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加强党对审计工作的领导

加强党中央对审计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审计领域的具体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审计领域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指导审计实践、推动审计高质量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是加强党对审计工作领导、坚持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基本依据,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审计理论和实践中的巨大真理力量和独特思想魅力。我国审计从一产生就为国家治理服务,根据国家治理的意志和目标依据国家治理体系的法律法规制度审核决策执行情况,并向国家治理的最高决策者报告审核结果。在不同的国家治理时期,我国审计与国家治理的重点内容紧密结合,形成了彰显各个历史时期特色的审计制度。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我国审计发展规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性升华。

党的职能部门统一归口协调管理的党内法规制度完善

归口协调管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下,执政党对政府和其他政权组织、社会组织的领导与分类管理相结合的分类治理机制。党的职能部门统一归口协调管理作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重大制度举措,是发挥好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领导核心作用的重要内容之一。现行党内法规体系中并未将归口管理列为正式制度单独予以规定,归口管理作为新时代具有创制意义的党政机构改革模式,尚处于发展期和磨合期,仍然需要结合改革实践不断调试、完善与发展。其不仅涉及党的组织对政府组织和其他政权组织、社会组织的多重领导关系和管理关系,更涉及党的组织工作层次的合理划分以及工作机制的分类推进等党和国家机构深化改革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仍需要在理论上和实践中不断探索、逐步完善。现阶段,党的职能部门归口管理虽不具备通过制定专门党内法规进行统一规范的立规条件,但应当以《中国共产党工作机关条例》的修订工作为契机,在明确党的职能部门归口管理制度内涵的基础上,本着规范主体、规范行为的原则,完善归口管理的一般性原则规定,为其制度的体系化完善打好坚实基础。

论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方法论特征

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作为一种系统化的理论观点和政治原则,具有鲜明的方法论意涵。具体表现为既坚持问题导向又坚持目标导向,既进行宏观规划又进行具体指导,既凸显科学性又凸显价值性,既呈现传承性又呈现开放性,既具有全球视野又具有本土视域等特征。每组特征都贯穿着辩证法的思维、视野与精神,呈现彼此互镶、互嵌与互构的共在样态。置身新时代纷繁复杂的新问题新任务之中,正确认识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方法论意涵,更加具有破解系统难题、供给综合策略、实现统筹兼顾的实操价值。

中国共产党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历史演进和基本经验

维护党中央权威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个重大建党原则,也是坚持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党中央权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得以形成,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得以维护,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得以重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得以强化。中国共产党在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的百年过程中,也总结形成了一系列基本经验,那就是要正确处理民主与集中、纪律与自由、政党意志与领袖意志之间的辩证关系。

我国《宪法》第三条第四款的程序意蕴

我国《宪法》第3条第4款规定了中央和地方国家机构职权划分的原则,即“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以程序的视角观察可见:一方面,地方的国家机构有权提出中央需要研究、回应的议程;另一方面,中央国家机构在最后环节保有对地方动议的否决权。“主动性、积极性”区别于“灵活性”。“灵活性”与“原则性”相对,意味着制定特殊规则、采取变通措施。国家机构所实行的民主集中制和执政党的民主集中制仍可一致地解释。两种民主集中制都允许从属方提出意见,而主导方仍可拍板定案。

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决定性意义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新时代深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作出重大部署,把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作为第一位的任务,提出明确要求。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对于推进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历史使命具有决定性意义,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显著特征,是党的百余年奋斗史的重大历史结论,是党推进自我革命的政治保证,是党走好赶考新征程的必然要求,是党和国家各项事业迈向前进的根本遵循。

正确理解积极推进党和国家机构改革

党的二十届二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这是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经验的高度概括和有机吸纳。改革方案是党的二十大所确定的深化党的建设、推进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指导方针。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积极推进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就必须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改革方案上来。要搞好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就要充分认识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提高深化机构改革的自觉性,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要坚持以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为统领,要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导向,要以坚持优化协同高效为原则,要紧紧抓住机构改革的重点领域重点行业深化改革,要重点深化党中央机构、国务院机构改革,全面推动金融、科技管理、社会工作等领域的机构改革。

从冀东暴动看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集中统一领导的实践及效果

坚持党的领导作为中国共产党制敌取胜的重要法宝,在全面抗战时期党实现了由政治主张等到一元化领导体制的发展强化。全面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开辟敌后战场并针对逐渐显现出的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不力问题给予适时纠正,但地方在对此问题的纠正中存在滞后性,其中冀东党组织在加强党政军集中统一领导方面并未及时跟进中央调整,成为冀东暴动失败的重要原因。冀东党组织反思并意识到党集中统一领导之重要性,据此开展根据地工作并跟进中央要求有序调整。由此,冀东抗日有了坚强领导和军事保障,推动了抗战胜利,这一过程体现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之威力的同时也反映出其由主张向体制变迁、由中央向地方贯彻的复杂艰难性、不连贯性。

小岗“大包干”改革及其当代启示——纪念改革开放45周年

小岗“大包干”从被否定到被肯定,从基层创新上升为中央政策,经历了从酝酿到诞生及至合法化三个阶段。小岗“大包干”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创举,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形成了农村改革的重大制度成果,孕育了“改革创新,敢为人先”的小岗精神,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立场,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实践、制度、精神、理论四个层面的贡献。新征程上,解决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矛盾,仍然需要改革这个“关键一招”。总结小岗“大包干”改革历程及其经验,对于持续全面深化改革无疑具有启示作用。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经验启示

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确立和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艰辛探索、勇于创新,积累形成了一些重要经验:在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原则指导下牢牢掌握无产阶级思想领导权,奠定确立和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思想根基;围绕“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任务不断扩大党内民主和革命民众的政治参与,建构确立和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政治认同;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形成过程中科学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和全面领导制度,强化确立和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组织与制度保障。系统总结这些经验,对于进一步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新时代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新要求,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集中统一管理:现代化视角下政府运行保障体系改革方向

近年来以机关事务为主要内容的政府运行保障体系进行了以集中统一管理为方向的改革,这既是中央大政方针的要求,还是基于现代化理论的科学判断。现代化需要的是由专业化的职能机构组成的政令统一的科层制政府,所以政府运行保障必须改变各机关自我负责的碎片化模式,而将职权集中到机关事务管理部门,形成一个上下一体的标准统一体系。集中统一管理有助于增效、提质、降成本,还有助于消除政府内部福利不平等、遏制腐败。但集中统一管理也有边界——限定在内部行政事务或后台行政事务,适用于通用性事务而非特殊性事务。集中统一管理后,必须秉承权责对等原则,若保障出现问题,机关事务管理部门应当承担相应责任。通向政府运行保障集中统一管理的现代化过程并非坦途,既需要党的全局把控和重视,又需要科学合理有序地推进改革,并以优质高效经济为评价标尺。

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进程、逻辑及经验

国家中心城市是在党的领导下独具中国特色的城市建设模式,也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城市力量,体现了鲜明的党的领导特色与社会主义特色。党领导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历经探索奠基、起步发展及深化转型三个阶段。回顾这一历程,党领导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在价值遵循、实践展开、认知行进和目标追求等方面呈现出鲜明的演进逻辑,并在这一过程中凝练总结出诸多基本经验:必须始终坚持党对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坚强领导,牢牢锚定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深度解析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中心”任务,不断推动党对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理念和实践创新,吸纳借鉴世界城市先进理念与有益做法。这些鲜活经验,为建设更高质量的国家中心城市提供了践履启示。

中国共产党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历史进程及现实启示

维护和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与领导理论的重要内容、是无产阶级政党发展史的历史昭示,是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根本保证。回顾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时期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四个时期党加强集中统一领导的历史进程,表明新时代需要不断筑牢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思想根基、不断夯实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组织基础、不断完善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体系,不断强化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纪律保障。

“三重一大”制度与行政决策程序统一构建

“三重一大”制度在党政机关以及国有企事业单位行使公权力决策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监督制约作用。“三重一大”制度的理论基础和历史脉络,反映了新时代该制度独特的政治地位,使其应当被赋予更大的时代意义和更高的法律地位。“三重一大”制度和行政决策的集体讨论决定制度,存在着理论基础、制度目的、事项范围和主体等方面的重合,二者统一制度构建具有的多种优势,使其具有可能性和必要性。因而,可从决策形式、决策范围和决策监督方面进行制度构建,以弥补制度漏洞和增强制度间的相容性。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加强一元化领导的主要动因、举措和成效

中国共产党由于受“王明路线”影响,曾遭受重大损失,也影响中共党组织领导权威,诱发张国焘以军事实力为依靠挑战中共党的领导权威。延安时期,中共在面对全面抗战新局面时也曾出现中共党组织对军队、政权以及其他中共领导的组织和团体弱化和虚化等问题。这些问题逐渐成为影响中共发展的亟待解决的严重制约因素。延安时期,中共中央明确提出要将中共建设成为中国革命领导核心的任务和使命,通过处理典型党军关系事件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建立健全制度体系确保中共党组织一元化领导的实现。延安整风期间,中共中央正式颁布决议和决定明确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并组织召开专门会议解决党的一元化领导问题。延安时期,中共加强一元化领导强化了中共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巩固了中共党组织在中国革命中的核心领导地位。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借助党的一元化领导实现了中共自身的发展和壮大,也推动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核心领导集体的形成。

系统思维视角下大党独有难题的剖析与破解

习近平总书记以鲜明的系统思维,建构起理解大党独有难题的逻辑闭环,为破解大党独有难题提供了思想遵循。这一思维的逻辑起点在于首先明确“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一根本问题,并在此基础上系统思考依靠谁干(组织力量)、如何领导(领导能力)、如何干(精神状态)、如何保障(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等系列问题。循此思维把握大党独有难题的“总题”与“分题”,是历史视野、现实问题与未来目标的统一;是政党内部要素互动、政党与环境互动的统一;是精神动力、组织动力、历史动力的统一。破解大党独有难题,需要做到:牢记“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一根本问题,找准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目标牵引;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明确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思想保障;坚持民主集中制,锚定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组织原则;坚定不移推进自我革命,增强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主体自觉;提升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明确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历史归属。

列宁“政治遗嘱”关于维护党的政治权威的思考及其当代启示

列宁在“政治遗嘱”中提出了很多关于维护党的政治权威的创新性观点:建立有威信的中央领导机关;保持中央委员会的稳定性,维护党的团结;改组工农检查院,完善监督机制;加强文化建设,提升党的领导能力。这些观点集中反映了列宁政治权威思想的主要特点:高度的敏锐性、浓厚的科学性、深刻的辩证性、鲜明的人民性和强烈的战斗性。列宁关于维护党的政治权威的思考对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加强党的权威、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延安时期坚持和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历史经验与时代价值——兼论“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坚持和维护党中央权威是中国共产党始终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和维护党中央权威经历了从长征结束到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再到延安整风直至党的七大等为主要标志的党中央权威巩固完善发展的过程,核心逻辑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的确立、毛泽东思想成为全党指导思想。延安时期党的事业的顺利推进离不开党的领导核心的确立与巩固、科学的指导思想、不断推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党的纪律与制度建设等。新时代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毫不动摇坚持和维护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定不移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坚持不懈推动“两个确立”制度化。

有效市场、有为政府与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本文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为基础,从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所有制之间矛盾的视角,将市场和政府这两种资源配置的手段视为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主体之间利益协调的两种机制,认为两者在不同的领域和层次发挥作用,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所有制之间的矛盾运动是影响两者之间辩证关系的基本力量。一般来说,市场手段和政府手段都有各自的局限性,都存在失灵的可能,需要将其结合起来。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体制下无法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机统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具有体制的优势,能够将市场和政府有机结合、推动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机统一,这也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了根本的制度保证。

论中央与地方关系中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原则——基于我国《宪法》第3条第4款的考察

我国《宪法》第3条第4款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是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基本原则,但对其规范内涵的关注和研究非常不够。从历史发展、规范现状、制度实践和改革趋势的综合考察可知,"积极性"的静态内涵既包括事权划分的明确性和规范性,也包括作为隐藏要件的与事权范围相匹配的财政资源的匹配程度,其动态内涵则体现为针对事权归属或财政资源争议的纠纷解决机制。比较而言,"主动性"更易被忽视,其内涵既在于将"不待外力推动而行动"的一般释义还原至宪法规范的语境,也能从其与积极性的对比中彰显,还能从我国五部宪法(文件)对央地关系原则体系结构的不同安排中把握。目前的地方试点、隐性对抗策略、地方联合体和地方责任弱化等都可视作主动性的实践,基于"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并非所有地方主动性实践都能为《宪法》第3条第4款所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