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民交叉执行关系的处理规则与法理

刑民交叉执行关系的实践处理,缺乏明确的基本原则与具体的操作规则。以刑民交叉诉讼关系的原则作为处理前提,既存在程序上的不适应性,也无法合理保障当事人权益的实现。诉讼程序与执行程序存在本质上的不同,“重刑轻民”的理念难以为刑事执行优先提供有力的法理基础。刑民交叉执行关系的处理原则,应坚持以权利为基础,明确权益保护上的优先性,以此作为选择执行依据与决定执行顺位的根据。在权益保护上,需要对善意取得制度作出扩大解释,不仅适用于标的物所有权的取得,也包括其他物权的取得。刑民交叉执行关系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是被执行主体竞合的交叉执行,二是执行标的物竞合的交叉执行。基于不同的交叉类型,需要在基本事实与法律关系上,以当事人权利作为判断标准,一方面维护社会市场交易的稳定性,另一方面实现对犯罪人的刑事制裁,保障执行程序的公正与效率。

非法集资案件财物处置刑民交叉的规范路径

非法集资类案件必然涉及到刑民交叉的问题,相较于一般刑民交叉案件的财物处置,集资类案件的财物处置有其特殊规则,强调多方利益平衡,集资者参与的民间借贷一律纳入非法集资范围,并设置了专门的行政化处置程序。这些处置规则,在强调集资参与人利益保护的同时,忽视了非集资参与人的权益,不区分"同一事实"与"有关联但不是同一事实"的民间借贷关系,先刑后民时未明确法院的民事生效裁决应如何处理,行政化和刑事追赃两种涉案财物处置程序均难以处理非法集资财物处置中的复杂关系。在现有法律规定的基础上,应当细化民间借贷的认定标准,依法判断民间借贷是否属于非法集资范围;先刑后民时明确民事生效裁决可作为财产处置依据;同时处置涉案财物程序应司法化。

刑事合规司法效果的厘定及其刑法证成

刑法是刑事合规最有效的依据。当前的刑事合规改革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刑法理论滞后的制约。为了实现政策性合规向法治化合规的转变,必须为其提供三重证成。首先是效果证成。必须着眼于刑事合规的多重效果,从多个角度扩大刑事合规的司法适用范围,改变检察机关“孤军作战”的局面。其次,制度证成,要充分挖掘刑事合规的刑法根据。企业合规从广义上看包括国内和国外的诸多规范,域外法律规范可以对我国刑事合规改革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但刑事合规的依据只能是国内刑法规范。国内刑法规范包括刑法总则、分则等直接规范以及前置性规范。再次,法理证成。刑事合规明显是在积极的特殊预防观念中融入了修复性的司法理念,因此具有重塑刑法制度的功能;从合规目的的实现路径来看,它依赖于刑法采取规范违反说作为评价实质违法性的主要根据。在处理涉案企业责任分配的时候,转嫁罚理论不适合我国单位犯罪的处罚原理,不应让员工为企业犯罪背锅。同时,涉案企业、负责的主管人员与其他责任人员承担的责任不同,这决定了刑事合规可适用于主管责任人员并适用于重罪。

我国网络管辖权的发展现状

网络案件管辖权是当今相关司法界和理论界面临的一个难题。在先前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对我国网络民事案件、网络刑事案件以及涉外网络案件之管辖权的发展现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讨论,以推动我国相关司法实践和理论研究的发展。

商标案件刑民交叉责任的界分步骤

司法实践对商标侵权行为的民事责任与商标犯罪的刑事责任的追究,缺乏统一的界分标准,影响了司法裁判标准的统一。准确界分商标案件的刑民交叉责任,需在定责和量责两个环节统一采取三个步骤。涉案数额因其可清晰快捷地界分刑民交叉责任,常为法官首先参考采用;判断行为是否由民转刑的重点在于考察行为人的主观状态,因而在定责过程中还需重点关注主观状态,以进一步界分刑民交叉责任;刑民交叉责任因并存着多重法益,考量法益平衡是最终界分刑民交叉责任的关键。刑民交叉责任的三步界分可逐步明晰商标侵权与商标犯罪间的边界,在定责和量责全过程中不断地缩小刑民交叉责任的模糊区域,以利于法院公正裁判商标刑民交叉案件。

先刑后民原则的异化与扬弃——兼论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模式

在同一案件同时涉及刑事与民事两个诉讼时,实践中一直坚持刑事诉讼程序优先。这一原则曾经是解决刑民交叉案件行之有效的方式。但随着时代的发展,适用这一原则过程中带来一系列负面效应,严重违背了制度设计的初衷。在当前越来越强调关注人权、关注民生的时代背景下,该原则适用过程中的异化反应给诉讼当事人带来了极大的风险,国家也一再为此承担额外的诉讼成本,应该考虑刑民交叉案件的多元化处理模式。

涉案企业合规犯罪主体研究--以重大责任事故罪为视角

对重大责任事故罪中涉案企业进行合规具有重大意义,但重大责任事故罪中单位犯罪主体资格的缺位使涉案企业合规的推进遭遇困境,为此,有必要将重大责任事故罪纳入单位犯罪体系。与此同时,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秉承的“放过企业,严惩责任人”理念与传统的单位犯罪理论之间存在紧张对立关系,为缓解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采取将单位责任与个人责任加以分离的二元化处理模式,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案处理。

关于办理交通肇事涉刑案件的时限冲突问题

公安机关在办理交通肇事涉及刑事责任案件的过程当中，存在着公安机关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与检察机关批捕等时限相冲突的问题。对此，公安机关应不断完善自身的工作机制，提高办案水平和工作效率，注意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充分发挥各种手段综合运用的效能，以有效弥补在办理此类案件时存在的办案时限不足的问题。

涉合同诈骗案件中合同效力问题探究

针对涉合同诈骗案中合同效力的问题,学术界提出过无效说、报案或法院判决说、参与说等,这些学说不符合法律规定,且不能合理解决合同效力问题。对于刑民交叉案件,应该以民法规定和原理确定合同效力,并通过理论方法确定刑法规定究竟能否影响合同的效力,这样既符合法律规定,也能维护受害人的权益。以民法原理确认法律效力逐渐为司法实践所接纳,越来越多刑民交叉案件中使用"刑民分立"的判决。

论刑事涉案财物处置中对第三人财产权益保护

我国刑事诉讼长期侧重关注被追诉人的人身权保障,而对被追诉人、被害人以及相关第三人等财产权益保障以及刑事诉讼涉案财物管理研究相当匮乏。《民法典》的出台对保障我国公民财产权益具有重大意义,但刑事涉案财物处置中保障第三人民事财产权的相关立法仍存不足,具体包括:涉案财物处置过程中的范围界定不清、强制处分过度失范、处置工作严重滞后以及救济渠道不顺畅等诸多问题。结合刑事法律法规及相关司法解释,对照《民法典》中关于公民财产权利保护之规定,应当在遵循诉讼法基本原理的大前提下,借鉴司法实践有益经验,通过完善制度设计、规范处置流程、建立工作机制、畅通救济渠道等保护第三人财产权的措施,以解决二者之间的冲突与平衡。

刑民交叉案件中金融机构常见过错类型及其法律风险——以“银行”为分析模型

工作人员为实施犯罪而以金融机构名义为法律行为的效力能否归属于金融机构,行为人以相对人名义与金融机构开展交易、涉嫌犯罪情形下,金融机构自身过错是否会导致相对人减免责任,是金融机构在刑民交叉案件中面临的核心实体问题。在处理此类案件时,应当按照职务代理—表见代理—过错侵权的法律适用逻辑,依次探讨请求权基础是否成立。特定个案中,往往是金融机构过错与相对人自身过失共同导致犯罪得逞、损害发生,金融机构应否承担责任以及承担何种责任系“多因一果”的法律评判作业。本文通过类型化分析方法,分别讨论金融机构在人员、印章、文件、场所、交易惯例及风控措施方面的过错,对于民事法律关系及最终责任分配的不同影响,以期为司法裁判提供可资考量的线索,推动裁判尺度的统一。

公安消防机构办理两案适用刑事和解的法律研究

根据新刑诉法的和解条款,消防机构负责管辖侦查的失火案和消防责任事故案在侦查过程中可以适用刑事和解程序。在两案的侦查办理中,如何更好的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同时让火灾责任人对于自己的违法行为能真正产生警醒和反思,使受损的社会秩序得以恢复,这是摆在消防机构面前一个新的课题。

论刑民交错案件司法处理的具体规则

在司法实务中,对于刑民交错案件是否适用刑事优先原则存在不同的观点,这就导致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在对待刑民交错案件的司法处理上出现不一致。针对这一问题,如何根据现有的法律规定并结合司法实践得出一种比较合理的具体规则是一项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论刑事涉案财物处置措施与民事诉讼的分工合作

依据我国立法,被犯罪人或刑事被告人非法占有、处置的受害人财物,只能通过刑事涉案财物处置措施寻求救济,而不能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或另行提起民事诉讼来请求返还原物、返还不当得利或赔偿损失。但这种制度设计,既不能有效保护被害人利益,也并不必然提高司法效率,唯有刑事涉案财物处置措施与民事诉讼分工合作,方能实现公私法益的平衡。

责任聚合下民刑交叉案件的诉讼程序——对“先刑后民”的反思

在责任聚合中,因同一法律事实产生多重结果,行为主体应承担多个部门法规定的责任。民刑责任聚合是责任聚合的突出表现,为"民刑交叉"案件的一部分,但处理民刑责任聚合案件不能简单适用"先刑后民"原则。"先刑后民"的适用应满足责任主体与行为主体一致、同一法律事实以及刑事程序不以民事程序为前提三个条件。责任主体与行为主体不一致时,则应适用"民刑并存"或"先民后刑"原则,民法中的替代责任、补充责任和连带责任是这一类案件的具体体现。

涉犯罪合同效力问题研究

民刑交叉案件应当区分两个部门法的价值及效力的不同予以处理。在涉犯罪合同效力的判断上,应当避免以刑法的判断代替民法的判断、以刑法的犯罪事实代替民法合同效力构成而进行简单推论。即使以《合同法》第52条第5项的规定作为依据,也须从民法、刑法各自的规范及法理出发,以影响民事合同效力的不同因素及类型为依据,在不同的情形下分别确定涉犯罪合同的效力。

刑民交叉案件中的事实认定与证据使用

生效裁判事实认定的预决性证明效力,与既判力、争点效等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刑民交叉案件中,预决效力及证据使用制度的设置,应考虑司法的统一性与诉讼的独立性、效率与公正、刑事优先与民事诉讼自身规律等因素,同时注意我国司法制度与诉讼机制的特殊性。应确认刑事生效裁判事实认定的特别效力,但要受制于"必要事实原则"与"确定事实原则"。民事生效裁判可作为书证,交由刑事法庭判断并说明采纳与否的理由。刑事法庭判断民事诉讼判定的同一事实,应慎用"穿透原则"否定其合法性及有效性,即使否定亦应采用适当方式。对于特殊类型案件,刑事法庭应将民事诉讼判定的事实作为预决事实。对于证据交互使用,应区别裁判已生效与未生效、定案根据与非定案根据、人证与物证等不同情形进行处理。民事诉讼使用刑事诉讼中形成的人证,应遵循民事诉讼规律。对讯问、询问笔录、鉴定意见均应依法审查,注意证据方法与证据形成要素而作适当使用。

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程序中的案外人权利保护

我国刑事诉讼中涉案财物的处置存在着审执不分,保全执行与终局执行分割而治,执行权过于分散,案外人程序参与权缺乏保障的问题,极大影响了案外人利益的保护。应在审执分立的基础上,确立保全执行与终局执行的一体化结构;区分公法债权与私法债权的执行;拓宽执行过程中案外人权利救济的渠道;并考虑案外人另行起诉的可行性。

《民法典》中行政权运行规范的解释适用

要树立整体主义法治观和整体主义治理观,科学解读《民法典》中行政权运行规范。《民法典》规定的人身权益和财产权益,具有目的性和终极性,是行政法治的基础,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学术界要为行政权的权限和行使提供民法的解释路径,要更多运用民法思维去诠释和解决行政问题。民法学者应当与行政法学者一道,以《民法典》基本内容为依据,以民事权利保护为中心,以民行交叉问题的合理解决为目标,构建人格行政法、家庭行政法、组织行政法、财产行政法、契约行政法和损害救济行政法的行政法体系。

军地互涉案件侦查管辖重构

明确军地互涉案件管辖的职责分工是解决互涉案件侦查冲突的关键。军地互涉案件侦查管辖模式的转换与重构首先需要从犯罪学的角度重新分析互涉案件的应然范围,再从军事法学的角度考察军地侦查机关冲突的原因,最后总结既存互涉案件管辖模式的利弊,提出新的矛盾解决思路和制度设计,服务于军事秩序和社会利益的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