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scussion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Knowledge about environment issues was introduced. The influence of pollution on human beings as well as ecosystem was analyzed. And the management of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nd the roles that both the local government and central government should play were discussed. Finally, the legislation and supervision for environment protection were put forward.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党政问责实证研究-——以第二轮问责公布结果为研究素材

环保督察是我国现代化治理的创新制度,具有行政督察和党内督察的双重性质。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党政问责是落实环保督察的有效手段。学界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及其党政问责机制做了深入研究,主要集中其制度特征、优势,但鲜有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中的问责为研究对象。通过公开信息渠道获取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问责数据,从问责对象、级别人数、问责情形等方面进行量化评估,有助于总结实践经验,提高问责效率。运用实证方法评估问责级别与问责情形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研究证明,部分问责情形与问责级别存在相关性。根据研究结论,可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问责对生态环境治理的影响以及对生态环境治理制度建设的影响。

中央环保督察的制度逻辑、反馈机制与中国式环境治理现代化——基于权力、责任与信息三维建构的解释框架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是生态文明建设和体制改革的重大制度创新。经过多年实践探索和发展完善,已逐步形成相对独立的制度逻辑。创新的实践成果需要创新的理论解释。结合文本分析和田野调查,研究提出了基于权力、责任与信息三维建构的解释框架,研究发现:①中央环保督察制度已形成了由自上而下的权力控制、自下而上的责任反馈和去中心化的信息聚合等三大机制构成的制度运行逻辑体系。②在制度运行的逻辑体系中,中央环保督察制度内部形成了两条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正向和负向反馈机制:正反馈机制以权力控制为出发点,中央权力调整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结构,通过信息聚合,提升制度和权力主体的合法性,实现有效治理;负反馈机制以责任反馈为出发点,地方政府落实的治理责任受到政治与行政压力过大,会产生“虚假整改”等无效治理现象;通过信息聚合,无效治理现象能够弱化制度和权力主体的合法性;由于负反馈机制的存在,正反馈机制不能脱离负反馈机制的影响而产生对权力控制的路径依赖。此外,因为负反馈机制再次被整合于正反馈机制的运行过程,所以不影响正反馈机制产生制度有效性。③从中国式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制度路径和价值目标关系角度看,国家环境治理体系不再以有效性与合法性的时空分离为前提。相对于“以有效性累积合法性”的一般路径,具备正反馈和负反馈机制的督察制度开创了合法性与有效性“同置”的新路径,提升了制度认同性和稳定性,丰富了中国式环境治理现代化的权力制约监督模式;中央环保督察的制度逻辑体现了生态、民生福祉与高质量发展的一致性,更加契合新时代中国式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需求;就中央环保督察制度的地位和功能而言,它已经成为实现中国式环境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制度手段。

我国地下水生态环境保护项目入库方案技术要点探讨

水污染防治项目储备库建设是解决地下水突出问题、确保完成地下水生态环境保护目标和任务的重要举措.入库方案技术成熟度是项目通过率最大的影响因素.本文首先梳理总结了地下水生态环境调查评估、地下水污染防控修复(含废弃井封井回填)和地下水环境监管能力建设三类项目入库时存在的实施方案目标不明确、缺少因地制宜的具体方案、不满足相关技术文件要求、缺少前期工作基础等问题.然后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具体建议:①调查评估类项目应明确因地制宜的工作内容和工作量,成果支撑环境管理或后续风险管控修复措施,高度重视全链条质量控制;②监管能力建设类项目应充分整合评估现有可用监测井,建设完善地下水环境监测网,明确地下水环境监管信息化需求,探索构建智能高效监管平台,聚焦地下水环境监管短板,提升地下水监管软硬件能力;③防控修复类项目应明确地下水污染防控修复必要内容,优先采用工艺成熟、低成本、绿色低碳化的管控修复技术,充分体现“源−路径−受体”的系统整治思路,复杂地下水污染区探索建立分区分级管控与修复集成模式.最后从完善技术指导文件、联合不同部门积极探索可复制和可推广的技术模式以及统筹谋划重大项目等方面提出入库建议,以期为提高地下水生态环境保护项目入库质量提供技术支撑.

中央环保督察对城市空气质量改善的政策效用评估——基于DID双重差分法分析

使用2012-2022年中国220个地级市的PM2.5、PM10、NO_(2)、SO_(2),的年均浓度值作为被解释变量,以是否为污染防治重点城市划分试验组与对照组,利用双重差分法检验中央环保督察对城市空气质量的影响,并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检验分析结果的稳定性。研究发现:中央环保督察可以显著降低污染防治重点城市的PM10、SO_(2)和PM2.5的年均排放浓度,减少各项污染物排放量,改善城市空气质量。建议因地制宜开展环境治理工作,同时根据每个城市的实际情况确定督察工作的重点,对不同地区确定不同的空气环境治理目标。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的生成逻辑、运行机理与发展进路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也是贯通党政协同环境治理的重要制度载体。在“常规型—运动型”国家治理整体结构中,基于存量环境监管制度改革的内生动力与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外部回应,国家在顶层设计层面推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以实现环境治理的有效性与持续性。以制度运行过程为逻辑主线,可以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划分为启动、实施、整改、问责四个运行阶段,每个运行阶段的制度设计均兼具常规型治理机制与运动型治理机制的双重特征。随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稳定运行与长效机制建设,其制度定位应实现从“赋能”向“融合”转化,并通过自我设限与政府主导的组织化路径解决与既有制度的衔接问题,通过资源整合与信息互动的法治化路径实现制度自我完善。

中央环保督察、绩效考核压力与企业“漂绿”

本文将2016年首轮施行的中央环保督察制度视为一次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DID)考察该制度对企业“漂绿”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中央环保督察显著降低了被督察地区污染企业的“漂绿”水平,但因传统政绩观的惯性影响,经济绩效考核压力会弱化该制度的微观政策效果。进一步分析发现:环保督察期间,地方政府主要通过加强环境执法促进企业改善环境信息披露;企业“漂绿”水平的降低仅在法治化水平高、行业竞争度高以及媒体关注度低和非政治关联的样本中显著;兼顾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政绩考核机制有助于克服传统政绩观对该政策的负面影响。本文丰富了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环境行为的影响研究,为进一步落实和完善中央环保督察制度提供了理论启示。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何以生效?——基于弱排名激励视角的实证分析

中国环境治理遵循以强激励为核心的压力型体制治理逻辑,但压力型体制并没能如预期发挥作用,环境治理中实际呈现“弱排名激励”逻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中国环境治理场域下解决中国治理难题的重要实践。该研究从“弱排名激励”逻辑出发,利用2014—2018年28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探讨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实施对地方环境治理行为逻辑的重构作用,并分析作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两大抓手的政治晋升(实现央地激励相容)和公众参与(改善央地信息不对称)在其中所发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实施后,地方环境治理呈现“环保资格赛”的强激励逻辑,且上述结果仅发生在低财政激励地区;②基于经济考核的政治晋升压力弱化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政策效果,央地激励相容现状仍不容乐观;③涉及大气污染的公众参与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实施效果起到强化作用。结合实证分析结果,该研究就如何完善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从激励层面、信息层面提出政策启示。

国家治理视域下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制度协同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是党中央、国务院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及生态文明法治体系化作出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体现了国家治理现代化所要求的在党的领导下多元主体合力共治的重要特质。目前,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形成了纵向压力传导、横向多部门联动的网状治理结构,但该制度在实施中会与已有的环境执法、环境司法等治理环节发生一定的“碰撞”,需要解决制度协同的问题。基于系统的理论与方法,可以明晰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与环境执法、环境司法等相关制度的协同性规则,重点围绕信息资源、证据资源以及程序等领域形成联动机制,构建相关制度相互支持、互相配合的多元共治结构,以实现环境治理效能最大化。

中央环保督察的微观治理效果评估——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随着中国环境保护力度加强,环境污染问题得以改善,但地方政府以及企业经济利益与环境保护的矛盾并未真正化解,而中央环保督察制度为此难题提供了解决思路。为探究中央环保督察能否以及如何影响微观企业的环境行为,基于2011—2019年披露排污费信息的225家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第一,中央环保督察能够在短期内显著提升企业环境绩效;第二,中央环保督察对国有企业、水污染类型企业、环境规制较弱地区的企业以及竞争程度较强行业的企业存在显著环境绩效提升作用;第三,中央环保督察通过增强地方环保压力、促进社会监督影响企业环保行为,却未能显著提升公众环保意识。上述研究为中央环保督察的有效性提供了微观证据,对其制度和治理手段的完善提供了政策启示。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实施成效、问题甄别及对策建议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是党中央、国务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项重大制度安排,也是一项重大改革举措。在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实施进展进行回顾的基础上,系统分析了制度实施7年以来,在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社会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增强以及区域产业发展质量提升等方面取得的成效;剖析了督察制度实施中存在的问题,从五个方面提出了完善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的对策建议,即总结提炼督察实践经验,实现督察标准化;加强督察队伍能力建设,强化执行精准化;建立督察工作长效机制,促进督察规范化;创新生态环保督察方式,提升督察公信力;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体系,推进督察法制化。

地方政府生态环境问题整改何以低效?——基于中央环保督察集中通报典型案例的质性分析

中央环保督察作为国家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的监督保障机制,对于优化地方政府生态环境治理机制、增进生态环境治理效能具有显著作用。运用NVivo 12.0对64份中央环保督察集中通报典型案例文本进行质性分析,旨在认识地方政府生态环境治理的共性问题,提炼影响地方政府生态环境问题整改的关键因素。研究发现,理念认知、政策质量、管理过程和政府责任等四类因素,内嵌于地方政府生态环境问题整改的全过程,深度影响地方生态环境治理成效。“理念-政策-管理-责任”影响因素模型有助于阐释地方政府整改行为偏差产生的内在机理。据此,地方政府应从重塑环保理念、推进多元化机制建设、规范管理过程和健全系统化责任体系等方面,探寻生态环境有效治理的路径。

基于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四川省生态保护政策建议

立足四川重要生态屏障地位,分析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指出的问题和关注趋势,将四川省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指出的问题与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公开典型案例进行了对比,发现生态破坏类问题占比最多,总结分析了生态保护与发展、安全边界、自然保护地、监管执法四方面的问题,提出构建“生态安全屏障体系”“生态价值转化体系”“生态保护制度体系”三大生态保护修复政策体系,并进一步给出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加快建立生态价值转化体系、提升生态环境现代化治理能力等具体建议。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进驻行为的政策效应及反思——以西部地区空气污染治理为例

采用精确断点回归法对2015—2022年我国西部地区的12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覆盖的地级市日度数据进行分析,以探究中央生态环保督察进驻行为的政策效应。研究发现:各轮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对西部地区的空气质量具有一定改善效果,对空气质量指数(AQI)的降低效果短期内较为明显,存在督察后污染反弹情况和延迟情况,持续效应不明显,在空气污染治理难度、治理能力、治理力度不同的地区呈现政策效应异质性,第二产业占比较低、人均GDP较高以及废气治理投资相对较高地区空气质量得到显著改善。结合分析结果,提出应进一步完善治污方式、健全中央生态环保督察运行机制、建立长效考核机制、平衡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关系等建议。

环保督察约束力与地方跨层级环境治理逻辑--基于S省P市的案例考察

党的十八大以来,环保督察逐渐成为中央层面环境治理的新手段,对提升跨层级的地方环境治理绩效具有显著作用。研究发现:中央环保督察具有任务政治化属性,对各级地方形成督办压力;突出问题与任务导向,对各级地方形成问责压力;突破行政层级和属地限制实现巡察全覆盖,对各级地方形成动员压力。面对环保督察“三重约束压力”,地方政府以跨层级的形式表现出环境治理的快速响应、责任传导和治理效用的治理逻辑,反映了新时代我国环境治理模式的新变化。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环境监理探讨

水利水电工程环境监理是针对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对区域环境影响特点引入的,有助于及时解决工程中的环境问题,文章结合重庆巫溪刘家沟水电站和东溪河梯级电站环境监理工作实践,探讨了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期水环境、大气环境、声环境、固体废物、水土流失、陆生水生动植物、文物景观、人群健康和移民安置的环境监理要点,为建立完整的水利水电工程环境监理规范打下了基础。

绿色低碳发展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环境治理体系构建研究

中国建设现代化环境治理体系是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措施。界定了绿色低碳发展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环境治理体系的内涵和内容,分析了现有治理体系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措施。研究认为,绿色低碳发展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环境治理体系是在党的领导下,遵循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系统运行规律,坚持政府、企业、社会等多主体共同参与,坚持绿色发展文化理念,以现代信息技术为基础、法治为保障,运用行政、经济、法律、社会等手段建立全面保护生态环境系统、实现共享共治的环境治理体系;中国具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环境治理体系的良好基础,但仍存在治理体制改革顶层设计滞后、法律法规不健全、生态环境监督监测和执行力度软、企业主体作用发挥不够、社会公众参与度不足等问题。提出构建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环境治理体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全面深化环境治理体制机制改革;强化绿色低碳发展法律法规和政策建设;发展绿色金融,推进重点领域和企业绿色化改造;同时,不断丰富治理指标体系,强化环境监测监管(环保督查),增强全社会生态环保意识,提高公众参与能力。

环境执法监督与空气质量——来自中央环保督察的准自然实验证据

2016年确定的中央环保督察旨在对环境执法监督形式进行创新性改革,是中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制度安排,空气质量被生态环境部纳入督察工作的重点内容。采集全国25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中央环保督察这一准自然实验,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法评估其对空气质量的改善效果。结果表明:中央环保督察对空气质量指数的降低发挥了显著作用,被督察省份的空气质量指数(AQI)平均下降3.184个单位;单项污染物治理效果表明,中央环保督察对PM_(10)、SO_(2)、O_(3)浓度的降低有显著贡献,但对PM_(2.5)、NO_(2)和CO浓度的影响不显著;进一步地,运用平行趋势检验、反事实检验与倾向得分匹配检验证明回归结果的可靠性;动态效应分析发现,中央环保督察的政策效果具有滞后性,并且随着反馈意见的颁布减弱;机制检验与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中央环保督察政策效果呈现东部、西部、中部地区逐渐减弱的现象,且中央环保督察对空气质量的影响机制中存在技术创新效应。

海洋生态修复项目监管的现状、问题与建议

近年来中央和地方投入大量资金开展海洋生态修复项目,但项目监管机制仍不健全,因此研究当下海洋生态修复项目监管机制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相关政策和实施内容的演变为依据,总结我国海洋生态修复项目的发展阶段;针对海洋生态修复项目存在的资金来源和使用方式较单一、利益相关者参与度不高、项目管理没有针对性的法律法规和标准指导、缺乏可参照的工程监管模式以及竣工管理技术要求和机制不完善等问题,提出对策建议。主要包括探索中央和地方生态修复共同受益的机制,根据区域整体性生态修复规划实施“马赛克拼图”式修复,扩展生态修复项目的资金来源和管理方式,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参考已有的监管要求和标准,细化中央资金支持生态修复项目的调整程序、审批权限和责任,严格项目进度安排,预留充足的时间开展后期评估并建立长期效果评估指标体系,划定项目的“及格线”和“优秀线”,提高利益相关者参与度。

分散性污水处理技术研究进展

针对我国的实际情况,将集中污水处理与分散污水处理效果进行了对比,结果表明,分散污水处理是节省投资、降低能耗、维护生态平衡、推行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先进技术,适用于农村和其他未普及管网的地区。采用分散型污水处理系统和集中污水处理系统相结合的方式是中国目前既解决环保问题又保持可持续性发展的有效途径。文中详细介绍了分散型污水处理技术的概念、优点以及主要的技术形式,预测了其发展前景,并提出了相应的发展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