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者视角下的“双碳”目标对策:行为改变与政策引领

消费者作为经济社会的参与者,从消费者视角出发,研究“双碳”目标对策对于促使消费者改变行为、减少碳排放非常重要。能源消耗、交通方式、食品选购、物品使用和消费等消费者行为影响着碳排放,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消费者行为良性改变有助于“双碳”目标达成,但其受到社会和心理因素的影响,这些阻碍了目标实现,政府、消费者教育和宣传、市场激励和经济手段起着制约作用。要综合利用政策、教育和经济手段,加强科技创新和技术研发,加强国际合作和多方参与,进行持续评估和策略调整以促进“双碳”目标的达成,有效减少碳排放。

领导力类型视角下的欧盟“碳外交”研究:工具、实践与前景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盟逐渐形成以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碳关税和对外援助为主要工具的“碳外交”,通过率先采取脱碳行动,推广独有的碳治理理念,组建横跨欧洲、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的“雄心联盟”等多种方式,旨在在全球范围内彰显其集结构型、认知型、方向型和工具型特征于一身的碳领导力,并且成绩斐然。然而,俄乌危机的爆发和延续直接重创了欧盟的“碳外交”。在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碳市场和碳边境调节机制备受冲击的情境下,欧盟虽加速转向氢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以应对其碳领导力危机。但对外依赖和大国竞争等挑战,则意味着未来由可再生能源兜底的欧盟“碳外交”之路道阻且长。

电力设计企业以战略为导向的改革创新实践

“十四五”以来,湖北院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紧抓“双碳”发展机遇,主动改革创新,取得突出成效。本文简要论述湖北院改革创新背景、做法及成效,为电力设计企业在“双碳”背景下改革创新发展提供参考。

沿大别山高速汤泉池服务区分布式光伏发电的应用

在循环低碳的大背景下高速公路服务区的场地资源循环利用是绿色集约的一种有效形式,充分利用服务区空间功能做好分布式太阳能光伏,较好的建立节能减排的并网发电系统。本文通过践行能源是人类社会赖以发展的持续动力,分布式光伏发电产业作为可再生能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汤泉池服务区分布式光伏发电产业的创新应用,积极跟踪新技术发展,用清洁能源替代传统能源,降低碳排放量,提高节约量,在高速公路全生命周期内持续降低交通运输装备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强度,营造良好的生态运行环境。

低碳城市治理中的领导力模型分析

全球气候变化使我国城市发展面临巨大挑战。在科学发展观和建设生态文明理念的指引下,低碳城市发展路径成为理想选择。在地方政府层面,低碳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激励地方官员,将国际环境治理的变化引发的中央政府的目标改变细化到地方发展的政策目标中,并出台与地方发展状况相符合的发展战略与政策。通过对保定低碳城市建设过程的案例分析,从领导力模型的变迁角度,发掘地方治理过程中由于国际治理环境、中央决策以及地方发展三方面情境变化下,领导者和追随者之间的动态互动变迁对于平衡地方发展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双重目标下的地方政策变迁的影响。基于案例研究结果,认为低碳城市发展的初期,领导力的构成和对外界环境的吸收消化能力成为发展的重要基石。一方面,我国低碳城市建设必须考虑国际和国内、中央和地方双重情境的动态变化:由于全球环境治理的变化、国际公约的确立以及国际组织的资源支持,形成了对中央环境政策的强有力的推进与补充,成为地方领导平衡环境与经济发展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动力。另一方面,低碳城市作为一种新的发展模式,需要政府、企业、专家这三个层面领导者的共同作用来推动,而这三者之间动态互动所产生的合力对低碳城市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引领低碳经济的绿色领导模式:意义、内涵与路径

低碳经济的本质是变革人类文明中无限扩张的欲望导向,低碳经济的出路是用正确的领导模式理性地引导公众。适应并能引领低碳经济的绿色领导模式,是在领导理念(包括方法论、外界规定性认识、组织状态判断、价值观、目标思想、举措思想)、领导体制(包括全球政治体制、区域政治体制)、领导机制(包括决策机制、监督机制、评价机制、纠错机制)、领导方法(包括战略性方法、战术性方法)、领导素质(包括思想素质、能力素质)、领导利益(包括利益机制)各方面进行全面而深刻的生态化变革,形成德治领导模式。构建绿色领导模式的路径,发达国家是变革现行民主制度,发展中国家是先民主化、后绿色化,中国可分三步走。

低碳经济语境下的领导模式构建

低碳经济要求领导模式全面更新。在低碳经济语境下,整体、系统、理性、引导、人格是绿色领导模式的关键词。中国特色的绿色领导模式构建需要考虑低碳与民生、发展的协调。

后巴黎时代的全球气候治理:新挑战、新思路与中国方案

自2016年11月4日《巴黎协定》正式生效后,全球气候治理迎来3.0时代,各方从自身立场出发在多方面展开激烈博弈,本文尝试以集体行动的逻辑为出发点,从技术、资金、领导力及气候政策四个方面展开,分析后巴黎时代全球气候治理集体行动困境所呈现的具体挑战,主要包括:气候有益技术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导致技术缺口加剧;全球气候治理资金机制缺位导致资金缺口严重;气候治理领导力量弱化导致领导力赤字凸显;碳边境调节机制加剧新型绿色贸易壁垒。针对上述挑战,本文提出应在国际层面上进一步增强提供气候有益技术公共产品的能力;不断完善全球气候治理资金机制;在联合国框架下充分发挥大国合作的领导力量;根据不同国情制定碳边境调节机制方案;在此基础上,分析中国在后巴黎时代气候治理中的角色定位,提出气候治理的中国行动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