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与瓦罕关系述略

瓦罕,是一个位于帕米尔高原最南面的土邦。1759年清政府平定大小和卓之乱后,瓦罕成为清朝的外藩属国。但乾隆时期瓦罕与清朝的关系比较疏远,清政府不仅对瓦罕的求援置之不理,而且在布鲁特部落劫掠瓦罕人、牲畜一事上大多本着息事宁人的态度。乾隆朝之后,瓦罕与清朝的关系进一步疏离。在浩罕骚扰中国新疆的活动中,瓦罕多次派人参与其中。1883年,在英国的纵容下,瓦罕被阿富汗吞并,中瓦宗藩关系正式瓦解。而这与英俄在中亚的大博弈紧密相关。在这一过程中,英俄两国探险家扮演着重要角色。总的来说,清朝与瓦罕关系的流转变迁,映照着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传统的以“朝贡”和“羁縻”为中心内容的宗藩体制从兴盛走向衰亡的历史。

明清北京城“凸”字形城廓整体保护研究

明清北京城“凸”字形城廓与传统中轴线是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的两个重点,通过调研明清北京城“凸”字形城廓的保存现状,发现皇城、内城、外城三重城廓局部空间的标识性需要增强。更重要的是,城廓的整体保护应与中轴线相结合。城廓与中轴线具有共通的突出普遍价值,共建了北京老城的核心空间框架,能够共同体现中国古代营城建都时的“宅中”思想。因此,明清北京城“凸”字形城廓的整体保护要与传统中轴线相结合,更完整的城廓空间能有助于北京城“中”字形空间框架的展示,有助于城廓与中轴线价值的保护与传承。

河南书院与清初洛学复兴

清初,以孙奇逢、耿介、冉觐祖、窦克勤、张沐、李来章、汤斌等为代表的学者群体,在百泉、嵩阳、朱阳、南阳、游梁等河南书院讲学授徒,以重振洛学而相鼓吹,从而掀起了一场文化复兴运动。这次运动以书院为中心,众学者的学术取向一致,讲学互动频繁,注重经世而又与官方联系紧密,多角度地展现了地方书院与理学学派之间的高度融合,这在书院史、学术史上都值得特别注意。

清代中央政府对西藏的财政支出与财务监管

清代中央政府在对西藏地方的财政投入和财务监管方面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政策,构成了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的又一方面重要内容,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历史经验。本文以档案资料为据,就清廷对西藏的财政支出政策、项目、数量和特点,以及驻藏大臣对西藏地方的财务核查管理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和介绍。

晚清新政时期中央与各省关系初探

晚清新政,包括洋务新政、甲午新政、20世纪初年的新政和预备立宪四个互相联系而又逐步递进的过程。在晚清新政的过程中,清政府最初以下放给督抚事权的方式推进改革,最后又力图通过集权来加强中央权威。所以,晚清新政的历史,就是中央与各省不断调整关系的历史,也是中央权力与各省权力此消彼长的历史,还是晚清中央集权体制不断衰弱的历史。总结这一历史,对我们进一步认识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特点将是十分有益的。

清朝民族政策解读

清朝的民族政策是比较成功的。康熙皇帝是清王朝民族政策的奠基人。清王朝在内外蒙实行支持黄教、满蒙联姻、分而治之的政策;在西藏实行支持喇嘛教,册封达赖、班禅,派遣驻藏大臣等政策;在新疆设置伯克城主,派遣伊犁将军、喀什噶尔参赞大臣等政策;在南方民族地区设置土司,实行“改土归流”等政策;很好地解决了中央王朝与民族地区的关系,建立了一个长达近300年之久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帝国风化与世界秩序——清代海外竹枝词所见中国人的世界观

从先秦时代起 ,对外部世界的想象一直主导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 ,于是产生了诸多构想殊方世界的文字作品。这些作品 ,一方面反映了中国人渴望新知的倾向 ,另一方面却集中体现了“华夏中心论”和“文化中心主义”的传统偏见。这样的观念 ,至迟到晚清依然没有改变 ,当时人所作的诸多海外竹枝词 ,就是一个绝好例证 ,它们往往是带着这种观念写成 ,其笔下流露的依然多是想象的成分而非真实。从分析海外竹枝词入手 ,重新检讨中国世界秩序观从古代向近代转型的问题 ,于今日顺应世界一体化的潮流极富意义。

清代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演变

清代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发生了带有时代印痕的演变,其根本原因是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而政治、军事等职能在各级政府间划分的转变也是重要因素。清代财政先是中央过分集权,后是地方过度分权,二者均为时势之必然产物,又对财政经济造成消极影响。

晚清中央与地方关系演变及启示

晚清中央政权自身的衰落导致了湘系、淮系、北洋系地方势力的崛起;财权、兵权、外交权下移,使中央政府丧失了政治权威和统治能力。晚清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演变证明,平衡与协调是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最佳选择。

晚清咸同之际税关间的关税纠葛及其调解

晚清咸同之际,由于筹饷权的下放,地方财政渐具形态,作为中央财政重要来源的关税收入,也被纳入以地方军务为中心的财政单元之中。由于地方利益的驱动,不同地区的税关在追逐关税资源过程中,产生如税源分割、税款支配方面的种种纠葛。这种带有地方本位意味的各地税关之间的利益对立,凸显出新的历史情境下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进一步松动的迹象。

“五胡乱华”和“孝文帝改革”:事件、叙述与认同——以清末民国时期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为中心

清末民国时期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对"五胡乱华"与"孝文帝改革"有着不同的评价。清末认为五胡乱华给中国带来了灾难,孝文帝改革是北魏衰落的根由。民国成立后,认为五胡之乱尽管给中原人民带来了灾难,但这些北方民族最终同化于汉族,促进了中国民族的发展。20世纪30年代后,强调这些北方民族对中华民族形成的意义和中国文化发展的贡献,认为各民族互相融合,形成一个新的中华民族。这一评价变化过程,是中国民族认知不断发展、不断调整叙述策略以建构民族认同的过程。

论清末邮传部的人事管理

从管理学的角度来审视清末中央政府的人事管理,有别于长期以来学界出于政治史的诉求而对该问题的涉及。以邮传部为例,在其所存在的五年多时间里,主要问题有四:一是以丞参为主体的中下层官员群体的膨胀,以至于人浮于事,机构难以简化,在今天看来,定岗问题即精简机构设置是人事管理的关键;二是汲引私人,这与私荐有关;三是内争纷繁,传统的派系区分难以涵盖整个全貌;四是专门人才的借调与考试。

朱舜水“东夷”褒贬的初衷与苦衷

对日本“东夷”的“褒贬互见”和清朝“东夷”的“损誉不定”,使朱舜水的在日角色和日后作用变得十分复杂。在“明清交替”的兴亡背景下,朱氏一方面通过“乞师”行为希望深受汉文化浸润的日本能承载起“反清复明”的文明大任,但同时也认为日本距离他的期待还有漫长的路程;一方面对造成“华夷变局”的清朝义愤填膺,但也通过对清军“迎刃破竹”的状摹和明军“前途倒戈”的白描,暗陈了几分对鼎革终局的无奈和默认。定居日本后,朱舜水对于高谈性命、无视民瘼的士林风气的反思,不但揭破了明朝灭亡的政治学术隐情,也为日本汲取“明朝之失”并走向实学事功之路,开启了异国实践的场域。二百年后,当朱舜水传播于日本的“华夷对立”观念最终转化成日本与中国的“国家对决”时,有日本国参与的中国内乱,最终也给舜水的母邦带去了东洋人的灾难,尽管这并不符合他的初衷。

三论边疆地区的中心化与边缘化——与“新清史”的对话

本文主要与“新清史”提出的“边疆是边疆,中心是中心”的观点进行对话,基于“二元社会结构”理论来分析海南作为边疆地区的冼夫人信仰文化,最后得出边疆与中心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彼此互动和交流的,且边疆地区具有明显的向心性的观点。冼夫人自身经历以及海南冼夫人信仰文化形成和发展的过程证明了边疆和中央具有紧密的联系,处在边缘地区的海南不仅具有古代大一统社会文化的中心元素,而且具有明显的向中心性,在“二元社会结构”下,不论是官方力量还是民间力量,都在从不同方向推进着海南地区的中心化与向心性。

试论明清鲁中地区水神信仰

水是生命之源,与人们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在以农业立国的中国,早在原始社会后期就已经产生了水神信仰。明清鲁中地区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其水神信仰具有地区和历史之特点,主要表现为:参与者广泛,神灵体系完备,祈雨行为功利化,政治、道德色彩浓厚、具有地域特色等,既对前代有所继承、发展,又与周边地区有所不同,这些无疑与当地的自然、地理环境,政治、文化传统息息相关。

晚清台湾地区铁路建设经费主要来源分析

晚清时期,台湾地区铁路建设经费的来源主要包括台湾地区自筹经费和中央专项铁路经费中的"台湾省解款"两个部分。其中,官办体制下的台湾铁路建设经费来源主要包含海关税收和厘金;中央专项铁路经费中的"台湾省解款"则主要来源于厘金。台湾地区铁路建设经费的主要来源及其运作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晚清财税制度的新变化。

清与元明中央政府治藏宗教政策的差异及成因分析

西藏自元朝正式纳入中央王权统辖后,元明清三朝为谋求对这一地区的稳固统治,均采取了"因俗而治"、推崇和扶持藏传佛教来为其统治服务的宗教政策。然因时代和政局的变化,三朝在具体措施上又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文章从不同统治主体与理念、西藏地方周边和内部不同情势等方面分析清与元明朝在治藏宗教政策上形成差异的原因。

人性、市场机制与道德——亚当·斯密经济伦理思想分析

斯密是西方最早对经济活动与道德伦理的内在关联作过深入思考的思想家。他从道义上肯定人的自利心的正当性,同时又认为必须从道德上法律上加以约束,通过“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从而可以实现利己与利他、富国与富民相统一的经济伦理思想,不但有益于我们对他的经济理论的深化理解,而且对于推动与我国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建设也是一种很好的借鉴与启迪。

元明清中央王朝对云南治理政策比较研究

元朝对云南的治理,在指导思想上排出了"外夷狄内华夏"的观念,在云南组建了隶属于中央的大行政区,把云南真正纳入管辖范畴之内,在云南推行与内地相同的治策。明朝对于云南的治理政策则回归到"守在四边","守在四夷"的传统核心指导思想,在领土问题上采取"守备为本"的思想,并设置中央机构和地方机构。至清朝,对边疆少数民族较少歧视,少有"内华夏外夷狄"一类的看法,但清前期诸帝依然有"守中治边""守在四夷"的传统意识,并在明朝的基础上,特设理藩院,作为统治少数民族的最高权力机构。此外,作为羁糜治策的升级版本,元明清经历了土官、土司制度直至改土归流的变迁,并在具体实施上呈现出明显的差异。而元明清王朝在云南开通、维护、发展驿道和兴办教育,对于增强云南和外地实质性的交流以及促进经济、文化、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清朝入关前的萨满教改革研析

在明朝末年的女真社会,萨满教仍是人们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其种种弊端也日益暴露。在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以及皇太极建设后金政权的过程中,两代统治者对萨满教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此次改革不仅奠定了有清一代满族萨满教的基本面貌,也是满族萨满教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