产生活中的自主性;同时,农民社会中的劳动伦理与道义掩盖了劳动过程中资本对劳动力的剥夺,使其所遭遇的异化和剥夺进一步强化。通过对资本农场中农业雇工生产过程的剖析,文章对现代农业和以资本化、规模化为主导的农业经营模式进行了反思。

农业企业化:中国农业21世纪面临的新任务

中国农村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其特征是伴随短缺时代的结束，农业增长方式从数量增长型向质量增长型转变．从增长阶段走上发展阶段。与此同时，农业生产关系又面临一次重大变革：农业企业化和公司制将成为中国农村２１世纪面临的新任务，并与这一制度的要求相适应，逐步建立起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体制。

农业资本主义演进的“美国式道路”及其新发展

理论界一般认为,列宁关于农业资本主义演进的"美国式道路",是按照"土地国有化→小自耕农经济的普遍出现→资本主义雇佣制大农场占据主导地位"这样一种逻辑发展起来的。其实不然,"美国式道路"的真正含义是国会与大地产商、金融集团联合控制西部待垦土地资源并以地租形式分配资本平均利润的过程,是国家与金融资本联盟和用资本替代土地和劳动的过程。

农业资本主义演进的“普鲁士式道路”及其新发展

农业资本主义演进的"普鲁士式道路"是在最大限度地保存农奴制残余的基础上,把封建领主制经济缓慢地转化为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容克地主经济。这种改良的道路不仅使德国农民长期遭受资本主义和半封建制度的双重剥削,而且把德意志民族多次带入军国主义的泥潭而不能自拔。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民主德国进行了土地制度改革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彻底铲除了容克地主阶级的生存土壤,"普鲁士式道路"最终取得独立地位的还是革命而不是改良。20世纪90年代初期,德国实现统一后不仅完成了社会主义农业与资本主义农业的互相融合,而且完成了小农制与现代大农业的有效衔接,促使农业向着资本化、企业化、规模化、集约化、社会化、信息化和生态化的方向发展。

英国法律与资本主义租地农场的兴起

对中世纪晚期至近代早期英国资本主义租地农场兴起与法律变革的具体历史过程进行系统考察,围绕英国资本主义租地农场兴起的三个基本条件(即土地产权、农业信贷和自由劳动力)的法律保障展开讨论,从一个新的视角探讨了西方现代农业生产组织形成的原因。

中国农业资本化的动力:公司,国家,还是农户?

过去15年间,中国农业经历了悄然但巨大的变化。“旧农业”(粮食、棉花、油料作物)大量使用机械及农药以节约劳动。与此同时,资本与劳动双密集的“新农业”(主要是高产值的蔬菜、水果、肉、禽、鱼)有着极大的发展。这些变化是伴随农业就业人员数的持续下降而来的。结果是中国农业显著地“资本化”了(亦即,单位劳动力资本投入的增加)。对于这些普遍被忽视的事实,本文将给出详细的量化证据。与通常的假设不同,中国农业资本化主要是由农户投资推动的,其总量比国家和农业企业公司的投资还要大。这一事实的重要意义在于,未来中国农业的发展,需更注重和依赖农户的能动作用。国家需对农民家庭的经营行为给予更大的服务和扶持,不应像过去10年间那样,一味将政策支持倾斜于“龙头企业”。

近代早期英国村庄荒废原因探析

英国的村庄荒废现象由来已久,早在中世纪晚期就已开始出现,到了近代早期尤为引人注目。近代早期的村庄荒废现象有其鲜明的特点:村庄虽然荒废了,但农业产量以及农业劳动生产率却有了显著提高。究其根本,近代早期的村庄荒废现象是土地产权变革的结果,引发了新型生产组织形式——资本主义农场形成,使原来的村庄聚落形态发生了改变,促进了英国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农业生产关系的新变化及其启示

历史上,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道路是以农民被剥夺,农民与土地、土地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为前提的。然而,战后五十年代开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农业生产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一是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从分离趋向统一;二是家庭农场成为农业生产组织的主要形式。借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农业发展的经验,对我国农业生产关系作进一步的改革,赋予农民土地财产权,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农户家庭经营,是发展农村生产力和新农村建设、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及制度基础。

粮价下跌与“谁来种地”--基于洞庭湖平原Y镇的经验分析

粮价下跌对农业种植主体的行为选择产生重要影响,促进农业转型。研究发现,劳动力非农转移背景下农村社会普遍形成“老人农业+中农农业”结构,老人和“中农”是主要的农业种植主体。粮价下跌使得以家庭劳动力为主要投入的老人和“中农”无法实现劳动力变现的预期,老人退守至“口粮田”甚至退出种植,“中农”退出农业生产,“谁来种地”成为一个问题。而基于家庭劳动力和资本双投入的资本主义式家庭农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规模,具有不断扩大再生产的动力,因而这类农场顺势接手老人和“中农”退出的土地。进而,粮价下跌促使农业生产由“老人农业+中农农业”向资本主义式家庭农场转型。

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1980—2010)——一个历史和比较的视野

中国终于在1980年—2010年间经历了其现代化(即带有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提高)的农业革命。该农业革命的动力和历史上其他的农业革命十分不同。它是"隐性的",因为它不是来自某种新的投入而提高了某些产物的亩均产出,而主要是由于从低值的谷物生产转向越来越多的高值肉禽鱼、蛋奶和(高档)蔬菜与水果的生产。这个变化是由中国人民的历史性食物消费转化所推动的,是伴随主要来自非农经济发展所导致的收入水平上升而来的。把其与不同类型的农业革命相比,为我们说明的是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农业变迁不简单取决于市场和/或技术,或产权制度等人们如今较多关注的因素,而是由这些因素和人地关系资源禀赋、城乡关系、国家行为,以及历史巧合之间的互动所促成的。中国的经验其实与印度的至为相似,而不同于西方国家或所谓的"东亚模式"的国家。即便如此,中国经验也和印度有重要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