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设赌场罪的司法扩张与理论限缩

当前,开设赌场罪构成要件中,对于开设实体赌场的认定有司法适用扩张之嫌,应当予以理论限缩。在主观目的上,司法机关倾向于将“明知”开设供他人赌博的场所等同为开设赌场,应限缩“明确知道”的适用范围;在客观开设赌场行为上,赌场的语义射程边界呈不当的扩张趋势,应将刑法上的“赌场”含义与行政法上的“为赌博提供场所”进行区分,对赌场的综合认定不要求以营利为目的;在违法所得的认定上,应不包括正常收取的场所和服务费用,将“抽头渔利”作为违法所得认定的关键因素。

网络赌博犯罪的罪名体系与法律适用

随着一系列司法解释的出台和《刑法修正案(十一)》的立法修订,我国网络赌博犯罪的罪名体系日益完备,但与此同时其罪名关系和法律适用也越发复杂。赌博罪和开设赌场罪构成一般法条和特别法条的法条竞合关系,网络语境下两罪的界分不仅应强调赌场概念的高度组织性和对外开放性,而且应注重开设行为的经营性特征。赌博罪和组织参与国(境)外赌博罪同样构成一般法条和特别法条的法条竞合关系,对仅仅组织在线参与国(境)外赌博的行为,出于法律适用明确性和罪刑均衡的考虑,原则上仍按照赌博罪论处较为妥当。开设赌场罪和组织参与国(境)外赌博罪存在行为性质上的差异,但当行为人通过组织参与国(境)外赌博行为的方式来经营赌场时,仍可构成开设赌场罪和组织参与国(境)外赌博罪的法条竞合,开设赌场罪作为特别法条应优先适用。

网络赌场中“代理人”的主从犯认定

目前,由于司法实践混淆了正犯与主犯的区别,从而错误地将网络赌博网站的代理人一律认定为开设赌场罪的主犯,只要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就一律适用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的法定刑,导致此类案件的处罚明显偏重。但这样的做法并不符合共同犯罪责任分配的原理,不利于实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是一种极端的司法立场,应给予纠正。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把网络赌博网站以及纵向的上下级代理人之间看成是一个连锁共同犯罪,在连锁共同犯罪整体中,必须根据赌博网站的建立者、经营者与纵向上下级代理人的不同层级、权限大小、发展下线代理人数或者会员人数、获利金额以及是否享有赌博网站的股份或者分红等作用因素,判断其在整个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的大小而区分为主从犯。其中,赌博网站的建立者、经营者以及享有网站股份和分红的较高级别的代理人认定为主犯,而将那些较低级别的代理人,尤其是那些只直接面向注册会员的最低级别且对网站不享有股份和分红的代理人认定为从犯,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才能实现刑罚的差异化、均衡性和公正性,才能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论体育赌博的法律规制与基本对策

体育赌博具有深刻的社会、行业背景及复杂的特点,有效防治是困扰全球的难题。境外对体育赌博的刑事政策有完全合法化、有限合法化和非法化三种,在立法与实践中制定专门的反赌博法律和体育犯罪罪名,建立协调机制多措并举等。我国已初步建立起行业自律、行政法规和刑事法律的反体育赌博法律体系,加大了法律规制力度,还应采取以下基本对策:深化体育改制转变管理运作模式,强化网络、金融和电信等部门监管职能,加强跨国境与全球化协作,着力发展体育彩票事业和加大宣传教育力度。

从一则案例看开设赌场罪的司法认定及立法完善

赌博作为一饱受诟病的不良文化现象,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法学、社会学等理论领域和刑事司法实务界对禁止赌博、赌博行为入罪处罚的研究也从未停止。但现有的法律规定和理论研究在如何界定开设赌场罪及开设赌场罪的共犯等问题上仍存在分歧,司法实践中对此类犯罪的认定处理也不统一。拟从一则案例入手,分析开设赌场罪的司法认定,并提出对开设赌场犯罪的立法完善意见。

赌博机犯罪案件情况分析及预防对策

近几年来,赌博机犯罪案件数量显著上升,高不捕率、高捕后轻判率矛盾突出,与此同时,赌博机犯罪案件数量继续呈上升趋势,赌博游戏机渗透到人们尤其是外来务工人员的娱乐生活中,在造成财产损失的同时诱发其他多种违法犯罪行为。执法、司法机关有必要进一步协调、统一认识,从法律适用、执法司法、社会管理手段等方面开展工作,以有效打击街面赌博机犯罪。

网络赌博犯罪现状分析与法律探讨

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和普及,网络犯罪接踵而来。网络空间最大的特征是其虚拟性,利用网络犯罪的行为和造成的后果却是客观存在的、应给与否定评价的现实实际。网络赌博犯罪中,网络因素的介入,使得传统赌博犯罪的构成要素、表现形态有了新的样态。网络赌博犯罪活动越来越猖獗,已经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秩序。传统刑法理论如何应对网络赌博犯罪的冲击,摆脱适用的尴尬局面,是研究网络犯罪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

开设地面赌场罪与聚众型赌博之区分

开设地面赌场罪与聚众型赌博罪之间的区别在于赌场与赌博场所的不同。赌场有赌博场所本身不具有的自动吸引性、持续性和控制性特征,这三点特征既是划分赌场与赌博场所差异的关键,也是认定开设地面赌场行为是否构罪的核心。开设地面赌场行为是否构罪并不需要考察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营利的目的;赌场的经营不需要具有固定性特征;《关于办理网络赌博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不能适用于开设地面赌场罪。

微信群聊赌博刑事案件的法理解析

大数据显示,利用微信群聊赌博行为通常被认定为重罪即开设赌场罪而非轻罪即赌博罪,这种以重罪化震慑潜在犯罪人的裁判倾向是受预防性刑法观影响的结果。预防刑法对激活刑事立法的犯罪治理功能具有重要指导作用,但在刑事司法中却不可恣意扩张。有关开设赌场罪的最高人民法院第105号和第106号指导性案例指示了控制性和持续性要素,但并未明确阐释具体认定规则。利用微信群聊赌博行为构成开设赌场罪的,应符合类型化的标准,即行为人建立微信群的营利性、行为人对微信群的支配性和微信群的开放性。

境外开设赌场犯罪研究——以“5·15”开设赌场案为例

境外开设赌场是近年来中国公民境外常见多发的一种犯罪,犯罪分子大多是来自内地经济欠发达地区的20—30岁的年轻人。中国公民境外开设赌场犯罪以跨境形式居多,并呈现出线上线下结合、上下游犯罪结合、境内境外结合、涉案金额巨大等特征。诱发中国公民境外开设赌场犯罪的因素有赌性复燃膨胀及境外赌博合法化等多种因素。治理中国公民境外开设赌博犯罪需从提高认识、完善立法、建立联动预警机制、强化行业监管、依靠科技提升侦查破案能力等多方面着手。

网络赌博中开设赌场罪的若干问题探讨

网络赌博犯罪是新型犯罪方式,其中利用计算机网络开设赌场罪呈高发趋势,只有充分认识网络赌博中开设赌场罪的特点,才能对此罪作出准确的界定。司法部门在打击网络犯罪的同时,还应当采取各种措施预防犯罪。

非典型网络开设赌场行为的刑法适用

传统犯罪在网络空间的兴起和发展是信息化时代的一种犯罪常态。借助发达的信息网络技术,当前我国网络赌博犯罪呈现出严峻态势,其中又以网络开设赌场犯罪较为常见。建立"赌博网站"或"赌博微信群"是典型的网络开设赌场行为,赌博游戏软件在运营中因违规操作而为他人赌博提供平台的,属于非典型的网络开设赌场行为。非典型网络开设赌场行为的刑法适用,要贯彻企业家保护政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以及赌博违法犯罪治理政策。在非典型网络开设赌场行为的刑法定性中,开设、赌博、赌场、抽头渔利是核心要素。关于非典型网络开设赌场犯罪的量刑,要侧重从社会管理秩序、赌博游戏软件的属性以及行为人开发该软件的目的等方面对案件的不法程度和责任程度进行实质评价,不宜采用传统开设赌场罪的量刑思维和"赌博网站型"开设赌场罪的量刑标准。

组织利用微信红包赌博行为的定性——开设赌场罪与赌博罪的权衡

《刑法修正案(六)》的颁布,引发了开设赌场罪与赌博罪的区分争议,至今仍无定论。关于网络赌博司法解释的颁布首次具体规定了关于"开设赌场罪"的相关内容,而微信红包赌博犯罪的出现,给网络赌博犯罪的认定带来了新的挑战。司法实践中对组织利用微信红包赌博的裁判结果仍是赌博罪与开设赌场罪并行,两派支持论者各执一词。然从"赌场"应具有的以赌博为存在价值、专人控制性和参与人员不特定等属性以及"开设赌场"应具有的"营业性"等属性分析,组织利用微信红包赌博以微信红包群为赌博平台,针对社会不特定人员开放实施具有专属控制性的赌博活动,符合开设赌场罪的相关犯罪构成,应以开设赌场罪定罪处罚。

微信群抢红包赌博的罪名界定标准探析

目前,微信群抢红包赌博犯罪日益猖獗,加之开设赌场与聚众赌博行为相似,刑法规制陷入了开设赌场罪与赌博罪的界定困境。"赌场"仅指赌博的场所,是开设赌场和聚众赌博的行为载体,网络"赌场"不限于赌博网站,所有能进行赌博活动的网络空间均在其列。有输赢之分的微信群抢红包行为属于赌博行为。"以营利为目的"是开设赌场罪与赌博罪的必备要素,不能作为两罪的区分条件。管理性标准是区分聚众赌博与开设赌场性质的关键,以管理赌场的运营规则、赌场人员的具体分工、赌场的持续经营三个要件综合判定。行为人带有营利目的,于微信群抢红包赌博,符合管理性标准,应定性为开设赌场罪,不应认定为赌博罪。

“杀猪盘”犯罪案件的定性与处罚——同案不同判引发的思考

“杀猪盘”案件是近年较为流行的新型电信诈骗犯罪。对于“杀猪盘”案件的定性和处罚,司法实务中存在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原因在于,司法机关极少细致地研究“杀猪盘”案件的行为特征,未能准确把握诈骗罪的行为构造,也忽略了开设赌场罪的保护法益,最为关键的是没有充分评价案件的不法事实,最终导致案件的处理结论有失偏颇。“杀猪盘”案件存在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行为一是建立赌博网站并接受投注,成立开设赌场罪;二是通过操纵赌博结果骗取财物,成立诈骗罪。行为人先后针对不同的法益实施了两个内容完全不同的行为,因而不可能构成想像竞合犯;由于前后两行为欠缺类型关联性,所以也不属于牵连犯。为了充分评价案件的不法事实,避免量刑失衡,对“杀猪盘”案件应当以开设赌场罪与诈骗罪进行数罪并罚。

网络开设赌场案件若干问题研究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逐渐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传统的开设赌场犯罪逐渐由线下转移至网络,而且由于互联网开放性、普及性等特点,在网络上开设赌场既有大量的赌客,又有简单、快速的资金结算渠道,导致此类案件的社会危害性、影响力远超传统线下开设赌场犯罪。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出台了《关于办理网络赌博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对网络开设赌场案件的定罪标准、共犯的认定以及管辖问题等均进行了明确的界定。司法机关应当结合相关法律规定,准确认定此类犯罪。

开设网络赌场犯罪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从近年开设赌场犯罪案件情况看,受互联网技术、跨境交流等要素影响,此类犯罪已逐渐成为网络赌博犯罪的主要类型。针对网络赌场外观形式日益碎片化、境外网络赌场行为组织特征愈加明显的形势,司法机关在继续保持严惩态势的同时,也面临着罪名适用界限不清、量刑逻辑不明、出罪机制操作性不强等问题,有必要进一步改进法律适用技术,从网络犯罪的特点出发,突出开设赌场罪对组织网络赌博行为的惩治作用,在定罪量刑上形成由轻到重、由主到次的逻辑顺序。在犯罪治理层面,一方面可根据开设网络赌场犯罪案件涉案人员的特点,在有利于回归社会,减少社会对立面的层面,对具有从宽情节的特定人员适用相对不起诉,另一方面在相对不起诉与行政处罚相衔接时也要提高行政处罚的力度、广度,确保行为人罚当其过。

跨境赌博的犯罪化演变、要件解读与体系思考——以《刑法修正案(十一)》及澳门地区“洗米华”案为视角

在我国,聚众赌博或以赌博为业的,构成赌博罪;开设赌场的,则构成开设赌场罪。随着网络的代际演变及犯罪的网络异化,赌博犯罪开始呈现网络赌博的特征,跨境赌博也开始显现并愈演愈烈。各国(地区)对赌博的政策与态度迥异,跨境赌博愈演愈烈,严重侵害我国公民的财产权及我国的良好社会风气的制度。在刑法的框架内依法打击跨境赌博,对跨境赌博的惩治具有必要性,《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设了组织参与国(境)外赌博罪,事实上是对过去司法解释的一种否认;认定跨境赌博犯罪需以谨慎且准确,必须坚守罪刑法定原则,禁止类推及以释代法。组织参与国(境)外赌博罪与赌博罪、开设赌场罪可能构成竞合关系,按照法条竞合规则处理,以组织参与国(境)外赌博罪论处。对中国澳门或其他境(国)外从事赌博人员或赌博犯罪集团的跨境赌博犯罪,内在要求中国区际刑事司法协助或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等制度安排的开展深入研究。

对在住宅中开设赌场的认定分析

我国现行《刑法》对开设赌场罪只作了概括性规定,除了对网络开设赌场行为有较为明确的司法解释外,其他形式的开设赌场行为尚无可操作的定罪入刑规范。这种立法上的空白给司法机关侦办此类案件带来了认定上的困难,但这并不意味着面对此罪将束手无策,应当在不违反罪刑法定、禁止有罪类推的原则下,运用法律解释规则来明确本罪的定罪量刑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