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事诉讼中无罪化机制的过程性失灵及应对

无罪推定原则要求通过刑事诉讼中的无罪化机制维护被追诉者实体利益,避免冤案发生。目前我国刑事司法中的典型案例让我们认识到我国刑事诉讼中无罪化机制过程性失灵的现状。我国现有刑事诉讼制度对有罪证据存疑的案件倾向于持续追诉,而非对案件进行即时无罪化处理。在有罪推定理念之下,持续追诉的程序潜规则盛行,其背后存在着容许部门利益膨胀的体制空间。司法体制产生的现实阻力,是无罪化机制过程性失灵的根本原因。与之相比,公安司法机关内部的工作机制只是附随因素。克服无罪化机制的过程性失灵应着眼于:程序裁量中的即时无罪化策略、无罪化机制的制度完善、司法体制等程序外阻力的消解策略。

刑事再审改判无罪案件的证据适用问题实证研究——以近期典型案例为分析样本

与传统错案依靠"亡者复活""真凶伏法"获得纠正不同,近年来,刑事再审存疑的无罪判决逐渐增多。基于检察建议或抗诉启动的再审,控辩对抗结构缺失,改变了证据审查方式。再审改判无罪表面是重新审查个案证据的结果,实则在司法改革背景下,法官适用证据的思路、排除非法证据的价值导向不容忽视。这一转变同时为刑事侦查、审查起诉的证据收集及审查树立标杆,以制约审前活动,凸显审判的中心地位。强化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职能、突破证人出庭的困境、警惕口供中心的相互印证规则、提高法官认证能力都是从证据视角防范错案的关键。

刑事诉讼中疑罪案件处理的几个问题辨析

疑罪从无是无罪推定原则在案件的实体处理上的体现。准确界定疑罪案件是刑事司法实践中正确适用疑罪从无原则的前提和关键。疑罪从无原则不仅适用于审判阶段 ,也适用于侦查和起诉阶段 ,但效力不同。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未能彻底贯彻疑罪从无的精神 ,如二审程序的立法有悖于这一精神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又给其予以重大冲击。

佘祥林冤案:我们离无罪推定还有多远

在民众关心、同情佘祥林遭遇的同时,我们更应该反思它带给我们的启示与教训,以推动中国司法改革的发展。本文将着重探讨佘案的症结之一—无推定原则的改革与发展。

行政行为在刑事诉讼中的证据效力研究

行政行为在证据法上的问题,主要是其在诉讼中能否被采纳为证据及其证据的价值问题,也就是它作为证据的可接受性与证据效力问题。

客观性证据审查模式与疑罪从无

客观性证据审查模式是以浙江省检察院为代表的实务部门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摸索、总结出来的一种证据审查模式,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两次在全国推广,引起了全国的广泛关注和各地实务部门的争相学习,其优势集中体现在对于刑事冤假错案的防范和纠正上。疑罪从无是现代刑事司法体系的重要原则,在促进人权司法保障、防范和纠正冤错案件、维护司法权威、实现司法公正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由于种种原因,疑罪从无在我国贯彻实施并不理想。客观性证据审查模式的提出,有利于疑罪从无原则的落实,可体现在克服口供中心主义、维护司法独立、推进审判中心主义等方面。

论刑事诉讼中的无罪推定原则

无罪推定原则作为民主法治国家在刑事诉讼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反映了西方人权、民主的现状,是人类法治文明的一大进步。我国刑事诉讼法只是吸收了无罪推定原则的部分内容,并未建立完整意义上的无罪推定原则。为了维护现代刑事诉讼的基本价值———保障人权,有必要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确立真正的无罪推定原则。

股东出资“合理怀疑”规则的检视及程序展开——基于《公司法解释三》第20条的实证分析

《公司法解释三》第20条建立了对股东出资情况的“合理怀疑”规则。这一规则与民事诉讼证据制度力图查明事实的功能定位不同,与解决证据偏在问题所设定的两项具体规则衔接并不顺畅。规则本身未确定“合理怀疑”的实体判断标准,规则适用的程序节点不明确,以致司法实务效果欠佳。法官应参照“合理怀疑”的实体判断基准,以现行民事诉讼程序为基础,在庭前会议、证据调查环节,通过原告事实主张具体化,适时对被告科处事案解明义务,并在此基础上确定相应举证责任承担主体。

我国疑罪从无之羁绊及突破——以冤假错案的防范为视角

疑罪从无在司法实践中贯彻乏力,原因在于司法人员司法观念陈旧,我国法律对疑罪从无的规定和现有的司法机制不利于疑罪从无的实现。真正贯彻疑罪从无,必须完善法律,更新观念,理顺公安司法机关的关系,必须明确,侦查机关和公诉机关也负有执行疑罪从无的不可推卸的责任。主流媒体的宣传工作要依法进行,避免造成有罪推定,成为疑罪从无的阻却因素。

认罪案件庭审证据调查方式的特殊性论理

证据调查方式于认罪案件和不认罪案件的法庭审理之中实然有别。两类案件的庭审证据调查不仅在方式、内容的选择建构上存有区别,而且在供证之间的主次逻辑上差异明显。认罪案件的庭审证据调查之所以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复杂性、复合性和特殊性特征,其中既有传统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与转型时期协商性诉讼模式相互竞合的深层因由,又有简化审理程序之确认式庭审样态的外化呈现需要,以及对以"共识性正义"为内容具有未来面向之诉讼目的建构观的关照考量。在此类特殊性因由的深刻影响下,我国当下认罪案件法庭审理呈现出以职权讯问与阅读案卷笔录的特定方式实现对于认罪认罚事实基础的审核、查验,确立以形式审查与实质审查相结合的笔录类证据审查模式,以及注重法庭审理对于认罪口供之实质印证等多重实践特征。

从证据确实充分到排除合理怀疑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53条第二款对我国的证据确实充分标准进行了界定,首次将排除合理怀疑引入,丰富了证明标准的内涵,理论上和司法实践中都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通过对不同法系及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刑事案件证明标准进行比较和梳理,对如何理解和适用刑事诉讼法第53条"证据确实充分"标准及"排除合理怀疑"标准进行了分析。提出正确把握"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必须遵循的逻辑规律,并就进一步构建和完善刑事案件多层次证据与证明标准做出进一步的思考。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侦查讯问中的适用情况研究

随着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应运而生,目的在于简化诉讼流程,提高司法资源利用效率。以杭州市某公安分局的200起刑事案例为研究对象,得出当前侦查讯问中适用认罪认罚存在律师辩护帮助缺失,供述自愿性、真实性难以保障,证据证明标准降低以及量刑建议不一等问题,应该从发挥值班律师的作用、坚持证据证明标准不降低、健全监督机制以及加强量刑规范化四个方面来完善改进措施。

论主观化证明于认罪案件中的司法适用

基于严格的证据裁判的客观立场,我国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较为排斥推定、情理推断、经验法则等主观化证明方法,严格限制事实审理者采取建立在相对自由之经验主义立场之上的主观判断与心证形成方法。而作为证据裁判原则实现的特定路径可能,主观化证明与客观化证明均为有效且可行的证明方式,两者分别契合于不同的证明逻辑与实践惯性。主观化证明的司法适用不仅可以作为印证证明的有益补充,弥补印证证明方法本身所具有的僵化性,而且能够契合认罪案件于诉讼模式、诉讼程序、诉讼目的以及诉讼证明层面的特殊性因由。为有效走出我国当下认罪案件法庭审理之中主观化证明所呈现出应然可用与实然在用,慎用、需用、误用与滥用并存的“矛盾化”现实镜像,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亟待在转变诉讼理念,正视心证司法功用,完善主观化证明所需的配套制度保障的同时,合理划定主观化证明的适用前提,明晰方法适用的合理性检验标准,从观念、规范、程序、制度等多重维度,积极探索出主观化证明于我国当下的认罪案件法庭审理之中如何优化的“通幽曲径”。

重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程序问题研究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范围呈扩展趋势,重罪案件所占比例逐步提升。然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程序设计具有同质化的特征,未能有效识别重罪案件适用的特殊性。重罪与轻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程序的价值取向应有所区别,前者着眼于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鼓励引导被追诉人自愿如实供述等,但其节约司法资源、提升诉讼效率的价值受限。在律师参与、证据制度、量刑建议和庭审程序等方面,重罪案件认罪认罚从宽程序应呈现一定的独特性或有其侧重关注点,具体内容上应趋向于人权保障和错案风险防范。当前,重罪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范围扩大与制度供给明显不足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这也意味着需要在案件类型化基础上对认罪认罚从宽程序进行改革。

证据裁判视角下刑事错案的生成与防治

有效防治错案是当前各国立法和刑事司法实践的共同目标。在我国,许多错案生成的主要原因在于证据问题:它们均或多或少地违背、忽视证据裁判原则及相关的证据制度和规则。本文以近10年全国范围内改判无罪的30起典型刑事错案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证据问题的量化分析,找出错案的内在生成机理,并由此探寻错案的防治路径。打破传统的"侦查中心主义",积极建设"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依据相关证据制度和规则,有助于促进错案防治机制的规范化、系统化、实质化。

普通刑事案件简化审的问题与破解

普通刑事案件简化审的推行,固然提高了诉讼效率,但由于相关配套制度的缺失以及理解上的偏颇,运行中遇到许多实际障碍,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实体利益常常得不到有效的保障。一些问题看似技术性的,折射的则是公正与效率的平衡与选择。简化审的前行,应针对运行中的薄弱环节,通过普遍的证据开示制度、法律援助制度以及实体刑法的呼应,使之进一步完善。

论“根据在案证据裁判规则”

作为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创设出的一条全新的裁判规则,“根据在案证据裁判规则”一方面承载着消解证据裁判原则过度客观化等功能,另一方面则承载着如何有效识别在案证据不足,如何理顺补充侦查、庭外调查核实、撤回公诉与疑罪从无等多重疑案处理方式之逻辑关系功能。为有效激活“根据在案证据裁判规则”的司法适用,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当以恢复人民法院对于公诉案件的庭前实质审查、确立完整的庭前证据开示制度等方式健全证据缺失识别机制,围绕补充调查之“必要”和“可能”两重维度明晰规则适用的具体标准与界限,基于规则项下“需要补充移送证据而检察机关未移送”的规范语义证成该规则在穷尽其他合法途径而未能化解事实认定疑难时方能适用的“断后”逻辑,借由合情推理模式补足我国当下单纯以增加证据分量为内容的事实之疑处理模式,并以确立证据妨碍规则、改革公安司法机关业绩考评体系等配套性制度安排,最大限度地保障事实审理者能够依照其理性判断独立、适时、审慎地作出既符合案件事实情境,又能够获得司法公信的事实裁断。

美国纽约州刑事证据开示制度改革——兼论认罪认罚前的证据知悉

为保障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真实性,认罪认罚前的证据知悉问题正为我国所关注。无独有偶,以辩诉交易普遍适用、错误定罪大量披露为背景,美国对认罪答辩前的证据开示问题也进行了持续性反思。近年来,美国各州陆续进行了大幅度的刑事证据开示制度改革,由“封闭卷宗模式”逐步向“开放卷宗模式”转型,其中以纽约州2019年4月1日通过的《证据开示司法改革法案》最具代表性。以“早期及全面证据开示”理念为指导,纽约州立法确立了全面的主动开示、分阶段的早期开示、认罪答辩的特别开示,并设置了保护令程序等配套机制,这为我国构建认罪认罚前的证据开示制度提供了饶有价值的借鉴样本。

疑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法理基础

在疑罪案件中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可以提升刑事诉讼效率,预防和减少冤错案件的发生,促进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机制的完善,使现行司法实践中游走在刑事法律边沿的各种"交易"规范化,减少社会对抗,促进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在疑罪案件中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符合正义的基本要求,也区别于西方的辩诉交易,不违背刑法的基本原则,不违背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基本理念,具有合理性。在疑罪案件中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应当遵循最后性、自愿性、比例性、例外性、遵守刑事法基本原则等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