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奸”生喜:曹操“奸雄”考

前人对曹操关于“奸雄”的论述,多集中在曹操到底是“奸雄”还是“英雄”上,忽视了曹操对于“奸雄”的态度,亦忽视了不同评价者与曹操不同的关系以及具体的历史情境。实际上曹操将“英雄”“奸雄”视为一类人物,但是囿于“奸雄”“英雄”词汇本身蕴含的强大政治力量而自语时自视为“奸雄”,语人时则自居为“英雄”。不同的人对相同的语言有不同的认知,“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本是许劭对曹操的暗讽之语,在曹操的理解下,却符合曹操的自我期许,帮曹操解决了“身份尴尬”“角色冲突”等问题。由此,曹操因“奸”生喜。

“为装而说”:野心家取向、印象管理动机与员工建言

野心家取向的员工,为了获得非绩效手段的晋升或好评,可能会产生逢迎和自我推销等印象管理动机,进而导致"为装而说"的印象管理式建言。现有文献主要集中在员工建言的正面动机,对这种印象管理动机支配的建言现象及其发生过程关注不够。本研究构建了"野心家思维取向―印象管理动机―建言行为"的理论模型,问卷调研和数据分析后发现:(1)野心家取向会引发自我监控和组织政治知觉等思维意识;(2)野心家思维意识知觉会促使员工产生逢迎与自我推销等印象管理动机;(3)印象管理动机会导致员工建言;(4)证实了野心家取向通过提升野心家思维意识后,会引发印象管理动机,并最终导致员工建言的复杂链式中介效应。本研究解释了野心家思维取向的自利意识,如何促成印象管理动机并最终导致建言的详细发生过程,有助于认识员工建言背后隐藏的自利意识和负面动机,也便于管理者据此判断员工建言的质量。

曹操是“英雄”还是“奸雄”?——东晋史学家孙盛论曹证实

曹操是汉末魏晋时期最有影响、争议也最大的人物。古今关于曹操的评论很多,其中最知名的就是曹操生前就已出现的是"英雄"还是"奸雄"这个评价。一般认为曹操"奸雄"说,是东晋孙盛篡改了许劭赞许曹操是"英雄"的评论,其实并非如此。从文献学角度看,裴松之采信孙盛的说法,证明孙盛的记载更近真实。从孙盛的史学写作实践看,他崇尚秉笔直书的传统,不会轻易改变这关键的评论之语。再从孙盛对曹氏家族与司马氏政权的认识看,他不偏不倚,坚持求是存真的史学立场,自然不会刻意篡改史料以丑化曹操。他所记载曹操"奸雄"的评语,符合汉末魏晋时期关于曹操具有鲜明两面性的历史共识。

“犀牛”的诱惑——拉斯蒂涅与克莱德人物形象之比较

拉斯蒂涅与克莱德都是欧美文学史上不择手段向上爬的青年野心家形象。论文从探索资本主义社会不同阶段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生存法则对人的处世哲学的影响入手,对拉斯蒂涅与克莱德这两个身处不同时代、不同国度但都一心想出人头地,跻身上流社会的青年野心家形象进行比较分析,认为拉斯蒂涅与克莱德为满足一己私欲选择极端的自我实现方式是资本主义社会“犀牛”诱惑的结果。

民国文献对斯丹达尔及其《红与黑》的译评

在近现代翻译史和中外文学关系研究领域,学界一般认为斯丹达尔被介绍入中国大约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但根据近年来对民国文献的辑录整理发现,斯丹达尔在中国的最早译介应该是在“五四运动”之前,始于根据周作人1918年在北大授课讲义整理出版的《欧洲近代文学史》。之后的民国时期报刊和文学史著述,因为对外国作家作品的认识还欠全面,所以内容比较粗浅。这一时期的文学史著述将《红与黑》及其主人公于连形象置于启蒙、现实话语的整体框架中进行解读,其中于连“野心家”形象的表述最为普遍。这一表述亦成为汉语“外国文学史”对于连形象的经典解读。

野心家取向:概念、测量、成因与影响

野心家取向指员工以非绩效取向的方式追求职业生涯发展的倾向。具有野心家取向的个体其生涯目标与组织目标不一致,坚信仅仅依靠绩效很难得到提升,需要运用组织政治行为、印象管理以及欺骗操纵策略获得晋升与高的绩效评定等级。对雇主的信任、感知到的组织公正、对生涯发展机会的感知、个体的交换意识、大五人格特质、马基雅维利主义以及原发性的精神病态等均会影响员工采取野心家取向的生涯发展态度。该取向雇员的工作满意度、生活满意度、内在工作动机、工作卷入度及组织承诺都比较低,而离职意向却很高,这会给组织带来消极后果。未来需从野心家取向的研究方法、变量与生态效度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

《三国演义》的明性主题与客观原生态隐性主题——曹操的性格论略

主题性人物是促使情节发生，推动情节发展，导致故事结局的人物，故而《三国演义》主题性人物比较多。这些主题性人物在《三国演义》中“依史演义”，上演了一场封建王朝末世政治权场原生态性质的奸雄政治，曹操就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曹操形象的演变

魏晋南北朝时期,曹操的形象从"英雄"到"枭雄""奸雄",再到"奸贼",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东晋是曹操形象的一大转关。南北朝时期的笔记小说也继承史书所载,使曹操的形象所表现的方面更为丰富。曹操形象的复杂性与变动性,是在不同时代的政治、文化背景下呈现出来的,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是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集中反映。这种立体化的历史形象与文学形象,为南宋以后曹操形象的确立奠定了基础,也造就了一种独特的历史文化现象。

秦可卿:“温柔平和”的野心家

秦可卿并非封建宗法祭坛的牺牲品 ,亦非风流淫荡的自焚者 ,她是一个“心性要强”,力图通过谄媚讨好甚至不惜以付出肉体为代价 ,费尽心机地想爬上封建统治阶级的最高层 ,最终却被摔得粉身碎骨的“野心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