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族与黑泰人家祖信仰比较研究——基于宗教人类学的分析视野

我国壮族与东南亚黑泰人存在一定的渊源关系。两族有关祖灵资格的判断标准是相同的,但黑泰人认为幼童、孕妇及其他非正常死亡者的亡灵不能进入祖龛享祀,而壮族认为36岁以下且有子嗣的逝者可以通过举行相应的民俗祀奉仪式使其进入祖灵之列。花神婆婆的花园和夜鸟圩是壮族意念中的原生型祖灵世界,是平行并存的两个不同的空间。黑泰人《指路经》中所建构的彼岸空间是一个统一体,其内部按照逝者年龄、死因和社会地位的不同而分成若干亡灵居住区。丧礼方面,两族在报丧、洁身和入殓礼仪是同多异少,而在开丧与出殡礼仪却是异多同少。祭祖方面,其的目的都是祈求祖灵赐福和强化宗族的血缘意识,但祭祖时间和仪式程序各异。先民同源以及文化的传播与借用是两族家祖信仰出现异同的主因。

芒市傣族祭寨神仪式呈现的历史记忆——基于M寨的田野调查

中国史学界用“历史记忆”观察族群认同、族群关系。芒市傣族地区寨神祭祀活动不仅是傣族宇宙观载体,更是傣族人民祖先崇拜、灵魂信仰的具体体现,傣族后辈在祭祀仪式中接受长辈的社会教育,在祭祀寨神仪式中了解本寨历史。该文通过对芒市轩岗乡M寨祭祀寨神仪式的描述与分析,探讨祭祀寨神仪式中蕴含的傣族村寨历史记忆。该文认为:从寨神位置中可以探知村寨历史;寨神崇拜是芒市傣族民间信仰的核心;双重信仰融合形成当地傣族功德观。该文从历史记忆的角度研究某一族群,有利于探索历史记忆在该族群繁衍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明代宗族祠庙祭祖礼制及其演变

洪武时期多次作出祭祖方面的规定 ,《大明集礼》的规定具有仿照《家礼》和国家礼制象征的性质 ,《家礼》、《教民榜文》和胡秉中的主张在社会上更为流行 ,政府祭祖礼制的特点是认同朱熹《家礼》,这也反映了《家礼》被社会认同的现实。明代宗祠的建设与发展 ,是以《家礼》的普及和士大夫的推动为背景的。“议大礼”的推恩令导致的嘉靖十五年家庙及祭祖制度的改革 ,特别是允许庶民祭祀始祖 ,更在客观上为宗祠的普及提供了契机 ,强化了宗祠的普及。

试论孝德教育的源起和产生

孝德源起于原始社会以血缘为基础的自然亲情、尊祖祭祖的宗教情怀和氏族养老尊老的古老传统。孝德教育的产生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其中所包含的"尊祖祭祖教育"和"尊老养老教育"均可追溯到原始社会。孝德教育产生于西周。西周的孝德教育已经包含学校教育、祭祖仪式、"乡饮酒礼"、视学制度及"释奠礼"、朝廷训俗、采风易俗等诸多教育形式,其中,祭祖是西周孝德教育最主要的形式。孝德教育在西周产生是由当时"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所决定的。

中国封建皇帝封禅略论

在祭教合一的封建时代 ,皇帝举行隆盛的封禅典礼 ,既是构成皇权存在合理性、合法性的普遍逻辑性法则和终极依据 ,又是皇位正统和大一统所必须的文化表征。在儒学思想演绎和阐释下的封禅仪式过程和象征意义 ,不仅是一种政治秩序和制度模式的构建 。

中国早期宗教祭祀及其乐舞对于戏曲形成的影响

中国戏曲的形成与原始鬼神崇拜之间有着颇为密切的关系 ,远古时代图腾礼仪及傩祭中的拟兽类歌舞就蕴含着鲜明的戏剧美因素 ,与拟兽扮饰表演不同的拟神扮饰表演 ,包括蜡祭、雩祭、社祭等以及“葛天氏之乐”也带有丰富的音乐舞蹈、装扮表演等戏剧因素。巫觋在此类宗教活动中的地位和行为颇似今天戏剧舞台上的演员 ,为孕育中的中国戏曲提供了虚拟的装扮性和心理的观赏性这两个极为重要的因素。远古时代宗教祭祀仪式中孕育出的戏曲萌芽 ,由于先秦礼仪文化理性精神的发展 ,并未能进一步演进 ,虽然荆楚歌舞中戏剧萌芽保存下来 ,但只能转化为理性文化改造的宫廷祭曲 。

锁住婴幼儿的灵魂——苗族祭祀用牛披风的构图程式与宗教理念解读

本文从一件苗族祭祖大典“吃牯脏”时祭祀用牛的蜡染披风入手 ,剖析了苗族蜡染图案的构图程式 。

唐代道教的投龙仪式

唐代是道教史上的兴盛发展时期,也是道教从民间宗教跃升为国家宗教,并对唐代社会产生影响的重要时期。史籍道经中有关唐代国家行用道教投龙的记载,是道教仪式已上升为国家祭祀大典的有力说明。唐代帝王热衷于投龙是崇信道教所致,投龙仪式更反映出唐代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崇道风尚。从道教经法制度的相关论述可以看出,投龙仪式具有宗教功能及其象征意义。

周人祭天以祖配天考

周人举行郊天礼时要以祖配天而祭。周代祭天的最高祀典就是郊天礼,举行郊天礼时以始祖后稷配祭,这是周人祭天礼的常制,然亦不只是以后稷配祭。文献中还有所谓祭之礼,实为宗庙祭礼,与周人郊天配祖的制度无关。

元杂剧的鬼魂戏和元代的祭祀习俗

文章探讨元杂剧的鬼魂戏和元代的祭祀习俗。认为元杂剧的鬼魂戏主要分为祭奠神明剧、祭奠亡人剧、祭奠冤魂剧三种。元代鬼魂戏反映了元人的祭祀习俗,并体现了元人的偶象崇拜、鬼魂崇拜及儒、道、佛的思想在元人祭祀礼仪上的影响。

试论干戚之舞

干、戚作为礼器,由实用兵器演变分化而成。干戚之舞源远流长,文化内蕴深厚。干戚之舞滥觞于龙山文化时期,形成发展于夏商时代,规范定型于西周。干戚之舞初为军事巫舞,后演绎成为重大祭礼必备武舞,具有严格的乐舞程序和礼教功能。晚周后干戚之舞衰落。

浅析苗族氏族文化的艺术性

苗族是我国历史悠久的少数民族之一,苗族的历史可上溯到上古黄帝时代,苗族文化充满了历史的烙印,其氏族文化象征在苗族今日的生活、建筑中依然清晰可见,构成一种独特的民族美与艺术美。

彝族传统文化中的农业知识与实践

彝族进入农耕阶段后,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农耕文化;通过彝族古籍、神话、传说等内容来阐述彝族先民有关农业的起源、农作知识、农作物的产生、农具的产生等方面的农业知识,并从农事祭祀、农事禁忌两个方面来看彝族在现实实践中对传统农业知识的运用。

人神之间:胶东渔民祭海仪式的象征意义阐释

海神崇拜是胶东沿海渔民的民间信仰,祭海仪式在海神信仰中最具象征意义,是渔捕文化的特殊形态。它探讨了胶东渔民信仰的四类海神及具有代表性的三种祭海仪式且运用仪式与象征理论,以田横祭海仪式为例将渔民的祭海仪式的过程性分析置于人神交叉网络中,阐释祭海仪式这一文化行为的象征意义,对了解胶东区域文化具有重要的作用。

稻作农耕与日本民俗的形成

日本水稻种植在绳纹晚期从中国江南越海传至,此后稻作农耕作为一种新的生产生活方式,结合当地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日本民俗。日本稻荷神社数量很多,对狐狸的崇拜、樱花的喜爱、过年祭祀时注连绳的装饰以及相扑运动的起源等,最初可能都源于稻作农耕。日本一年四季有各种各样的祭,追根溯源不难发现,大部分都与水稻的播种、萌芽、生长、收获相关联,是人们对丰收的一种渴望,带有很强的现实主义色彩。稻米还被认为是力量的源泉,由此产生了从米中寻找力量的习俗,稻米及制成品还常用于节日祭祀。时至今日,日本人的日常饮食习俗中,依然还带有稻作农耕的烙印,稻作文化是日本文化之魂。

大小凉山彝族杀年猪的祭祖仪式及象征意义

杀年猪是我国许多民族的传统风俗 ,有的民族杀年猪只是为了过年期间的餐桌上更为丰盛而已 ,而大小凉山的彝族杀年猪却不仅仅是为了大快朵颐 ,还有着更特殊的祭祖仪式和宗教价值。从杀年猪的仪式可以窥视到彝族原始崇拜的一角。

论蒙古族传统体育的社会功能——兼论蒙古族那达慕的起源及今昔嬗变

蒙古族传统体育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社会历史文化概貌。蒙古族传统体育在古代,祭祀、娱神、军事训练、检阅兵力的功能较为突出、明显,而基本没有经贸洽谈、发展旅游的功能;近代以来,特别是在现代社会中,祭祀、娱神、军事训练、检阅兵力等功能日益削弱,直至彻底消失,聚会交流、娱乐大众、强身健体、以及节庆、纪念、教育等功能却不断加强,还拓展了经贸洽谈、发展旅游等功能。

谶纬神话与东汉国家祭祀体系的构建

谶纬神学与今文经学尤其是齐地方士化儒生关系很深。谶纬神化刘姓皇权,奉孔子为宗教主,将儒学发展为儒教,具有完整的宗教神学体系,而成为东汉官方意识形态。光武帝刘秀进一步使儒教国教化,对东汉郊庙祭祀体系(本文称为国家祭祀)包括封禅、明堂、南北郊、社稷等的建立具有直接影响,封建时代的国家祭祀因此制度化和体系化,郊祀祭天成为证明帝王即位之合法性、正统性和神圣性必须举行的仪式。谶纬神学对东汉及以后国家祭祀的确立意义重大。

花东卜辞中所见非祭祀动词双宾语研究

在学界对旧有卜辞双宾语句研究的基础上,对新出土的花东卜辞材料中双宾语句做了全面的整理与初步分析,以期能对旧说有所补充或发展,从而发现,花东中的包含有非祭祀动词双宾语结构的句子共34例。数量虽然不多,但是通过对比旧有卜辞中此类双宾语句,可以看出花东中的不少格式是新见的。毫无疑问,这将大大丰富我们对古汉语双宾语句的认识。

汉赋与汉代酒文化的以乐为本及其流变

汉代酒风的炽盛是汉赋中酒文化的社会原因。调和人伦、献谀神灵和祭祀祖先是汉赋中酒的基本文化功能。以审美判断来审视汉赋中的酒文化,可见以乐为本是汉人酒文化的精神内核,而汉末则成为酒文化以悲为怀的开端,此后借酒浇愁、寄酒为迹则成为中国文人酒文化的常态。