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裁决救济的理论逻辑与制度安排

中国有关行政裁决救济的规定散见于各类法律、法规、规章以及行政规范性文件之中,呈现出一般规定与特别规定俱有、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等多种模式并存的立法现状。在理论上,学界亦相继提出“两者择一说”“两者合一说”“新型诉讼说”等多种方案。行政裁决救济有其特殊的内在机理,需回归行政裁决之本质,恪守基本的司法原理,并遵循司法最终解决、纠纷实质化解和便宜当事人三项原则。为此,较为科学和周全的制度安排应是,将“裁决结果”与“裁决行为”区分开来,采取严格的双轨制。当事人若对行政机关化解民事纠纷的“裁决结果”不服,应以民事纠纷的另一方当事人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当事人若对行政机关化解民事纠纷的“裁决行为”不服,如裁决人员出现违法渎职行为,应通过行政内部监督机制或纪检监察机制解决。

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案件适用一并审理行民争议制度研究——兼评三起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引发的行政诉讼案

行政诉讼一并审理民事争议制度自建立并实施以来未能得到有效适用,特别是在涉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的行政诉讼中能否适用该制度,一直存在争议。本文以三起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的行政案件为视角,对一并审理专利侵权民事争议的制度构建,从适用要件、例外情形、裁判形式,以及确认不侵犯专利权之诉的受理要件等方面进行探讨,以期为该制度的适用和完善提供更为有益的思路。尤其是在涉专利行政裁决的行政诉讼中,积极推动一并审理行民争议制度的发展,符合实质性化解矛盾的司法审判导向,有助于防止程序空转,提高审判效率。

行政权介入民事纠纷的实践困境与完善进路

一个社会的正常运转,需要有把纠纷处理的业务在社会各个部分进行分散的政策考量和制度设计。行政权因其在信息收集与判断、强制权和可接近现场等专业优势,在参与化解一些与其职权密切关联的民事纠纷方面从未实质性缺席过。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社会关系发生“民法公法化”的巨大变迁,《民法典》的颁行开启了“行政介入”的治理新时代和新实践。无论是“行政主动涉足”,抑或是“民事吁请”之下的“行政被动介入”,甚或是“行民的共同关照”,都构成了对民事纠纷解决机制的重大课题与挑战。梳理既有研究和实践,行政权介入民事纠纷在介入依据、领域、价值、资源和监督等方面存在着困境。为此,必须在介入之政策和理念的进路上,做到从理想到理性的转变,在介入之权与介入之路的选择上,进行权力简化和模式优化,同时还应在介入前提、程序设限及诉讼衔接上进行介入运行的正当控制。

行政裁决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的定位与完善

作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裁决不仅可以疏解法院办案压力,扮演化解民事纠纷“分流阀”的角色,还可以在行政性解纷机制里发挥“中坚力量”的作用。行政裁决在多元解纷机制中存在认可度低、制度设计缺失、救济途径成本高等诸多困境。为此,有必要从规范适用范围、强化主体独立与提升程序公正三方面对行政裁决进行制度重构。为优化行政裁决与其他非诉机制的协调,需要推动行政裁决与民间性解纷机制的互动,并强化行政调解与行政裁决的配合。为促进行政裁决与诉讼机制的衔接,需要充分发掘不同种类行政裁决的独特属性,重新构建差异化的诉讼救济途径。

《治安管理处罚法》修改应当重建治安行政裁决制度

治安行政裁决作为一种重要的行政行为和纠纷解决机制,是在1986年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确立的制度。由于受到对权力分工原则的误认、治安行政裁决制度的不完善和公安机关畏惧作被告的心理等因素影响,治安行政裁决制度长期以来被虚置,直至最终被废除。废除治安行政裁决制度不利于治安管理领域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应当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中重新确立行政裁决纠纷解决机制,并对相关制度予以完善。

我国商标民行交叉案件的程序困境及其破解

民事侵权与行政确权程序二元分立体制造成商标民行交叉案件的程序困境,导致实践中案件审理周期长、商标效力认定反复、循环诉讼等问题。商标诉讼民行交叉与涉不动产登记等传统民行交叉及专利诉讼民行交叉存在重要区别,既有的程序衔接模型无法有效纾解前述困境。通过法理分析与比较研究可知,问题的解决须诉诸民行制度壁垒之打破与贯通。司法政策层面,应允许法院在民事侵权程序中对商标有效性进行审查,并注意限缩该规则的适用范围及民事判决的既判力范围。立法层面,可引入商标公众评审制度以从根源上减少问题商标的产生,并对现行确权程序予以针对性优化,最终促进商标民行交叉诉讼实现程序协调、结果公正与效能提升之价值目标。

民行交叉争议的困境化解及路径选择

为应对司法实践中民事与行政交叉争议的难题,避免裁判冲突、提高诉讼效率,立法确立了有限范围的一并审理程序。但一并审理程序忽略了问题背后更深层次的基础理论,导致该程序的启动与基本诉讼原理相矛盾、有限的适用范围与无限的界定标准相矛盾、过分追求个案正义与法的安定性相矛盾。以行政机关规制意图为核心视角重新审视民行交叉争议,以行政行为跨程序性效力解决这一难题更为科学与规范。宜在诉讼程序分离原则、法的安定性优先原则、正确识别交叉争议原则下,按照行政机关规制意图的作用方式和影响范围划分不同的交叉争议类型并拟定相应的解决路径。

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的检察调解范式--从最高人民检察院典型案例的视角

检察机关开展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取得显著的成绩的同时也面临了诸多问题,包括衡量标准不统一、检察调解协议有待保障落实、检察调解制度构建存疑等困境。在总结最高人民检察院12个典型案例经验的基础上,对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的检察调解实践提出了加大制度约束与裁量基准公布、保障检察调解后续程序公开透明、构建多元检察调解路径等建议,以促进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统一,避免“程序空转”,推进案结事了。

论行政诉讼中的“一行为一诉”规则

立案登记制改革后,大量行政争议涌入法院,迫使法官们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可以指引行政审判的新规则。“一行为一诉”被视为重要的共识性规则之一,不仅契合行政诉讼“行为之诉”的审理模式,又可以纾解行政审判面临的审理难度高、案多人少的现实困境。但“一行为一诉”规则在具体适用中也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缺乏相关法律规定致使其合法性受到质疑;适用标准过于严格导致程序空转现象频发;规则例外情形不明,难以适应实践需要;审判理念僵化,违背诉讼经济原则。为了更好地发挥“一行为一诉”规则的功能与作用,应当增加“一行为一诉”相关条款,明确其合法性地位;统一规则适用标准,加强法官的释明与指导;明确规则适用的例外情形,积极回应行政实践;强化争议解决功能,树立一次性解决纠纷的审判理念。

民事与行政纠纷竞合之诉讼问题研究

现代社会 ,越来越多的社会活动附带着行政内容 ,尤其是民事、经济活动 ,往往以行政许可作为其活动的法定条件。当其按照行政许可所确定的内容从事相应的民事活动一旦发生侵权或其他纠纷 ,必然引起民事纠纷与行政纠纷两者的竞合。在司法解决上 ,又因其分属于两种不同的诉讼解决途径 ,不仅影响纠纷的及时有效的解决 ,而且增加了当事人的讼累。应有条件地将两种不同性质的诉讼案件在民事诉讼中加以合并审理。

面对纠纷的城市规划管理对策探析——基于一起城市规划管理纠纷案例的思考

围绕一起城市规划管理纠纷案例进行探讨,分析了规划法规的内容缺失和利益主体的博弈特征,提出了规划管理的“平衡”思维、规划法规的完善途径和规划管理的制度建设内容。

医患纠纷处理方式比较研究

我国医患纠纷呈现增长趋势与卫生保障体制、医患沟通、服务态度等多种因素有关。目前的处理方式包括协商解决、行政调解、民事诉讼三种,各有利弊。相比而言,协商解决受到医患双方更多的认可,这为医务社会工作介入医患纠纷的处理提供了契机。

论我国民事与行政争议交叉案件的协调处理

民事争议与行政争议相互交织是一种十分常见的法现象,对其如何协调处理是诉讼法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我们认为,对这类交叉案件的处理,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分别采取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是在民事诉讼中解决行政附属问题;一种是行政附带民事诉讼。

藏区民间纠纷解决方式的困境与出路的博弈分析——以甘南藏族自治州某乡的个案为例

藏区民间纠纷的解决方式中存在的是各种法律资源、文化传统和知识体系的博弈争斗的流动场域,同时,也是各种纠纷解决方式和制度进行博弈争斗的过程。对于藏区民间纠纷的解决,任何纠纷解决方式都是既有优点又有缺点的,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知识体系,有自己的适用空间和发挥作用的社会基础。针对实际解决问题的出路在于实现各种解决纠纷方式的相互协调和分工合作,从而形成有效的多元化纠纷解决的运行机制。通过协调、商议以合作代替对抗,寻求使各方都获得正当利益的最佳全赢博弈策略。

论行政争议——兼论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之区分

行政争议作为行政诉讼制度的核心概念 ,是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刑事诉讼的根本不同之处 ,如何界定与判定行政争议则是行政诉讼理论中的一个基本问题。本文在公私法二元分立理论背景之下指出行政争议是行政主体在行使公权力过程中与相对人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之间发生的、依据公法可以解决的争议 ,并以主体、公权力、权利义务等因素作为判断行政争议的标准。提出了从制度层面增加“行政争议”的概括性规定和设立权限争议的解决机制两点建议。

民事附带行政诉讼探析

原本是民事纠纷,却因行政权的介入而使问题变得复杂化。当争讼的一方以行政行为作为抗辩的理由时,现有救济手段的局限显现了出来。为了从根本上解决民事纠纷,保障当事人的权益,必须创设新的制度即民事附带行政诉讼。

行政检察化解行政争议功能论析

新时代行政检察具有化解行政争议、促进行政争议案结事了的重要功能。这一功能的确定,既标志着多元化解决行政争议制度的形成,也是行政检察积极履行法律监督职能、解决实践中因行政诉讼“程序空转”而难以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等问题的现实需要。在行政检察过程中化解行政争议符合行政诉讼制度要求与现实需要。行政检察应立足于中央要求与《行政诉讼法》的立法宗旨,从法律监督的主体地位角度,针对行政诉讼中阻碍行政争议化解的突出问题而展开。继续推进“穿透式”检察监督,强化对行政诉讼立案程序的监督,并以《民法典》和新《行政处罚法》为依据开展行政争议的化解工作,提升检察机关在行政检察过程中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能力与效率。

作为行政争议实质性解决补充机制的司法调解

作为最高人民法院近六年来首次依法以行政调解方式审结的典型行政案件,“林建国案”宣示了司法调解所具有的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解决功能。当下我国人民法院在行政争议实质性解决过程中存在明显的协调和解路径偏好,应当在新行政诉讼法的体系化解释中予以解构。行政争议实质性解决是一个以依法判决为主导、以司法调解和协调和解为补充、以其他辅助机制为配套的基本构造,司法调解因具有可视正义而处于优先适用地位。行政审判实践中司法调解补充性机制的失灵,源于法律文本规定自身的局限、行政审判考评的现实压力和当事人双方复杂的社会心态。为了激活司法调解在行政争议实质性解决中的补充性作用,应当通过制定专项司法解释、构建科学考评体系、规范典型调解案例发布等三个方面进行保障。

检察机关提起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诸问题——从“检例第29号”谈起

2017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围绕"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主题发布了一批指导性案例,其中一起检察机关提起的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引起广泛关注。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是一种不典型的附带型诉讼,现阶段检察机关是提起该类型诉讼的唯一适格主体。检察机关提起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案件范围应同时满足《行政诉讼法》第61条第1款规定的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和《行政诉讼法》第25条第4款、《民事诉讼法》第55条第2款规定的行政和民事公益诉讼受案范围,且应视案件严重程度判断是否介入。检察机关启动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要同时履行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和民事公益诉讼诉前程序,从运行效果来看,现行规范中的诉前程序规则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对民行执行检察监督实践的反思——以案件来源渠道为切入点

充足的案源是打开民行执行检察监督工作局面,切实践行民行执行检察监督制度,真正发挥民行执行检察监督作用的基础。对民行检察监督案件来源渠道的调研,显示存在着检察院主动发现的监督案件十分有限、大量的民行执行案件游离于民行执行检察监督之外、民行执行检察监督权启用的渠道单一等诸多不利于民行执行检察监督制度发挥实际功效的障碍。应充分发挥民行执行检察监督制度功效,以期服务于民行执行检察监督制度的理性建构及践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