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认罚从宽协商程序的独立构建理路

独立的认罪认罚从宽协商程序不仅是全面实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内在要求,也是提升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关键举措,故创建独立的认罪认罚从宽协商程序势在必行。通过独立的认罪认罚从宽协商程序,可以实现人权保障价值、程序正义价值、程序简化价值以及程序公开价值的统一,使其具有充分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从本体上看,独立的认罪认罚从宽协商程序包括启动时间与方式、协商内容与方式、结果确认等运行要素,以此夯实独立性的基础。为了更好地构建认罪认罚从宽协商程序,还需强化配套机制建设,包括构建相对独立的自愿性审查程序、确保认罪认罚证据开示及同步录音录像,保障控辩双方的撤回权、协商结果的上诉与抗诉、强化认罪认罚案件庭审程序的实质化等。

重罪案件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的三大实体法争议问题

我国检察机关主导的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的改革实践是值得肯定的,能否对企业涉及的重罪案件作不起诉决定,不仅要关注企业治理结构的改进,而且要考虑刑罚目的的实现。现行刑法并没有把企业刑事合规计划作为免责事由,而且对重罪案件实施刑事合规不起诉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和平等原则,有放纵犯罪之嫌,并不可取。否定在重罪案件中实施刑事合规不起诉,并不意味着否定企业因在事前实施了完备的、科学的刑事合规计划而排除其具有单位犯罪意志。若企业已经实施了完备的、科学的刑事合规计划,而单位之下的自然人借助单位名义实施犯罪,则不构成单位犯罪,只需追究单位之下自然人的刑事责任。在事后刑事合规计划的情况下,即使对单位及单位之下的自然人从宽处罚,也不宜由此赋予企业刑事合规义务。对于企业反悔的情况,检察机关可以以量刑过轻为由提起抗诉,做好企业刑事合规的“后半篇文章”。

刑拘直诉机制的批判性思考

认罪认罚从宽背景下,刑拘直诉机制作为推动速裁程序提质增效的制度设计之一,是我国在实践中探索出的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处理机制。该机制在促进刑事案件繁简分流、落实认罪认罚从宽理念、提高刑事诉讼的效率等方面具有显著价值。但自其实践之日起,其在合法性与合理性方面便存在如法律依据不充分、监督机制不完善、人权保障不足等诸多争议。立足当前司法体制,应深入贯彻“以非羁押措施为主,羁押措施为辅”的基本原则,在明晰刑拘直诉机制效用与流弊的基础上,对刑拘直诉机制予以废除,并借助大数据、云地图等手段,推动我国非羁押诉讼模式的塑造完善。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程序属性解读——从两个试点办法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的文本分析

为保证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有效运行,有必要正确认识其程序属性。第一,程序嵌入性。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以嵌入的方式与既有的刑事诉讼程序衔接,形成了多元程序建构。第二,程序合意性。以政策引导、制度形塑替代利益驱使下的自然博弈,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合意机制的基本属性。第三,程序正当性。作为制度正当性基础的被追诉人认罪认罚从宽"自愿性"标准,具有认识要素和意志要素双重规范结构。认罚从宽以功利主义的逻辑去让渡刑罚权,对此更应该警惕无原则宽恕对实体正义产生的破坏性,应考虑以细致的实体规则及裁量标准,明确"从宽"的边界,促进刑罚适用的均衡。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职务犯罪案件中的适用困境及其化解

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推进和《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监察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间的衔接适用已成为职务犯罪案件办理的"新常态"。法律文本的不同表述,导致监察程序和刑事诉讼程序中认罪认罚从宽的制度规范存在较大差异,进而致使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职务犯罪案件的监察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间呈现出"交叉适用"和"适用冲突"的困境。职务犯罪案件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未来发展应当坚持"司法主导、保障权利"的原则,分步骤地在统一认定与适用标准、保障被调查人合法权利、规范认罪认罚文本的记载及使用,以及建立被调查人认罪认罚的审查机制等方面,进行规范和机制完善。

论认罪认罚量刑建议与量刑裁决的良性互动

要充分发挥量刑建议在认罪认罚案件中的“基石”作用,必须实现量刑建议与量刑裁决的良性互动。这种良性互动,既关乎被追诉人认罪认罚后“从宽”利益的兑现,也关乎认罪认罚案件能否实现快速处理,甚至关乎检法关系的未来走向。量刑建议与量刑裁决的良性互动,虽有理论根基、规范依据和检法关系的协同趋向作为逻辑起点,但也受制于量刑建议的方式选择、司法审查的宽严把握以及二审抗诉的理由认知等诸多因素。为此,既需要检察机关努力提升量刑建议的质量,也需要法院在变更量刑建议时受到更为规范的程序约束,还需要检法理性看待被告人认罪认罚后的上诉行为。

认罪认罚案件被告人上诉的制度建构

刑事诉讼法没有限制认罪认罚案件被告人上诉。实践中被告人通过认罪认罚获得从宽处罚后,又提起上诉谋求二次利益,或通过“技术性上诉”滥用上诉权,出现“上诉引发抗诉”等现象,导致学界和实务界对该类案件的被告人是否享有上诉权产生争议。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以提高诉讼效率、实现程序分流作为价值目标,建构该类案件被告人上诉制度需要构建与其相适应的二审程序,并且完善值班律师制度、构建控辩协商程序和规范量刑建议制度等,以推进该制度有效实施。

一般不应抗诉:认罪认罚后“毁约”上诉的检察谦抑

认罪认罚被告人在一审宣判后以量刑过重为由上诉,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实践中时有发生,检察院能否以被告人不再认罚为由同步抗诉争议较大,实践中各地情况也大相径庭。因上诉而抗诉既有司法"霸凌"之嫌,也有"违法"之嫌,存在一定的操作盲区。应当重新认识上诉制度的重要价值,辩证看待认罪认罚又上诉现象,充分把握抗诉制度着力点,确立检察机关对认罪认罚被告人上诉"一般不应抗诉"的谦抑行权原则,以走出"抗上诉"的审判监督误区。

人工智能辅助精准预测量刑的中国境遇——以认罪认罚案件为适用场域

在认罪认罚案件中,控辩量刑从宽协商机制的司法供给不足、量刑建议协商的效率诉求攀升、量刑建议的正当性与精准化要求等问题交互叠加,亟待从理论本源上疏解供需矛盾,人工智能辅助预测量刑也应运而生。认罪认罚案件具备智能办案的规模化、类型化优势条件,与“预测”量刑的本质特征、量刑规范化理论、司法大数据蕴含的量刑规律与经验等,共同生成人工智能辅助精准预测量刑的知识体系。理论预测与数据预测作为体系双核相互验证,与必要的人工介入,齐力实现更精准预测量刑,提高量刑协商效率与量刑建议质量。人工智能辅助精准预测量刑系统宜定位为司法辅助角色,发挥量刑规范化层面的参考作用。

辩诉交易强迫认罪问题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警示

美国辩诉交易要求被告作有罪答辩必须是出于自由意志的行为,但是,由于检察官在刑事司法中拥有绝对权力,律师作用有限,被告在决定是否接受控方提供的交易条件时几乎没有自由选择的余地。这种机制性强迫压力的存在为无辜被告认罪的现实和心理学实验研究所证实,并已经引起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关注。我国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同样强调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但是由于"自愿性"标准不明确,且其也存在控审权力配置不当、律师作用更为有限等问题,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同样存在强迫认罪甚至使无辜被告认罪的风险。为有效防控此种风险,需明确"自愿性"标准,整体性、系统性推进刑事司法改革,并注重制度推行中的科学性。

监察程序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条件论——以《监察法》第三十一条为中心

《监察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了监察程序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条件,兼顾实体标准和程序要素,具有强化监察权运作和保障被调查人权利等价值意蕴。但是,监察程序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条件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条件不尽相同。监察程序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条件在实践中已经暴露出启动标准严苛、适用范围有限、权利保障不足等问题。为实现监察调查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之间的有效衔接,需要对监察程序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条件进行修改完善,主要包括:一是通过协商性办案机制增强被调查人的“自愿性”;二是扩展涉嫌职务犯罪的被调查人认罪认罚从宽的适用范围;三是增设认罪认罚承诺书以强化对被调查人的权利保障。

认罪认罚案件审判程序分流效果实证研究--以C市基层法院3076件认罪认罚案件为分析样本

自我国确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以来,认罪认罚案件审判程序的繁简分流效果逐步显现。但以问题为导向,通过实证研究方法观察司法实践后发现,依然存在速裁程序未得到充分适用、简易程序功能定位模糊、程序选择及转换不规范、普通程序功能发挥不到位、自愿性审查流于形式等突出问题。因此,应顺应刑事审判程序繁简分流的改革趋势,以针对性、精细化的思路完善认罪认罚案件审判程序,不断提高速裁程序的全流程速度,在认罪认罚危险驾驶罪案件中试点书面审理机制,充实认罪认罚案件庭审功能,完善自愿性审查机制,从而在认罪认罚案件审判程序中构建由简到繁的程序格局,进一步完善我国刑事诉讼程序多层次分流体系。

相对不起诉制度的监督制约机制研究

相对不起诉,又称酌定不起诉,该制度的确立对于司法资源合理配置、社会矛盾化解、社会关系修复以及检察机关认罪认罚轻微刑事案件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提升均起到促进作用。该制度赋予了检察机关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但对其监督制约仍然存在监督标准不易把握、监督制约不全面、监督制约机制得不到充分发挥的困境。面对该困境,应当从强化事前监督意识、事中监督制约、事后正负激励三个方面,通过对检察人员岗位廉政教育、查找廉政风险点,形成相对不起诉风险防控措施,以严明相对不起诉认定标准、严格相对不起诉办理、公开、报备、衔接、救济等程序方面,加强相对不起诉裁量权运行中的监督管理,并按照案件评查、监督巡查、能力考察“三查”方式,着力提升敢用、善用不起诉裁量权的能力,以期不断完善相对不起诉监督制约机制,构建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

认罪认罚案件中被追诉人阅卷权的实现

关于被追诉人本人是否享有阅卷权的问题,应然和实然两个层面均存在争议,迄今仍难以达成一致。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背景下,赋予认罪认罚的被追诉人阅卷权具有其内在的必要性,这既是保证认罪认罚"自愿性"的基础,同时也是因为值班律师制度无法满足现实需求。认罪认罚案件中赋予被追诉人阅卷权,存在观念、规范和实践层面的障碍,需要通过完善制度去消解这些障碍。在阅卷权的实现机制上,需要科学设定阅卷时间和范围,在实施规则上合理安排阅卷地点和方式,并且配套程序性制裁作为救济方式。

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侦查阶段的构建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提出之初,学术界对其是否适用于侦查阶段形成了正反两种观点,而各地的试点改革力度很大,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完善侦查阶段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将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优化司法资源配置,促进发现案件真实,并有利于倒逼侦查办案公开化、规范化。随着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的颁布,侦查阶段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构建将成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需要完善的重要内容。应当确立权利告知、建议、认定、从轻处理这一完整的程序,结合讯问程序改革、加强检察院监督、全面保障辩护权、明确从宽处理权等进行制度保障。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侦查阶段适用问题研究

现阶段学术界对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侦查阶段的适用问题还存在着较大学术空白和争议。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侦查阶段适用可以更好地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优化配置司法资源等价值追求,而且侦查阶段也是维护保障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自愿性的重要阶段。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贯穿于整个刑事诉讼阶段的一项实体性和程序性兼具的制度,厘清此制度在侦查阶段适用的相关问题,可以更好地探索和完善符合国情和司法实践的刑事案件多元处理程序。

认罪认罚从宽之值班律师制度:问题与对策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值班律师制度的创设是当前刑事辩护制度改革的一大突破。值班律师介入认罪协商具有实体和程序的双重价值。由于值班律师制度的实践时间不长,值班律师在认罪协商中的参与程度不高,值班律师进行法律援助的效果不理想。有必要对当前的值班律师制度进行反思,尝试建立强制辩护的值班律师制度;明确律师在认罪协商制度中的辩护人地位;细化值班律师的值班职责;确立值班律师全程介入原则。

认罪认罚从宽中撤销案件制度研究

认罪认罚从宽中的撤销案件制度是基于维护国家重大利益、打击涉及国家重大利益犯罪行为的考量而设置的。其不仅与新形势下反腐与打击恐怖主义犯罪相契合,而且符合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与正当性。然而,《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试点方案》中对于撤销案件的规定存在适用条件含糊不清、审批程序缺乏可行性以及被害人权利保护缺位等缺陷,有必要在《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中细化认罪从宽撤案的适用条件、明确重大立功所涉罪名、赋予被害人程序救济权、完善撤案监督程序。

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转型逻辑

菲利教授基于美国基层法院刑事诉讼处理的鲜活视角,采用法律现实主义的理论框架解释了美国司法系统对于“辩诉交易”的偏好。对于卷入诉讼纠纷的当事人而言,“程序即是惩罚”使得审前程序的制裁功能不容忽视。并且由于辩诉交易的大量采用,刑事诉讼惩罚的重点开始从“审判”转向“预备”性质的审前程序。菲利教授的这一基本判断,对于审视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建构逻辑具有启发意义:着眼于简化审判程序的改革,是否能够真正达致提高诉讼效率的改革初衷。由此转向一种以简化审前程序为重心的程序分流可能,即界分证据要求与证明标准,从司法证明层面切入推动审前程序成本的降低,在保持证明标准不变这一底线要求的基础上,彰显认罪认罚从宽的效率取向。

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几点思考

强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同时不能忽略对被害人诉求的合理关注,试点方案应当把对被害人的参与权、赔偿权、知情权的保护纳入到此次司法改革中来。试点方案突破了原有刑事法律援助范围的限制是一大亮点,但法律援助律师的可能缺位、参与程度偏低和法律援助质量的难以保障需要进一步完善。非正常上诉情形加大了个案司法资源的投入,损害了诉讼效率,有必要对上诉范围进行合理限制。试点方案应当考虑对证据的收集及证明标准进行重新厘定,但不应当降低证据的收集及证明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