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一体视域下知识产权检察履职模式比较研究

在最高人民检察院部署开展的知识产权检察职能集中统一履行试点工作中,各地结合本地需求、案件数量、现有机构设置等实际情况,主要创建了三种集中统一履职模式,即设立专门机构的上海模式、指定专属管辖的福州模式以及建设知识产权办公室和专业团队人才库的重庆模式。为实现改革目的,应当在同时考虑内部一体和上下一体、办案和人才培养、内部挖潜和外部借力、立足当下和兼顾长远的情况下,实现案件办理、人员管理、对外协调的省级统筹,保障知识产权检察的集中统一履职效果。

涉法涉诉信访案件的成因、难点及出路探析——基于对B市2014-2015年中央集中交办案件的调研分析

近年来,随着经济体制转型和社会的快速发展,涉法涉诉信访问题呈现出多发上升态势。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把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纳入法治化轨道解决,为我们化解涉法涉诉信访问题指明了工作方向。本文以B市2014-2015年中央集中交办案件为调研对象,试图从中分析当前涉法涉诉信访案件的成因、难点及出路,并对贯彻落实涉法涉诉信访问题法治化的解决轨道提出相应建议。

司法规范新常态下刑事案件运行的法律治理——基于2014年X市W区检察院刑事案件的实证分析

司法规范化是理论界和实务界高度关注的现实问题。刑事案件的运行状况直接关系到司法规范化的现实效果。刑事案件的运行亦是司法规范的一个缩影,折射出社会危险性调查取证不足、犯罪嫌疑人的羁押率过高、侦查主导性与检警关系的质疑以及强制措施刑罚化的法律问题。基于当下刑事案件运行的实证考量,提出逮捕必要性深度化、侦查监督职能化与强制措施区分化的法律治理方案。

董事会试点中央煤炭企业公司治理实践的案例研究与分析

国务院国资委目前正在积极推进中央企业国有独资公司董事会试点,其核心思路是以建立和完善中央企业董事会为主要依托,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逐步建立起中央企业的科学决策体制。煤炭是我国最重要的一次能源,本文以中煤集团推行国有独资公司董事会试点为案例,依据现代公司治理理论框架,对我国煤炭企业构建现代企业制度进行探讨,以期为我国煤炭企业实现科学发展提供有益启示。

反腐败对腐败存量和增量的影响及其启示

在十八大以来铁腕反腐的大形势下,腐败存量得到了较大程度的减少,但总量依然很大;腐败增量得到了有效遏制,但并未杜绝,而是变得更为隐蔽。公共权力的不受监督、腐败动机的根深蒂固、腐败机会的大量存在等因素是腐败存量和增量短时期内难以彻底消除的原因所在。腐败存量与增量的消长变化对反腐败斗争的启示: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治理腐败必须标本兼治;反腐败的前景是光明的,必须坚定信心、永远在路上;廉政建设是整个公共管理的根本保障,必须充分发挥其作用。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集中管辖办案机制研究

构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集中管辖办案机制能够进一步提高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专业水平,切实增强对涉罪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力度。以G省A市检察机关的司法实践为分析样本进行实证研究,可以看出当下的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实践成效斐然,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从实践审视,应该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集中管辖办案机制的价值本身出发,加强顶层设计、明确法律依据,因地制宜解决发展瓶颈问题,深入推进跨区域未成年人司法工作一体化等方面的改进,实现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办案工作机制的有序发展。

检察机关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路径探析——以服务安徽自贸试验区蚌埠片区建设为例

知识产权保护是推动自贸试验区规范化建设和高质量发展所必要的基础性工作,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的关键激励环节,对于激发创新活力具有重要作用,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履行刑事、民事、行政检察、公益诉讼等检察职能,具有职能一体化、能动性强等工作优势,是知识产权保护系统工程中的关键环节。蚌埠市检察机关在服务安徽自贸试验区蚌埠片区建设过程中,整合刑事、民事、行政检察、公益诉讼等检察职能,形成打击、监督、服务、协调、宣传合力,发挥检察机关作用,服务安徽自贸试验区蚌埠片区高质量发展。

压力如何转化为动力?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机制研究

文章通过案例研究清晰地展现了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机制及效果:中央环保督察首先通过政治压力传导促使地方政府给案例企业带来了直接的、力度空前的监管压力;又通过发动群众力量给案例企业带来了直接的监督压力和间接的监管压力;再通过引导媒体注意力给案例企业带来了直接的舆论压力和间接的监管压力、经济压力;最后中央环保督察的启动也会直接引起资本市场的股价波动,给案例企业带来经济压力。这一套多方联动、有效协同的压力体系最终促使案例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数量显著增加且质量显著提升。这一研究结果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央环保督察的运行机制,拓展治理体系的理论研究,还有助于掌握运行机制中不同角色的作用及有效性边界。

对我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中有关“机关”的研究——以跨境追赃为视角

我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所建立的跨境追赃制度能够有效地建立国际条约与国内法之间的衔接,有助于我国良好地履行条约义务,符合我国跨境追赃之司法实际。但是,我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与我国已缔结的双边刑事司法协助条约在有关"机关"的界定上可能存在差异和分歧,给我国跨境追赃工作带来不便。对此,我国可以通过"解释一致"的方法对国内法和国际条约中的相关"机关"进行解释和协调,从而保证跨境追赃制度的有效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