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制度逻辑: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

自2001年以来,国家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政策历经碎片化政策支持、整合性政策融合和“造血式”战略布局等三个阶段。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政府决策、经济发展的底色、传统“西部意识”思维的制约是政策变迁的重要影响因素;受制于“回报递增”和“体制锁定”机制,政策变迁存在明显的路径依赖。2010年“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的首次提出及2017年其升级版的出台是政策变迁的关键节点。政策变迁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西部高校整体实力的增进;同时,引导中西部高校在发展思路上实现了转变。

当代中国国家权力纵向配置:制度困境与变革思路

国家权力纵向配置涉及一国权力配置的原则、制度、方式等一系列国家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其重要性不亚于国家权力的横向配置。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下,由于中央与地方关系在整个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以及国家权力纵向配置所呈现的不规范性、非制度化,迫切需要通过制度设计找到中央与地方间集权、分权的合理均衡点,实现二者之间的动态平衡,从而在此基础上建构一个民主、高效、充满活力的国家权力纵向配置体系。

中国科学的体制化进程缕析——兼与西方国家的比较

从晚清时期西方科学的传入,到以中国科学社为首的民间科学社团的陆续建立,再到中央研究院等官办研究机构的诞生,中国科学的体制化逐渐形成。中国科学的体制化是包括广大留学生在内的新知识群体“扩散和移植”的结果,因此与欧美诸国有着相似的一面,带有一些模伤的痕迹。但不可否认,中国科学的体制化又有着自己的特征,这是由中国的具体国情所决定的。

基于新制度主义视角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制度研究

目的:为完善我国药品招标采购政策提供参考。方法:分析相关文献和数据,并基于新制度主义视角,从制度的合法性、路径依赖以及权力与利益的博弈三个方面,分析我国药品招标采购制度运行过程中出现问题的原因。结果与结论:我国药品招标采购制度实施过程中存在招标评价指标不合理,药品质量难以保障;招标采购分离、量价不挂钩;医疗机构回款较慢等问题。建议均衡各个利益集团的利益,完善医疗机构补偿机制,优化综合招标评价体系,落实招标采购合一、带量采购,规范政府在招标采购制度中的现代施政原则。

国家治理转型的纵向维度——基于央地关系改革的法治化视角

央地关系是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个核心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央地关系改革采取的是一种渐进式实验主义思路,权力的上收与下放整体上呈现"弱制度化"的特点。现实当中,央地关系的改革与调整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运动式治理、专项治理、压力型治理等非常规手段,尽管能够快速解决一些久拖不决的治理难题,但是并没有实现对传统国家治理模式的突破,也难以有效避免央地关系的"统死放乱"怪圈和周期性震荡。欲实现国家纵向治理的现代化转型与升级,必须加强以国家法治为中心的央地关系制度建设,以央地关系法治化来提升国家的整体治理能力。如此才能从国家制度建设层面维护中央权威,也才能真正形成既有秩序又有活力的地方治理。

中央苏区党的干部教育制度化研究

中央苏区时期,我们党建立了一系列干部教育制度,涵盖了干部教育宏观管理和干部院校管理制度两个方面。包括分级分类干部教育培训制度,干部院校领导教员选拔制度、学员调训制度、经费保障制度,还对教学内容和方法、课堂纪律、食宿管理等做了规定。这些制度具有较强的操作性和灵活性,确保了干部教育培训取得实效。这些在党的干部教育历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制度建设,对当前干部教育制度化提供重要启示: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导向,提高干部教育时代性、针对性、有效性;加强干部教育制度体系建设,增强干部教育实操性;激发干部教育活力,不断提高干部教育水平。

论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关于党内民主的理论与实践

在党内民主思想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都作出了巨大的理论贡献,并取得了丰硕的实践成果。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完善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找到了民主制度化的途径;以江泽民为代表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了民主执政的思想。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关于党内民主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科学体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多党合作理论的发展

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善于开拓创新,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把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写入宪法上升为国家的意志。1989年12月,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使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走向制度化,首次肯定了民主党派的参政党地位,拓展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领域,完善了政治协商、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机制;使新时期多党合作取得了新的进展和显著成效。

论西方传统史学的特征

以兰克学派为代表的西方传统的“科学”史学主要有四个特征:学科制度化;以国家为分析单位;欧洲中心主义;客观主义。

中国科学体制化的演进历程——兼与英法两国的比较

科学体制化是科学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是科学发展的组织条件和制度保证。从明末清初近代科学传入我国,到1915年和1928年中国科学社、中央研究院的分别成立,这都表明我国科学体制化正逐步形成,虽然形成过程中有对英法两国的模仿,但也有着自己的特色。

运动式治理的长效化:短期性中心工作何以嵌入长期发展战略?

运动式治理是富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和地方治理方式。既有对运动式治理的研究多围绕运动式治理与常规化治理的关系而展开,强调二者相互补充或替代,同时假定治理常规化等同于治理制度化,但较少讨论运动式治理的长效化以及长效化与制度化的关系。文章基于运动式治理“常规化—长效化”分析框架,揭示运动式治理制度化的两阶段动态变迁过程以及运动式治理长效化的生成机制。对省域范围内“三改一拆”执法行动从发起到融入常规科层机制、再到嵌入长期发展战略的长时段制度化转型分析表明,与中央战略目标和地方发展实际相契合、治理机制的常规化建设以及社会认同的形成,实现了政治、行政与社会合法性的叠加,推动了运动式治理的长效化。

从第一至第七届中央委员构成透视革命斗争时期中共中央的制度化

中共中央组织的制度化是中国共产党制度化的核心。本文借用波尔比斯对美国国会组织边界的经验研究范式,将第一至第七届中共中央委员信息数据化,以研究革命斗争时期中共中央的制度化。以1935年的遵义会议为界,中共中央从幼年期转向制度化的成熟期。遵义会议前,中央委员进入退出频繁,中共中央组织边界尚不够清晰和稳定。遵义会议之后,第六届中共中央委员会长期稳定,直至被高度制度化的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所接替。本文详细讨论了这一转变的过程、原因和意义。

中央农业实验所与中国近代农学研究体制化

成立于1932年1月的中央农业实验所,隶属于当时国民政府实业部,为国家级农业科学研究机构及主管全国农业技术改进的农业最高机关,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近代农学研究开始走上体制化的发展道路。中央农业实验所与国家权力之间保持彼此依赖和同构互融的关系,这反映了中国近代农学研究体制官办集中的色彩,与此同时,中央农业实验所又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国家对其研究给予了较多的尊重。中央农业实验所致力于农业科学研究活动和交流,在中国近代实验农学发展方面表现卓越,同时它还指导、联络全国农业科研组织,协助筹设各省农业改进机关和农事实验场。上述工作,有力地推动了近代中国农业科学研究的体制化发展。

从委托代理模式看中央集权下的中国科学建制化(1949-1966)

以前人涉及较少而又必要的史实资料为基础,引入并改造西方关于政治与科学关系的"委托代理"理论,将建国初期的主要行动者根据其功能目标和行为规则加以区分:执政党、行政部门和科学机构,三者围绕利益、权力与价值在建国初期充满变数的历史情境下展开委托代理多方互动,促成了建国初期中国科学建制化的产生、演进和定型。进而将建制化进程分为三个阶段,并分析各阶段特征。

政党权力转换与政党制度变迁——基于中东欧国家政党制度变迁的案例分析

中东欧国家从共产党领导到多党竞争的政党制度变迁史无前例,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该问题,但全景式考察中东欧国家政党制度变迁并进行理论分析的成果尚不多见。本文立足有关政党制度及其变迁的既有理论,结合中东欧国家的实际,围绕政党权力转换这一核心概念建构研究框架,从政党制度性质的变化、政党制度类型的变化、主流竞争结构的变化和政党制度的制度化四个方面阐释中东欧国家政党制度的变迁。本文认为,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东欧国家几乎同时放弃共产党领导,改行多党制,完成了政党制度性质的转变。其后约30年间,中东欧国家的政党制度类型及其变化呈现多样化态势,多数国家的主流竞争结构发生程度不同的变化,政党制度的制度化水平不高,且没有出现明显的由弱到强的转变。总体来看,多数中东欧国家的多党制虽已建立,但尚未形成稳定的模式,发展前景不够确定。从政党权力转换出发考察政党制度变迁有助于清晰反映变迁过程,但政党制度变迁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对它的深入研究还需考虑除政党权力转换外的诸多因素。

科学体制化视阈下的中央林业实验所(1941—1949)

中央林业实验所是民国时期最具影响力的林业科研机构。它的创建是国民政府为满足抗战时期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而做出的应对之策,也是林业科学体制化建设的必然产物,其发展深受时事环境的影响。伴随时局的变动,该所不断对组织机构与人员数量做出调适。大体而言,中央林业实验所是近代林业科研机构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领导了全国范围的林业科研工作,培养了一批职业化、专业化的科研人才,传播与普及了林业科学知识。

中央行政指导的运作机制探析——基于省级政府网站建设的案例研究

行政指导是常规的国家治理策略,公共行政学领域却鲜有研究其运作逻辑。本研究基于控制权理论,以省级政府门户网站建设为例,分别从治理模式的类别归属、地方政府的动态响应机制以及中央治理模式的转变来剖析行政指导的运作逻辑。研究发现:行政指导作为松散关联型治理模式的常规治理策略,在政策执行上呈现出一种"发文—响应—实践—发文"的动态机制:尽管地方政府面临较弱的激励与约束环境,但在中央"潜在制度化"压力下依据中央发文而短期、波动式提升政策执行绩效;与此同时,行政指导有助于推动地方政策创新与扩散,而创新实践又为新一轮中央行政指导创设政策方案。研究还揭示出行政指导并非最优均衡解,中央的政策优先级和产权激励决定了治理模式的选择及其动态转变,进而型塑了中国国家治理模式多样性的丰富内涵。

中欧与东欧国家的问责:概念与实践

本文探讨的是欧盟新成员国(欧盟10国)的问责情况。首先,考察了问责概念的不同含义。其次,从三个理论视角(问责缺失、过度和陷阱)来分析欧盟10国问责存在的问题。然后,讨论欧盟10国问责体制的特征及其可能的解释。本文认为,欧盟10国问责体制的特点是,许多现有的正式问责机制与其实际效果之间存在差异('休眠中的问责')。这或许是因为,问责机制植根于特定的环境中(腐败高发、官官相护、信任度低),政治代表和公共行政的频繁变动,缺少内行、公正的问责主体。本文结论部分指出了这一研究对实证性比较研究和理论建构的启示。对实践工作者的启示问责是最重要的公共行政概念之一,但这方面的实证调查研究仍有待发展,特别是在中欧和东欧国家。实证研究必须要有与实践相关的假设来引导。本文提出了三个这样的假设——问责缺失、问责过度、问责不对称。这就需要考虑问责所植根的更广阔的背景,分析问责关系随时间的变化,仔细区分法律上和事实上的问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