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化进程、融资约束与现金持有价值

选取我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2013—2021年财务数据为样本,运用固定效应模型检验市场化进程对企业现金持有价值的影响及其渠道机制。研究得出:市场化进程对现金持有价值具有显著负向效应,并且融资约束起中介效应;异质性分析中发现在投资者保护度较低、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以及企业成长性较高时该效应更明显。进一步研究得出,现金持有水平还有利于缓解企业的经营风险,促进经营业绩。渠道机制表明持有高额的现金能够发挥预防性功能,在市场化进程较低时可以提高现金持有价值;企业要制定较有弹性的现金持有政策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外部市场环境;对于持有现金政策的制定不可忽略融资约束这一重要中介变量。

考虑现金流和碳清缴周期的发电商电碳现货市场决策优化

为有效利用碳配额按年核算清缴带来的灵活性并形成满足现金流约束的电碳现货市场决策,在全年视角下研究了发电商电碳现货市场每日决策问题。首先,考虑各种经营活动的结算周期,建立带有现金流约束的电碳市场全年视角随机决策模型;然后,采用混合时间步长建模,在能够描述现金结算周期的前提下减少决策变量,并将多阶段随机优化模型简化为两阶段随机优化模型以便于求解;最后,通过增加碳市场单向交易规则解决传统两阶段模型在第2阶段频繁投机交易的问题,增加碳市场择时交易规则以解决两阶段模型对未来购碳成本预期偏低的问题。算例分析表明,所提决策方案能够有效降低发电商购碳成本并提高全年整体收益,同时保障了现金流安全。

行业内技术溢出效应与企业R&D投入

企业的研发活动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微观基础。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行业内的技术溢出效应越来越明显,技术溢出对企业研发活动的影响成为近些年研究的热点话题。基于2010-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了行业内技术溢出对企业R&D投入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直接效应分析表明,行业内技术溢出显著促进企业R&D投入,且高行业内技术溢出水平比低行业内技术溢出水平更能促进企业R&D投入;传导效应分析表明,行业内技术溢出可以通过增加企业现金持有量和提高产品市场竞争两个内外部机制提升企业R&D投入;进一步的政策效应研究表明,政府研发补贴显著增强了行业内技术溢出对企业R&D投入的正向影响。上述研究结果对行业内技术溢出产生的经济后果做了拓展,为增强行业内技术溢出效应达到促进企业增加R&D投入提供了理论依据。

个税税负、市值管理与高管减持——基于股权激励配套措施的研究

近年来,股权激励办法在实践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出现了公司高管认为行权后的税收负担偏重、纳税期限较为紧迫等问题。理论分析表明,现行股权激励办法与财税管理细则存在不一致,这种高管自身现金流入与纳税现金流出时点的不匹配可能会影响股权激励的实施效果。基于股权激励实践现状,以2010—2018年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税收待遇对公司高管的盈余管理动机和股票减持行为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公司高管的盈余管理行为主要受到股权激励强度和个人所得税税负这两个因素的影响:给定相同的股权激励强度,公司高管的预期税负越高,其使用盈余管理规避个人所得税税负的金额可能就越多,公司高管在解锁日面临的应纳税额越高,其在解锁日后6个月内减持股票的金额可能就越多;给定相同的应纳税额,税收征管强度越高,高管减持股票的金额可能就越多。建议在股权激励办法及配套措施中规定,对经税务局核实确有纳税困难的公司高管适当延长纳税期限,或者将目前高管出售股票时只征收资本利得税的办法改为根据持有股票的时间长短征收不同的税(即短期征收个人所得税,长期征收资本利得税),以此来遏制公司高管提前套现离场的倾向。

可持续城市更新的模式研究与政策建议——基于市场理性和社会理性的分析

文章从更新主体立场的三元性入手,基于对资产模式和现金流模式分析,指出市场理性选择按照“投资—建设—运营(出售)”完成城市更新的资本循环;基于对保留、修复原社群与新、旧社群更替两种社会更新方式的研究,指出社会理性选择按照“社群再生—场景营造—‘生境’培育”完成城市更新的社会循环。文章提出可持续的城市更新应耦合资本循环与社会循环,认为城市更新的政治理性应基于市场理性和社会理性,通过各项政策干预,平衡更新中的市场选择与社会选择,促进城市更新对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的双线带动。

商业银行竞争与企业现金持有水平——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经验证据

文章以2010-2019年中国制造业企业和商业银行为研究对象构建银行竞争度衡量指标,发现商业银行竞争的加剧能够显著降低制造业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作用机制检验发现,代理冲突在商业银行竞争对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对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和所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的企业来说,商业银行竞争对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更为显著。文章对商业银行竞争与企业现金持有水平关系的分析丰富了商业银行竞争的影响研究和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因素研究,为改善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融资难等问题提供了经验证据。

行政审批改革与企业现金持有——以行政审批中心设立为准自然实验的分析

在我国优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背景下,本文以各地行政审批中心的设立为准自然实验研究了行政审批改革对企业现金持有的影响。研究发现,改革后企业的现金持有显著增加。机制分析发现,改革后企业面临更激烈的市场竞争并拥有更多投资机会,因此它们基于预防动机增加了现金持有。异质性分析发现:(1)行政审批中心的设立年限对企业现金持有的影响最大,进驻部门数量次之;(2)改革显著增加了企业对现金而非现金等价物的持有;(3)改革对高融资约束和低市场化水平地区的企业现金持有影响更大。进一步研究发现,改革后:(1)企业边际现金持有的市场价值提高;(2)企业新增投资额增加,投资不足缓解;(3)企业的整体市场价值增加。研究表明,政府职能是影响企业现金持有的重要外部因素之一。本文对我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以更好地协调“有形的手”和“无形的手”共同增进社会福利具有一定的启示。

客户集中程度、外部审计与现金股利

高客户集中企业基于顾客满意度展开市场竞争,进而影响外部审计质量。基于信号传递理论,选取2016—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探究客户集中度对现金股利的影响以及产生机制。研究发现,客户集中度对现金股利存在负相关影响,客户集中程度对外部审计质量呈现显著正相关影响,外部审计质量对客户集中度影响现金股利的程度具有促进作用。基于研究结论,提出对策建议,以期在企业财务决策时平衡大客户的治理效应和风险效应之间的关系,寻求客户正向效应的最大化。

金融市场稳定与企业流动性管理——基于股价崩盘风险视角的经验证据

金融市场稳定是影响企业流动性管理的重要因素。本文以2003年至2016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用现金持有量和企业股价崩盘风险分别度量企业流动性和金融市场的稳定情况,实证研究股价崩盘风险对企业现金持有的影响。研究发现,股价崩盘风险升高时,企业会增加现金持有且现金持有价值更高,验证了现金持有的“权衡理论”。在区分产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等差异后,发现股价崩盘风险对企业现金持有量和现金持有价值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的时期更显著。因此,公司应提高自身的流动性管理水平,政府应拓展民营企业的融资渠道以缓解其面临的融资难和融资贵等问题。保持政策的一致性和连续性,以降低由于经济政策波动而产生的对于微观企业行为的影响。

中美棉花期货与现货价格传导关系比较分析

为了评价我国棉花期货市场发现价格功能发挥的程度以及对现货市场的影响,利用共聚合法、误差修正模型、格兰杰因果检验、方差分解和脉冲响应函数等对中美棉花期货市场和现货市场之间的价格传导关系进行比较研究。结果表明:中美两国国内棉花期货价格与现货价格之间均存在双向引导关系和长期均衡关系;中美棉花期货市场在发现价格功能中均处于主导地位;在棉花市场价格长期变化中,我国期货市场的信息份额为79.20%,略大于美国的信息份额(73.72%),我国棉花期货市场发现价格功能的发挥稍领先于美国,棉花期货市场运行状况良好。

现货市场与期货市场微观结构比较研究

证券现货市场和期货市场的微观结构是不相同的,在考虑交易成本和卖空限制条件下研究了拥有特定证券信息的知情交易者在这两个市场中的交易策略,以及相应的做市商和未知情策略交易者的交易策略.通过上述研究比较了现货市场与期货市场微观结构的不同.

市场化进程与现金股利政策：治理效应抑或缓解融资约束？

市场化进程在整体推进的同时,各地区之间发展程度却不平衡,从而使公司所处的治理环境或面临的融资约束存在差异,进而导致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体现出不同的特征.本文以A股上市公司2005～2011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在实证检验中国上市公司所在地区间市场化程度差异对现金股利政策影响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市场化进程影响现金股利政策的具体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市场化程度越高,公司现金股利的支付倾向和支付水平均越高;市场化进程对现金股利的影响主要源于市场化进程的缓解融资约束效应.

中国农产品期货市场有限套利的证据

通过构建期现差价、期期差价与持有成本变量之间的回归模型和VAR模型,利用2004年1月—2014年1月中国玉米、强麦、棉花、黄大豆二号期货与现货价格日序列资料进行的回归分析和Granger因果检验发现：50%以上的单个合约期现价差率与市场利率、合约到期时间的变动关系与套利决定论不符;14%~60%的单个合约期现价差率与合约到期时间不存在显著关联或反相关;玉米、棉花期货的连续合约期现价差率、期期价差率与市场利率变动反相关;市场利率既不是这四种农产品期货连续合约期现价差率变动的Granger原因,也不是期期价差率变动的Granger原因。这些证据表明中国农产品期货市场套利不充分,应更重视预期在农产品期货价格形成中的作用。

创业板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分配倾向:市场需求还是股东需求?

选取2009～2010年间189家创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市场需求和股东需求两个视角,对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相较之从股东需求视角进行研究的代理成本理论的解释,基于市场需求的迎合理论可以更好地解释创业板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分配倾向的现状。创业板上市公司中并不存在大股东的掏空情况,公司倾向分配现金股利的原因在于迎合市场中投资者对于现金股利的需求。

机构投资者治理与公司现金持有价值

本文以中国2003—2011年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考察了机构投资者对企业现金持有价值的影响，研究发现，就整体层面而言，机构投资者并没有对现金持有价值产生显著的影响。然而按市场化程度高低分组来研究机构投资者的公司治理效应，发现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环境下，机构投资者持股能够显著提高公司现金持有价值；而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环境下，机构投资者持股反而损害公司现金持有价值。这一结论说明，只有在合适的制度环境下，机构投资者的积极治理效应才能得以充分发挥。这一实证结果也为中国当前正在深化的市场化改革以及实施的机构投资者战略提供了直接证据。

市场化进程、管理层权力与公司现金持有

股东与管理层的代理冲突是影响公司现金持有的关键因素,管理层权力的大小又体现了股东与管理层的代理冲突程度。本文运用2006-2010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基于市场化进程的制度背景,实证检验了管理层权力与现金持有的关系。研究发现,管理层权力显著提高了上市公司的现金持有水平,但由管理层权力导致的高额持有现金产生了负面的价值效应,管理层权力对现金持有的影响与企业所在地区的市场化进程相关,市场化进程能够降低管理层权力与现金持有水平的正相关性,并进一步弱化管理层权力导致的高额持有现金的负面价值效应;进一步检验表明,权力强大的管理层所持有的高额现金恶化了公司过度投资,而市场化进程能够抑制管理层利用权力持有大量现金进行过度投资的行为。

高额现金股利分配的原因分析——基于沧州明珠的案例研究

运用案例研究方法,从沧州明珠高额现金股利分配入手,对我国一些上市公司高额现金股利政策进行了深入剖析。研究发现,从利润流和现金流角度分析,沧州明珠均属于非理性派现,但派现后市场反应平淡,既没有热捧,也没有负面反应。公司派发高额现金股利根源在于限售股股东放弃一些对于非限售股股东而言净现值大于零的项目,从而发放高额现金股利,达到加快回收其投入资金的目的。

基于DID模型的股利监管政策效应分析

本文以2006年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出台后市场反应的观察为切入点,采用单变量分析和双重差分法检验股利监管政策对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2006年之后总的现金股利支付水平并没有提高,政策效应不显著;采用DID模型对有股权再融资的上市公司进一步探究,发现其每股股利有降低的趋势,该政策并没有对上市公司发放现金股利产生明显激励效应,未产生政策的预期效果。

中国棉花期货和现货市场的价格关系研究

期货市场和现货市场之间的价格发现功能一直是监管部门和投资者十分关心的问题。本文借助信息共享模型、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等方法,对中国棉花的期、现货市场间的价格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定量刻划了期、现货市场在价格发现中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棉花期、现货价格之间存在显著的双向引导关系;二者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期、现货市场都扮演重要的价格发现角色,期货市场在价格发现中处于主导地位。

现金持有量决策具有战略效应吗?——基于现金持有量的平均效应与区间效应的研究

文章根据掠夺理论来考察现金持有量是否具有增加产品市场业绩的战略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就平均效应而言,现金持有量能够增加企业的产品市场业绩;就区间效应而言,现金持有量的战略效应呈现出随着现金持有水平的提高而逐渐增加的趋势。进一步地检验结果表明大量持有现金引起的投资是造成现金持有量的区间效应呈增加趋势的主要原因,且最终也增加了企业价值。文章还发现行业的竞争强度以及整体财务状态也会影响现金持有量的战略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